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中国国民党总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了三国首脑会议，会后共同发表了宣言，这就是有名的《开罗宣言》。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柏林西郊的波茨坦举行了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商讨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和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安排，以及争取苏联尽早对日作战，当然也涉及到了战后的利益分配问题。
中国此次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波茨坦公告在发表前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波茨坦公告》发布了以后，中国国内民众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纷纷奔走相庆。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当收音机里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全中国顿时沸腾了起来，到处是欢喜雀跃、奔走相告的民众。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国内民众此刻都渴望国家能够早日实现和平，蒋介石为了拉拢人心，假惺惺地向延安发出了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大计。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层经过商议后，认为蒋介石发出这份电报有两个目的，一是假如毛泽东拒绝了去重庆谈判，就将发起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的身上，二是假如毛泽东真的去了重庆谈判，就在国民党的政府机构里给共产党留几个部长的位置，借机把共产党的军队收编，从而达到国民党政府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8月16日，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回复蒋介石：
“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官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同时，毛泽东还派代表前去会见周励武和罗伯伦，并且明确告诉他们二人：“毛先生不准备去重庆，待蒋委员长答复朱德电报后，再做考虑。”
8月20日，蒋介石又发出了第二封电报，仍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因为蒋介石已经得到了军统的秘密情报，得知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因此，蒋介石才再次向毛泽东发出邀请，企图在国内舆论面前彻底占稳上风。
8月22日，毛泽东再次回电蒋介石：
“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当天又接见周励武、罗伯伦，告以本党决定先派周恩来同志去重庆。
而周励武、罗伯伦二人则在延安四处打探毛泽东的意向，可是，他们又怎么会得到确切的消息呢？
最终二人在看到延安并无大的准备出行活动时，自我得出了毛泽东不会去重庆的结论。
周、罗二人立刻给重庆发去密报：
“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谈判。”蒋介石要的就是这个情报。认定毛泽东不会来重庆，因此，根本不作任何和谈准备，而是忙于调兵遣将，抢夺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8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判断当前国内形势。毛泽东认为：当前内战的威胁是存在着的，但国民党有很大困难，至少今年不会有大内战，所以暂时和平是可能的，必需的。毛泽东决定亲自出去，还形象地说，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毛泽东还建议由刘少奇代理自己的职务，建议书记处增补陈云、彭真二人，以便毛泽东、周恩来不在时书记处仍有5人开会。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
“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1945年8月24日，毛泽东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谈，同时，将这一消息派人告知周、罗二人。
周励武和罗伯伦立刻吓呆了，不敢相信这个事实，他们二人竟然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假情报！
国民党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错误的情报，令蒋介石陷入了被动局面，大骂特务没用。
西安事变后，国共双方再一次进行合作，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国民党一方借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队伍中派驻联络参谋的机会，趁机安插国民党特务。
其中驻派在八路军115师的联络参谋李克定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屡次在115师中收买八路军官兵作为自己的眼线，但是都没有成功，最后发展到企图收买115师的一名译电员，事情败漏后李克定被驱逐出八路军队伍。
派驻112师的联络参谋陈宏漠则是一名爱国军人，他不愿意做特务，也同情八路军的艰难处境，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八路军提供了许多枪支弹药，甚至一次就为112师提供了20挺机关枪。国民党政府要员们听说此事后气的立刻将陈宏漠调离了延安。
