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观点|民族】霍巍：论青藏高原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开创了“高原丝绸之路”
【摘要】“丝绸之路”是指以古代中国为出发点的东西方交往的各条道路或路网。长期以来，在有关丝绸之路的讨论中，地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基本上没有被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按照人们一般的认识，这是由于其地处高寒雪域，自然环境险恶，人烟稀少，古往今来皆被视为“畏途”,因此在传统的汉、藏历史文献记载中对此几乎完全失语。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事实上从史前时代开始，青藏高原上的先民们便已经开始与外界发生各种形式的交流与交往；至迟到汉晋时代，传统陆上丝绸之路已经拓展出重要的高原支线；唐代吐蕃王朝时期随着其势力的不断扩张，形成面向南亚、中亚和东亚地区较为稳定的交通干线和路网——这就是本文所论的“高原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其意义极其重大，它不仅将中国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中国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联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起到了将我国西部疆域和民族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无可替代的纽带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青藏高原古代各族人民为此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吐蕃王朝；青藏高原考古
【作者简介】霍巍，男，1957年生，四川成都人，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考古、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中外文化交流、博物馆学等。
【中图分类号】K29；K872
【文献标识码】A
一、“高原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提出
笔者提出的“高原丝绸之路”，很显然是在狭义的丝绸之路概念上的拓展，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具体而言，它是指从中国中原地区经由青藏高原、或者由青藏高原出发的不同时期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域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笔者曾对这个概念作过进一步的阐述：“其一，（这个概念）并不仅仅局限在以丝绸贸易为主从而形成所谓‘丝绸之路’的汉代，而是包括了从史前时代开始以来这一地区与外部世界（包括外国与中国内地）交流往来的路线；其二，这些不同时代的交通路线既有主要的干线，也还包括了若干重要的支线，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一个交通网络；其三，这些路线既有外向型的国际通道，可以直接通向今天的外域；也有内向型的通道，从而将这些通过青藏高原的国际通道和起点在中国内地、沿海的所谓‘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等连接在一起；其四，这些路线在历史上所发挥的功能均不是单一性质的，它们与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传播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都具有复合性的功能。”[2]
笔者之所以要提出“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更为广义的概念，绝不是要跟风追潮，标新立异，而是主要基于以下这样一些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其一，近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考古发掘工作的进步并不断提供给研究者以新鲜的实物史料，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的理解，基本上都不再局限于李希霍芬时代所提出的狭义的丝绸之路概念，而是将其大大的加以了拓展。这不仅是学术视野的扩展，也是理论、方法上的进步，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及时地修正旧有的观念和认识，提出新的创见。
其三，从青藏高原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论，它北接新疆，和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相平行；东连四川、云南，和这一区域内的“西南丝绸之路”“藏羌彝民族走廊”等天然相接；西南和南面与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中亚和南亚国家与地区相毗邻，在河谷峻岭之间有若干条自然通道相通。这种区位特点决定其不可能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盲区”。
其四，事实上，虽然自然条件高寒恶劣，但却从来不能阻隔高原上的各民族与外界交流、交往的脚步，他们利用高原上无数“山结”“水结”之间形成的若干条主要干道和密如毛细血管般的民间小道，充满智慧地选择不同季节、避开风雪严寒，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和水草分布特点，一直维系着这些通道的运转，并不断对此进行开拓、改进和完善。直到今天，在青藏高原形成的主要交通干道，其大体走向、主要关隘、出境口岸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和这些传统的古道相重叠。以今推古，无论从逻辑还是从现实上，我们都无法否认广义上的“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存在。
