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大通道人类早期“羊文化”的演化[1]
焦虎三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四川绵阳621000）
[主题词]：考古西亚羌族羊文化羊图腾
[作者简介]：焦虎三（1968—），男，四川成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羌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藏彝走廊羌、藏文化与历史。
从历史角度而言，人类诞生之初，人与动物之间就一直存在着难分难解、牵扯不断的密切关系。动物从异物、猎物到人类之伴，再进入人类的宗教、艺术、科学与生活之中，被人崇拜又被人驯化，这种历史就是人类自身成长史的一个缩影，而“人与羊”的关系演化，只是这种缩影的生动表现与具体展示而已。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羊是一种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与历史进程的动物，而“人与羊”的密切关系，也催生出遍布欧亚大陆的“羊崇拜”与“羊图腾崇拜”习俗。在东方文明中，“羊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份，众所周知，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轨迹的“羌”，其字形即为“羊＋人”。对一习俗早期发展轨迹的历史考察，一方面，可以让我们更深刻理解从旧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期，人类早期宗教发生与其生活实践的联系；另一方面，对我们重新认识“羊文化”在中华历史上的起由提供借鉴；同时，在傩面具中，动物面具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面具种类，傩面具中的动物面具，大多可归于玛格丽特·穆里言及的“角神”，其中，“饰羊角”的行为或“羊角”面具，在傩面具中也运用十分普遍，其历史也十分悠久。
一、旧石器时代岩画中猎物的“羊”
其一，这批羊明显均为野生种，并非人工驯化；
其三，虽然在“三兄弟”洞窟与泰勒洞穴中出现饰羚羊面具（头角）的巫者，但这种行为只能算是一种泛化的与狩猎动物有关的巫术行为，可能并不针对某一特定的动物。洞穴中还发现有一个投矛器，上雕刻有一对动物的打斗图。（图二）一般认为表现的是雄性山羊间的争斗，说明此时原始人对于山羊的习性已有深刻了解，但与并不能代表人们对羊重要性的认知，所以，这一切均不能称为专指的“羊崇拜”行为。
图一：法国尼奥洞穴壁画中的野牛与野山羊
图二：“三兄弟洞穴”中投矛器上雕刻的动物打斗图
图据：《外国岩画发现史》
即使如吕西安·莱维—布吕尓与Д.Е.海通、托卡列夫等人，认为其与图腾崇拜信仰与仪礼有关，但也只是其起源伊始的原始面貌，不能将之与以后的“羊崇拜”、“羊图腾”等宗教信仰与巫术行为完全对等看待。[5]在玛格丽特·穆里（MargaretMurie）的论述中，虽然她认为：“旧石器时代人类从事狩猎，而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人类却从事牧业与农业。这些时期的人类尤其崇拜角神，因为无论对猎人还是牧人，动物都是生存的必需品”，专著中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角神”，但在旧石器时代，明显也可以看出，“角神”存在泛化现象，更多还是野生的鹿角、牛角，并不专指野生的“羊角”。[6]
二、早期驯化地的圣物之“羊”
从“猎物羊”到“驯化羊”的转变，以及全球“羊文化”的出现，从驯化地理学角度而言，最早毫无疑问应出现在西亚及相邻地带。全球范围内，关于驯化羊的发生学，国外如ErichIsaac的《驯化地理学》[12]、国内如李宁等的《家养动物驯化与品种培育》[13]均有所专述，考古人类学方面，笔者的论文《甲骨文中的“羊”与“羌”》[14]也有所概论，均可参阅，故此处不再赘述。