派驻120师的联络参谋周励武则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一次行动中意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捕，周励武由于忍受不了酷刑而转身成为了叛徒，最后成为了一名军统特务。
周励武来到延安后，一心为国民党卖命的他开始在延安利用一切机会刺探情报。他曾经成功地策反了延安被服厂的一名工人，后被延安的侦听处截获了这名工人企图送往西安军统联络站的情报。
1944年5月，周励武和罗伯伦被国民党军令部派到延安接替徐佛观与郭仲容二人的联络参谋职位。
周励武到了延后，又开始到处物色可以收买为自己所用的对象，他把目光瞄向了延安的交际服务处，并且看中了年龄最小的王荣棠，他哪里会想到王荣棠是延安情报部门专门派来监视他的。
周励武采用了一种最为卑鄙的做法，他故意将自己的一枚金戒指扔到了所住房间的地上，等王荣棠来到房间捡起金戒指时，趁机威逼利诱他为自己所用。
王荣棠进入房间后发现地上的金戒指后，立刻捡了起来放到了桌上，周励武见一次未成，隔天又将金戒指扔到了地上，王荣棠再次发现地上的金戒指后，立刻感到了周励武的不寻常举动，果断将周励武的可疑举动上报，上级部门当即判定了周励武的特务身份。
当蒋介石向延安发出了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和谈的电报以后，立刻命令军统打探毛泽东会不会来重庆谈判，军统立刻要求在延安的周励武提供情报。
周励武在延安则用尽了一切办法也未能发展一个特务眼线，他如何能得知毛泽东会不会去重庆谈判呢？
周励武在无奈之下，只得编造了一个毛泽东不会去重庆谈判的假情报发往重庆，结果是蒋介石看到了这份情报以后信以为真，最终蒋介石落入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局面，气的大骂军统无用。
延安方面安插在国民党政府重点潜伏情报人员却为延安提供了许多极其具有价值的情报，令延安方面对重庆方面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毛泽东连声赞道：“这就像是在玻璃瓶子里面押宝！”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第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负责主持此次会议，速记员沈安娜则端坐在不远处的速记席上。在做的众多国民党高官中，谁也不会料想到这位年轻的女速记员会是一位他们日日夜夜都想要捉拿的共产党情报人员。
沈安娜出生在江苏泰兴的一个书香门第世家。1932年，沈安娜入读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结识了在中共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华明之。1939年，沈安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
1935年，沈安娜打入了国民党内部，在浙江省政府任书记员一职，开始收集情报。1938年，沈安娜又借机打入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作书记员，并且以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作为掩护，在国民党核心机关里面，为延安方面搜集了大量的重要情报。
在此次国共和谈期间，沈安娜充分利用了她的速记员特殊身份，把国民党内部秘密商谈的所有重要情报都及时送到了前来重庆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手中。
前来谈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由于掌握了国民党方面的方方面面的情报，在这次谈判中占尽了上风，获得了全国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的支持。
1938年至1949年，沈安娜在周恩来的指派下，奉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作书记员，以国民党特别党员身份作掩护，在蒋介石主持的党、政、军、特高层会议上为延安搜集了大量情报，并且始终未曾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被周恩来称其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经过谈判后，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安全地离开了重庆，回到了延安。
延安的情报部门，则在彻底摸清了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和罗伯伦的特务身份后，巧妙地从二人身边摸取了密码本。
周、罗二人经常偷偷地向重庆发报。他们对使用的密码本看管极严，，外出时也总把密码本带在身上。
为了从周、罗二人身边把密码本摸取过来，延安的安保人员下了一番功夫。
边保人员先是对周、罗二人的兴趣爱好做了一番详细调查，发现二人都喜欢跳舞。
边区保卫处侦察人员于是一方面让延安交际处为周、罗二人改善伙食，麻痹他们的警惕性，另一方面，由交际处出面经常组织一些舞会，并邀请二人参加。
周励武和罗伯伦每天在酒足饭饱之后，去跳舞消遣，久而久之，二人慢慢地放松了警惕。
由于嫌秘码本儿带在身上跳舞碍事，二人把秘码本儿锁在了自己的房间内。再到后来，连锁秘码本儿的箱子钥匙也懒得带在身边了，而是随意放在了枕头下面。
延安的边区保卫处侦察员们喜出望外，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天，交际处又使出了新招，邀请二人到杜甫川游玩儿，周、罗二人喜滋滋地出去旅游了。
趁着周、罗二人出去的时机，边保侦察员迅速来到二人的房间，搜出了钥匙并打开了装有秘码本儿的箱子。
当密码本儿呈现在眼前时，延安的边保人员顾不上高兴，开始努力地抄写密码本儿，但是密码本儿上的密码太多，一次抄不完，怎么办呢？
边区保卫处的侦察员请来了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把一切情况向叶剑英作了一番汇报。
叶剑英听了边保人员的工作汇报后，决定请周、罗二人去赴宴，再给边保人员创造一个机会。
边区保卫处的侦察员经过几次努力，终于将国民党方面视为绝密的秘码本儿完整地抄了一遍。
从此，延安方面的特务同重庆方面的秘密情报再也不是秘密，一切都在延安总部的掌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