二、“高原丝绸之路”最初的开拓者
从目前最新的考古发现来看，距今4～5万年前，远古人类已经踏上了青藏高原。在距今5500年，藏东昌都已经出现了定居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考古遗址是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等。大约在距今4000年，西藏的腹心地带也开始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出现了拉萨曲贡、山南昌果沟遗址等一批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3]。从这个时期居址的建设、农作物品种的选择与种植，陶器、石器等生产和生活用具的制作，装饰品等高级消费品的出现等考古遗存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一个令人注意的客观事实：从外部输入高原的物质文化、精神产品一直没有中止过，而带入这些因素的人群，应当是流动的人群；其中反映出的远程贸易、技术和观念的传播，外来因素和本土因素的融合等因素，都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实现的，从而为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以卡若遗址为例，在这个遗址的早期遗存当中，发现的主要农作物种类是粟，聚落中发现大量半地穴式的房屋，墙体和地面均作过处理，出土的陶器、石器与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也具有可比性。所以，卡若遗址的发掘主持者童恩正先生认为，“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和传说两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似乎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卡若遗址早期两期之间文化面貌产生的某些急骤变化，是否与这两种类型的民族文化接触有关，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4]。童恩正先生认为，有一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进入青藏高原东麓，从而从外部输入了这些文化因素。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实物上，都显示出早在西藏史前时代，青藏高原人群从外部进入到高原的通路已经被充分地开发利用，人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都出现了多种外来文化影响、交流的遗迹。可以推测，这些因素的传播、交流有些可能是由人群的迁徙流动直接带入到高原的；也不排除一些因素（尤其是信仰、观念、意识和技术等精神层面的内容）可以间接地、接力式地长距离传播进入到高原。而这些人群（族群）我认为无疑正是广义上的“高原丝绸之路”最初的开拓者。他们不畏艰辛，筚路蓝缕，拓殖高原，为直到今天仍被许多人视为“生命禁区”的世界屋脊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同时，他们当年排除万难到达高原所行经的道路，也为后世的继续探寻开创了先河，标识出方向。
三、高原各族对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高原丝绸之路”的各条路线、各个段落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以不同的规模、不同的方式逐渐形成的。青藏高原的若干古代民族，都曾对这个庞大的交通路网做出过自己的贡献。这些路线一开始可能还是局部的、内向型的、区域之间的，通过多次的整合之后，最后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最终定型为全域性的、外向型的、跨区域的路网。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参与到各个区域间和国际间的交往与交流，开拓、维护和利用高原丝绸之路。由于青藏高原幅员辽阔，各个区域形成的交通路线各有其特点，这里，我们着重从以下几个重要的区域来进行考察。
（一）青藏高原西部
这一地区大体上即指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全部和藏北地区一部，历史上是藏文史书中所载的“象雄”（Zhangzhung）和汉文史书中所称的“羊同”所在。这一区域沿喜马拉雅山脉与中亚、南亚等地区相毗邻，也通过高原北部与新疆的南疆相连接，是高原丝绸之路外向型路线重要的干线经由之地。法国学者石泰安（RolfAlfredStein）对于古代羊同（象雄）与外界的交流曾做出这样的评价：“西藏西部对西藏文明的形成曾起过重大作用。那里既与犍陀罗和乌苌（斯瓦特）接壤，又与该地区的其他小国毗邻，希腊、伊朗和印度诸文明中的古老成份都经由那里传至吐蕃”[17]。关于具体可能存在的交通路线，石泰安认为：“象雄肯定是向印度开放的，或是通过尼泊尔，或是通过克什米尔和拉达克”[16]。意大利学者杜齐也曾论断：“在吐蕃帝国建立之前，象雄是一个大国，但当吐蕃帝国开始向外扩张时，它便注定地屈服了。象雄与印度喜马拉雅接界，很可能控制了拉达克，向西延伸到巴尔提斯坦及和阗，并且把势力范围扩展到羌塘高原”③。但是，受时代的局限，他们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推测和假设的阶段。
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人。其人辫发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所出物产，颇同蕃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已。刑法严峻。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珠宝，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杀牦牛羊马，以充祭祀，葬毕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自古未通，大唐贞观十五年，遣使来朝。[18]