关于中西“羊文化”的对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学邱晔在其硕士毕业论文《中西“羊文化”研究》[15]中有所阐述，但该文对西方“羊文化”研究，起始于古希腊时期，吴夏娜有《中西“羊文化”对比分析》，[16]人类早期“羊文化”（“羊崇拜”）习俗，两文均未涉及，而论文均偏重于从文化角度分析，对于考古等其他方面很少涉及。故笔者在此就该时期（古希腊时期）以前，即：西亚及相邻地带驯化地早期的“羊崇拜”以及在其后驯化、普及与扩散中演化、提升出的“羊图腾崇拜”习俗，加以介绍和分析。
与旧石器时代岩画中所反映的“人与羊”关系不同，“羊崇拜”行为，或者“社会羊”的出现，与驯化羊的历史相吻合，在年代上，上限最早也应在中石器时代（RenéGrousset等专著中又称“LowerPal?olithic”，即“下旧石器时代”），至人类文明史中最早的铜石并用时期，已十分普遍，其表现形式，也从单一的岩画扩展到彩陶图纹、装饰物以及带宗教意义的神器等之中，这和“人与羊”关系的密切、早期人类驯化羊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等密不可分。
较早的如在苏萨文化Ⅰ期（公元前7000～前5000年），彩陶饰有图案式的棕榈树，同时，绘有“完全程式化”的有巨大犄角的山羊和野羊图，这种程式化，只能说明驯化羊已较为普遍进入当地人的生活。
1916年斯坦因曾在伊朗东南方赛伊斯坦（Seistn）发现过旋轮制作的彩陶，其中部份绘有大角野羊和山羊的头像，其文化以后确定也应属苏萨文化Ⅰ期；而在苏萨文化Ⅱ期（约始于公元前3000年），在其有名的圆筒式印章的图案中，一对跳跃的山羊已被排列在神圣的“生命树”两侧，[20]是“生命树”的守护神和现实世界的代表物，毫无疑问，这表现的已是完全的驯化羊，也是“羊崇拜”习俗在其早期驯化区域开始演化成为“羊图腾”理念的典型体现。德黑兰博物馆还藏有一个公元前3500年的“苏萨山羊饰酒杯”。（图三）而“山羊图饰”是苏萨文化Ⅱ期陶绘中出现最多的图案。今藏于布鲁克林博物馆的一件公元前3000年的“伊朗岩羊守护神雕像”，（图四）[21]应为苏萨文化Ⅱ期的产物，这也是全球范围内，至今我们所发现的最早证明“人饰羊角”这种“羊图腾”行为的实物证据。马利克还曾出土一件公元前1300年左右的“羊头金碗”（今藏德黑兰博物馆，图五），由此可见家养羊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
图三：苏萨羊饰酒杯
图四：伊朗岩羊守护神雕像
图五：羊头金碗
图据：《西亚艺术史》
图六：神（公）羊像
图七：羊首权杖头
图八：神羊雕像
“羊崇拜”对古巴比伦文影响深远。古巴比伦把夜空中的繁星形象地称为“天的羊”，在创制天文“黄道十二宫”时，又把白羊宫列为十二宫之首，标志太阳运行的开始和春天的到来。而在约起源于公元前六世纪，流行于古代波斯及中亚等地的主要宗教并在公元前4世纪后深刻影响了中国西北地区的袄教（琐罗亚斯德教）中，公羊与犬是守护圣火的一对圣兽，不仅如此，袄教在举行冠新生礼后，会赠新生者圣带作为入门的标识并终生佩带，此圣带用72支羊毛线织成，象征其经典《阿维斯陀经·耶斯那》的72章。[23]这是“羊崇拜”习俗在历史长河中，对后期宗教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例证，事实上，正如加科·布德所言，即使至今天，以色列的传统教士们依次响巨大的公羊角，以此宣告犹太年历中最庄重时刻的到来，在他们看来，公羊角传出的神力可以开启精神世界之门；[24]在民俗方面，“羊崇拜”习俗也对欧洲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在罗马时期，公山羊和母山羊都是丰饶的象征，常用于献祭。在罗马的盛大庆典中，祭司们都披着山羊皮，绕山奔跑，用羊皮鞭抽打妇人，据说这样可以治不孕症，他们还认为公山羊是最具力量的，它的血液热得甚至可以让钻石破裂，所以人们常用羊血来治疗各种结石病。
