可以预见，基于对日美同盟体制的政治和战略依赖，为通过限制中国国家统一方式的选择实施对华牵制，为维护在“旧金山体制”下获取的既得利益，日本不会轻易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及“双轨两面”政策。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杨伯江，节选自《从复交到缔约：当代中日关系法律规范的形成与台湾问题》，刊载于《日本学刊》2023年第5期。
本文大约2800字，读完约7分钟。
中日从复交到缔约谈判，台湾问题始终是有形或无形的一大焦点。日方回避正面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意在制造战略模糊性、保持战略机动性，为应对国际局势变化争取尽可能多的操作空间。日本涉台“双轨两面”政策，既带有阶段性、功利性目的，更具长远战略考量，特别是对“日美安保”战略优先性、“旧金山体制”所谓法理权威性的维护，但“双轨”“两面”本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涉台政策的内在矛盾性、非整合性，其所谋求的所谓“模糊空间”实际是难以成立的。
（一）台湾问题：贯穿始终的焦点问题
在台湾归属问题上，无论是1972年田中角荣内阁还是1978年福田赳夫内阁，都尽力回避采取明确态度。即，以“理解”“尊重”中方立场的表述方式，回避对“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正面承认，以及对台湾地方政权性质及日台关系性质和层级的明确界定。根据日本官方解释，这首先是囿于国际法上的限制。即，根据有关国际文件的精神，台湾归属问题的处理应由美国等盟国在二战后通过协商决定，但有关国家之间一直未就此取得共识；与此同时，日本已通过“旧金山和约”放弃了关于台湾的所有权，故在法理上对台湾归属问题无表态之立场。其次，是受美国因素的影响，具体讲是受到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束缚。
日本涉台湾问题政策之所以大幅受制于美国，是因为台湾问题牵扯到美国整体地区战略布局。在1951年9月签署的名为进行战后处理、实为布局冷战的“旧金山和约”基础上，美国操控形成了“旧金山体制”。此后，在美国授意下于1952年4月签署的“日台和约”与1954年12月签署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一道，将台湾拉入这一体制当中。所以，从日美立场看，如果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意味着“旧金山体制”将被打开一大缺口。
实际上日本对该和约采取的是实用主义双标政策。例如，日本在解决琉球问题和日俄领土争议时从未将“旧金山和约”作为法律依据。同样，在台湾问题上，既然日方一再强调根据“旧金山和约”日本不再具有认定台湾归属的权利，那么将涉及台湾的“远东条款”纳入日美双边条约、限制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方式的选择等种种干预行为的法源又在哪里？
（二）日本“双轨两面”政策及其内在矛盾
日本试图在台湾问题上制造战略模糊性，进而以此保持战略机动性，这在对华外交、对美外交层面则表现为“双轨两面”政策。在日美之间，日本将涉台干预功能内置于双边安全合作机制。面对中国，日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将法律判断和政治判断加以区别的方针，使用的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但不是承认”中方立场的模糊表述。在日本官方立场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被视作“历史渊源”，而其作为处理台湾问题国际法依据的地位被“旧金山和约”所取代。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双轨两面”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功利性目的，即“一方面通过强调台湾应该属于中国的基本原则，以满足日本方面展开对华复交谈判的需要，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台湾归属问题处理的将来时态化，即以台湾问题在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中的战略定位依旧不变，来冰释美国方面的疑虑”。日本的目的是要借助“双轨两面”政策所产生的战略模糊效应，为应对国际局势变化争取尽可能多的操作空间。
然而，日方的政策既然是“双轨”“两面”的，也就意味着其具有内在矛盾性、非整合性，进而最终无法支撑其谋求的所谓“模糊空间”。正如中国学者翟新论证的那样，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以及“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是在台湾问题上体现其立场的两个要点，两者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正是基于这个第八条规定，日本必须履行《开罗宣言》的条款，而《开罗宣言》又明文规定把日本在中国窃取的包括台湾、澎湖列岛在内的领土归还“中华民国”。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中国民国”的关系，从国际法角度看，“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当然也包括对台湾的主权。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来，特别是伴随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剧烈演化的国际形势特别是中美战略竞争激化、中日力量对比激变背景之下，日本越来越有意利用所谓“模糊空间”在台湾问题上打擦边球。然而，历史事实是，从邦交正常化谈判起，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一贯而明确，即要复交，就必须废除“日台和约”，“日台和约”“旧金山和约”不能作为谈判的法律基础，中国政府从来不曾承认过，因而其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
可以预见，基于对日美同盟体制的政治和战略依赖，为通过限制中国国家统一方式的选择实施对华牵制，为维护在“旧金山体制”下获取的既得利益，日本不会轻易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及“双轨两面”政策。战后日本先是以低廉成本完成了战后处理，进而借助“旧金山体制”获取了一系列不当利益。日本如果改变涉台湾问题立场，就会动摇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核心的“旧金山体制”，进而导致其自身不当收益被质疑甚至被清算。为此，同中美之间一样，中日围绕台湾问题的战略博弈势将长期持续下去，中日关系将与亚太地区形势同频共振，继续曲折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