《唐会要》卷九十九“大羊同国”条与《通典》的记载基本相同，但只是明确指出“贞观五年（631）朝贡使至。十五年（641），闻中国之威仪之盛，乃遣使朝贡。太宗嘉其远来，以礼答尉焉。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散至隟地”[19]。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个地区和中原唐王朝是在唐太宗的贞观年间方才正式建立联系，遣使来朝。但近年来在西藏西部相继发现了故如甲木墓地④、曲踏墓地⑤等几处重要的古墓地，却为此提供了新的更早的实物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隋书·西域传》下有一条关于“女国”的记载可与上述史实相互呼应：“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出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恒将向天竺行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25]。此处所载的“女国”，在《大唐西域记》《释伽方志》等唐人文献中也有提及，亦称其名为“苏伐剌拏瞿呾罗国”,指其地望为“东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目前学术界根据这一地理位置，多倾向于此处所指的“女国”实际上即为“羊同国”，亦即藏文史书中所载的“象雄国”[26]。
将上述历史和考古信息综合起来考虑，可知西藏西部的象雄（也可等视为“羊同”“女国”）早在汉晋以来就已经开通了和南亚天竺、唐代中原王朝之间的远程交通路线，主要向天竺出口食盐，而其他的地方特产“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之类，很可能也是其向外输出的商品种类。来自东方中原唐王朝的丝绸、茶叶也输入到了这个地区，成为当地酋豪们的高级消费品。隋代开皇六年（586）女国的“遣使朝贡”，是羊同向中原王朝朝贡最早的一次历史记载，年代早出其后唐贞观五年（631）羊同遣使唐朝朝贡近半个世纪。汉文文献记载的这些史料，事实上都要比考古实物材料所显示的西藏西部与中原王朝开始交流的年代晚好几百年，其原因可能是汉晋时代象雄初通中原不久，正式的官方交流尚未形成，双方信息也不通畅。
（二）青藏高原西南部
（三）青藏高原东南部
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历史上部族众多，曾经有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氐羌、西南夷、东女、白兰羌、附国、“西山八国”、党项羌等多个民族在此活动。这个区域在自然地理上一个最大的特征，是由横断山脉的多条南北向的河谷形成历史上的所谓“六江流域”“民族走廊”，也形成青藏高原东部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带。早在吐蕃王朝兴起之前，这些东部族群沿着“六江流域”从纵向的南北方向以及横向的东西方向上迁徙移动，奠定了后来青藏高原东麓“高原丝绸之路”的雏形。
笔者曾经从这个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石棺葬文化、二次葬与乱骨葬俗、北方草原文化系统青铜器（带柄铜镜、双圆柄首青铜短剑、动物纹饰等）等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过这一区域不同族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提出在横断山脉地带先秦至两汉时期，曾有三大系统的民族集团在此活动，即来自甘青高原的氐羌系统民族集团、“西南夷”系统的土著民族集团、北方沙漠草原胡系民族集团（主要为月支胡、煌中胡、卢水胡等支系构成）。如《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川西高原的汶山郡“东接蜀郡，南接汉嘉，西接凉州酒泉，北接阴平，有六夷、羌胡、白兰峒、九种之戎”[30]。这些民族集团通过横断山脉“六江流域”的民族走廊，不仅促进了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南下，并且以此为中介，将更为遥远的中亚、西亚文化因素也可能渗透到西南地区[31]。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区域内的部族成为南朝通向西域传统丝绸之路之间的中介者。尤其是在中原阻隔的情况之下，南朝通过青海吐谷浑所控制的“青海道”（也称为“河南道”“吐谷浑道”）和西域陆上丝绸之路相连接，南下可由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经长江水路前往荆州、建康；北进可通向漠北敕勒、柔然；向西可进入高昌、于阗、乌苌、厌哒，从而突破北方强敌北魏的封锁，打通了江南地区与西方的贸易通道。在这个过程中，益州和吐谷浑之间的宕昌、邓至、党项羌等都进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共同起到维护这些通道的作用。
唐代吐蕃时期，随着吐蕃王国势力的向东扩张，到公元7世纪后期，已是“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阙，地方万余里”[6]5224；同时，吐蕃在灭破吐谷浑并占领青海地区全境之后，也将“青海道”纳入其庞大的交通路网当中，并利用这些通道有效地实现了对唐代长安、剑南益州、云南南诏等地的军事攻略与政治交往。
（四）青藏高原东北部
青藏高原东北部最为重要的部族有苏毗、吐谷浑各部。苏毗部族原来也可能属于西羌的一支，《新唐书·苏毗传》记载：“苏毗，本西羌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32]
吐谷浑原属鲜卑慕容氏分离出来的一支，公元4世纪初开始不断向西迁徙，从阴山南下经陇山抵达今甘肃临夏西北，不久又向南向西发展，到吐谷浑孙叶延时（329—351）始建政权，以吐谷浑作为国号和部族名，最后定都于青海湖以西的伏俟城[33]1。