而在非洲，有些原始部落相信，包括羊在內的动物诸多秉性均据有超凡之力，施巫者能行之事便是施法将之融入自体，法国学者加科·布德对此有所叙述：“对黑人来说，面具是他们摆脱人类自身存在形式的束缚的首要方法，也是他们接近新的存在形式的重要手段。猪形人、猿形人和瞪羚形人会出现，成为那些生活在丛林深处的真正动物的一夜兄弟。当这些鸟形人或是羚羊、瞪羚的面具活灵活现地出现时，宗教仪式的舞蹈也便进入了狂热。继之，躲藏在面具后的人完全与其所代表的动物融为一体，展现出它的机敏、狡猾、速度、惊人的力量和精细的优雅。他学到了这种动物面对痛苦和死亡时的忍耐和平静。而通过这个戴着面具的中介者，整个部落可以感受领悟执掌人类命运、世界乾坤的玄奥的力量。”[25]
三、驯化扩散与“羊图腾”的出现
随着驯化羊的扩散与驯化者的迁徏，“羊崇拜”行为以其发源地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如在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文化中，其文明约始于公元前6000年，但现在发现明显带有“羊崇拜”痕迹的出土文物，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如今藏安卡拉博物馆的安纳托利亚皇家墓陵出土的公元前2300年的“‘军旗’顶端的羊雕像”，一只羊高高屹立，四肢挺直，保持着警惕状，庇护着军旗。（图九）公元前1900至前1800年的青铜“卢里斯坦‘军旗’”（今藏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图十），[26]展现了水神们轮舞的场景，其顶端也有一屹立的神羊。这一切，均可能与公元前2000年左在，原居黑海地区的印欧民族的大迁徙有关。
图九：军旗顶端的羊雕像
图十：卢里斯坦军旗
古埃及的“羊崇拜”与“羊图腾”习俗，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对此有许多记载，如：孟迭斯（Baphomet）的人特别善待羊，对公羊的善待更甚于母羊。有一条特别的公羊，它的死甚至引发了全城大哀悼：“埃及人是不用公山羊或是母山羊作牺牲的。理由是这样：称为孟迭司人的埃及人认为潘恩是十二神之先的八神之一。在埃及，国家和雕刻家所表现的潘恩神和在希腊一样，这位神长着山羊的面孔和山羊的腿。但是他们不相信他就真是这个样子或以为他与其他的神均有所不同，他们所以把他表现成这种形状的理由我想还是不说为好。孟迭司人尊崇一切山羊，对牡山羊比对牝山羊更加尊崇，特别是尊崇山羊的收入。有一只牡山羊被认为是比所有其他的牡山羊都更要受到尊崇，当这只山羊死掉的时候，在整个孟迭司诺姆都规定要举行大规模的哀悼。在埃及语里，公山羊和潘恩都叫做孟迭司。在我当时：在这个诺姆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个妇女和牡山羊公然性交。这件事是大家都己经知道了的。”[28]
另：以“羊”为主的动物崇拜和自然崇拜，北美洲虽不及西亚普遍，但在印第安人中也偶有体现，如查瓦特诺克人，当一位女孩进入青春期，举行类似成人礼的隆重仪式并以此为代表开始公开求偶时，在这个仪式上，女孩必须佩戴“皂诺克瓦首饰”：那是一块块用树皮和山羊毛精心编织成的织带。[32]关于印第安人的发源，观点纷呈。但随着考古学家不懈的努力和遗传科学的迅速发展，现学术界普遍认同，印第安人的祖先是由亚洲跨越白令海峡到达美洲的，亚洲的蒙古利亚人种与美洲人土著印第安人的祖先有渊源关系，故印第安人这种“羊文化”习俗，源头也应在欧亚大陆。
四、结论
纵观以上以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时期人类早期的“羊崇拜”习俗，其特点可总结如下：
其二，共生性。伴随着驯化羊的普及和扩散，以及驯化羊可能的次生起源地的产生，“羊崇拜”习俗的扩散显现出与驯化小麦和大麦扩散路径重叠的“共生的原则”。（图十一）这一点在在全球农业传播史上，已得到证实，[35]一般而言，驯化羊扩散到何处，大、小麦的种植也发展到那里，相应的，正如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论著中所揭示，在欧洲人的巫术信念中，谷精（大、小麦神）和山羊，通常可互换，有时甚至就是同一对象。[36]
图十一：古代农业的传播
图据：《全球通史》
法兰舞为禁忌仪式的群体舞蹈，类似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圈圈舞”，一般在夜晚举办，在多姆山顶舞蹈时，舞者背对背的跳。领头的是一只山羊，由在场的年龄最大者紧跟在羊后面抓着它的尾巴，其余的人手拉手跟在后头，先跳圆圈舞再跳行列舞，而欧洲的圆圈舞，有学者认为源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其证据于考古学上著名的西班牙科古尔“嘎普萨期”（Capsian，又译“卡普萨文化”）的群舞岩画图；而帕克节，依玛格丽特·穆里（MargaretMurie）的记述，其流程如下：
神会以帕克的名字命名。帕克是一只公羊，一只半驯化的野羊，平日浪迹山野。把它抓来纯粹出于节日目的。从前，为节日准备这只羊的特权只授予一个家庭，近年来这个习惯起了些变化。
神会的第一天叫做集合日，人们摩肩接踵，大街小巷水泄不通，到处是纵酒寻欢的人群。神会的摊点，集贸广场始终是最吸引人的中心。日落之前（下午5点半）神羊游行方告开始。一支风笛乐队打头，紧跟着一辆装载那只帕克神羊的卡车。羊被绳索牢牢系在一只小平台上，脖子上还装饰着花环，由四名穿绿衣的男孩伴随．在城里游行一小时之后，乐队与卡车返回广场，这里已竖起-了一座轻便脚手架，高30英尺。一位头戴王冠，打扮得女王般漂亮的小姑娘为山羊戴上金属王冠，并给它套上一只花环。然后，山羊仍紧紧地绑在平台上被绳子和滑轮吊了起来，一直到达脚手架顶部，可怜的山羊得待在上头直到神会结束。山羊升到高处就位时，—名男子通过麦克风宣布：“爱尔兰帕克王驾到！”自始至终人们都用“帕克王”称呼那头羊．还不时把山羊爱吃的食物吊上去喂它，结果整个节日期间它都撑得要命。
第二天，庆祝活动达到高潮。虽说—派狂欢作乐的酗酒场面，却反映了该地区原始迷信时期司空见惯的放荡风俗。
第三天是散会日。山羊被从高台上降下来放跑了。不过，来年很可能再度被俘，重登帕克王位。[38]
据玛格丽特·穆礼分析，帕克这个词是从斯拉夫语Bog派生而来，意为“上帝”。她同时认为：“爱尔兰这种帕克王庆典是角神迷信的残余。把动物当作神之化身，给山羊行加冕式正说明了这—点。其它诸如向它送上食物，百姓欢宴等等都象征着这是—位带给人民丰收的神。穿绿色衣服的男孩与戴王冠的女孩则象征小仙人，其出处肯定在新石器时代。”[39]
由此，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大致可以认定：人类早期与羊有关的信仰实践，前者在游牧生计中表现较为普遍，而后者大多出现在定居生活之中；“羊崇拜”可以认定偏重于巫术实践，而“羊图腾崇拜”则相应上升至宗教信仰层面。但在与“羊”有关的宗教文化实践中，我们现今所见的更多可能还是巫术与宗教混合的产物。
其四，象征性与面具化。人类巫术行为中佩戴“动物面具”的实践，产生年代非常久远。旧石器时代“三兄弟”洞窟岩画与泰勒洞穴中“佩戴岩羚羊面具和饰物”的形象，似可作为其最早的记录。如约翰·B·诺斯等人认为，这应是萨满一类的角色：“克罗马农人进行艺术实践除了装饰性的目的外，那些绘画雕塑还有一种巫术——宗教用途。这是也许带有一种宗教暗示，即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动物与人类精神之间有一种互动及亲缘关系，但其中也有巫术力量的作用，即一种控制事态的企图。在克罗马农人中间存在着巫师（甚或是祭司）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三友洞’内一幅生动的壁画表现了一个长有长须和人足的戴着面具的人，他装扮成—个长有鹿角、熊耳、马尾的形象，也许表现的是‘原始’公社中一个著名人物的形象——萨满。”[42]
至新石器时代及以后，这种面具行为，因“羊崇拜”的影响，变得更加普遍，如上文提及的“伊朗岩羊守护神雕像”与古埃及的太阳神Amun。这证明，随着驯化羊的传播与推广，“羊面具”的演化范围更加广大。而我们今天所见包括羊头在内的一系列动物头形面具，其民间信仰与宗教混合的底层信仰结构，完全源于人类早期的巫术实践。
参考文献
[1]周传慧.羌族羊崇拜考[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1):139.
[2][4][7]陈兆复、邢琏.外国岩画发现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62—63.
[3](苏)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M].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2.
[5]a.LucienLévy-Bruhl.Lamythologieprimitive，Paris:1935;b.(苏）Д.Е.海通.图腾崇拜[M].何星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c.(苏)谢·亚·托卡列夫.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M].魏庆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6]（英）玛格丽特·穆里.女巫与巫术[M].黄建人译.桂林:漓冮出版社,1992:11-12.
[8]高火.欧洲史前艺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70.
[9]杨晓燕,刘东生.欧亚大陆的黄土带与旧石器早期人类活动[J].第四纪研究,2008,28(6):978.
[10]邱晔.哲学视阈中的“羊文化”考论[J].学术探索,2012(11).
[11]王玉平.宁夏考古出土“羊”大盘点[N].宁夏日报，2015-03-04(11).
[12](美)伊萨克.驯化地理学[M].葛以德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7.
[13]李宁、方美英.家养动物驯化与品种培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14]焦虎三.甲骨文中的“羊”与“羌”[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11(1).
[15]邱晔.中西“羊文化”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哲学,2011.
[16]吴夏娜.中西“羊文化”对比分析[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17][27](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七版·上)[M].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30
[18][19][34]杨建华.两河流域史前时代[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8,29,24.
[20](法)雷奈·格鲁塞著.远东与中东的文明[M].常任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5.
[21][26]高火.古代西亚艺术[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7,58.
[22]拱玉书.西亚考古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128.
[23]李新进.丝绸之路宗教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49.
[24][25][33][43]（法〕加科·布德.人与兽——一部视觉的历史[M].李扬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47,20,238.
[28][29][30]a.(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上)[M].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31,129,338;b.关于第一点，另可参见：JohnFergusonMcLennan:StudiesinAncientHistoryⅠ.MacmillanandCompany:1886.
[31]a.（德）汉斯比德曼.世界文化象征辞典[M].刘玉红、谢世坚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403;b.（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等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684,
[32](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面具之道[M].张祖建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5](英)德斯蒙德·莫里斯.人类动物园[M].刘文荣译,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5.
[36](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徐育新等译,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650—655.
[37](英)SusanWoodford.古代艺术品中的神话形象[M].贾磊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38][39](英)玛格丽特·穆里.女巫与巫术[M].黄建人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40—41.
[40]刘学堂.丰产巫术:原始宗教的一个核心(下)[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42.
[41][45]顾朴光.中国面具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17-20,242.
[43](美)约翰·B·诺斯,(美)戴维·S·诺斯著.人类的宗教(7版)[M].江熙泰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7.
[46]GenevievevonPetzinger,AprilNowell.Aplaceintime:SituatingChauvetwithinthelongchronologyofsymbolicbehavioraldevelopment(Non-FigurativeSignsandtheAntiquityofChauvetCave)[J].JournalofHumanEvolution.2014(74):37-54.
[1]本文为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汉羌山地村寨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12EH123）后续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