吐谷浑人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对南北朝时期经青海外向发展的国际通道的维护与拓展。如上所述，吐谷浑曾长期扼控青海通向益州、西域和漠北的青海道，与南朝政权尤其是梁朝保持着友好往来，双方的使者、商队、西行求法僧通过吐谷浑控制下的“河南道”、经由青海道通向西域和中亚各国。文献史料表明，远在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厌哒（《梁书》中作“滑国”,也有称其为“白匈奴”者）曾在梁天监、普通、大同年间遣使梁朝；来自西域的龟兹、于阗等国在这一时期从河南道遣使至梁；中国内地与西域、印度的佛教僧人，也利用吐谷浑人所扼控的这些国际通道经吐谷浑往来于西域、印度和中亚之间；吐谷浑人自身也充当起东西方贸易的中继者和向导的作用，曾在与东魏、北齐的交往中引导“胡商”从事驼骡、杂彩丝绢等物品的商贸活动⑥。
吐谷浑所控的青海道形成的路网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方向：一是经过柴达木盆地由伏俟城经白兰（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至西域敦煌、高昌、焉耆、鄯善、于阗等处，最后进入中亚乌苌；二是经漠北向敕勒、柔然；三是经益州南下建康。青海道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如同周伟洲先生所言：“在公元五世纪中至七世纪初，吐谷浑所据之青海地区事实上成了中西交通的中心之一。从青海向北、向东、向东南、向西、向西南，都有着畅通的交通路线，联系着中国与漠北、西域、西藏高原、印度等地的交通，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33]144，谓十分客观的评价。
四、唐代吐蕃王朝实现了高原丝绸之路的整合与统一
公元7世纪，兴起于西藏山南雅隆河谷的吐蕃在松赞干布时代通过不断的兼并与征服，先后将苏毗、大小羊同、白兰羌、“西山八国”等部族纳入到吐蕃版图，定都逻些（今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最终建立起吐蕃王朝，完成了对青藏高原的统一大业。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吐蕃王朝不仅完成了一次区域性的文化整合，也由此形成了青藏高原全域在地理上具有相对稳定走向和道路的交通路网，高原丝绸之路由此基本定型，对于吐蕃王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艺术、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均发挥了重大作用，影响十分深远。
吐蕃时代的“高原丝绸之路”，是在前文所述原青藏高原各部族所开凿的区域性交通路线的基础上重新整合而形成的，并以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作为保证，对这些路网实施了有效的控制和利用。“高原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主干线，大体上可从西北部、西南部、东北部、东南部等四个主要方向上展开。
（一）西北部路网
西北部路网是在原“羊同”（象雄）时代形成的交通路线上扩展而成。受到青藏高原西部山脉和河流水系的限制，其主要干道有三。一是从原羊同的腹心地带（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向西北行，大致与今天新（疆）（西）藏公路所经相同，穿越阿克赛钦（AksaiChin，突厥语，意为“中国的白石滩”）地区，越过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进入中亚地区；或越过桑株大坂去往叶城、和阗，与沙漠丝绸之路南线相汇合。二是向西跨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到古代勃律（Palur，今巴基斯坦所占克什米尔地区之大部）。三是通过今西藏自治区日土县境内的中印边境界湖班公湖一带，进入到印占克什米尔地区[34]57。在具体的出山口岸上，洪扎河谷、吉尔吉特河谷、瓦罕走廊等，吐蕃人都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利用[34]70-80。近年来由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的“南亚廊道”考古调查中，在阿里象泉河、狮泉河等流域（流入印度境内即为印度河上游，称为萨特累季河），也发现一些重要的国际交通孔道，至今作为边贸通商口岸仍然在被边民利用⑦，但历史记载从来不详，考古调查还在继续进行中。
（二）西南部路网
西南部最为重要的干道是从拉萨向西南行，逆雅鲁藏布江向西，从“芒域”的吉隆河谷进入到中尼边境，进而南下加德满都盆地进入北天竺的国际通道。这条道路在唐初成为中印之间文化交流的一条近捷之路，唐人释道宣在约成书于公元7世纪中叶的《释迦方志·遗迹篇》中，列出了这条新出现的“新道”。唐代的许多求法僧人在唐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资助和保护之下，便利用了这道新道从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直接贯通高原进入尼泊尔、印度，唐代著名官方使节王玄策数次奉诏出使印度，也利用了这条新道。1990年在吉隆境内的马拉山下发现的王玄策使团所镌刻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证明了这条古道主要的走向和出境口岸[35]。明代以后，在吉隆道的两翼又分别开通了定日道、聂拉木道、樟木道等新的通向南亚的通道，形成高原西南部的路网。
（三）东北部路网
（四）东南部路网
东南部路网除了从青藏高原连系川西北、滇西北高原的跨区域之间的交通路线之外，有文献史料记载吐蕃时期也开通了经“滇缅道”（也称“蜀身毒道”）进入到天竺（古印度）的国际通道。唐代高僧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
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弥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他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阙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唐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牱道而出，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灭，村乃割属余人。[37]
唐代另一位高僧慧琳在其《一切经音义》一书中进一步地解释：
……今因传中说往昔有二十余人从蜀川出牂牱往天竺得达，因有此说，遂检寻《括地志》及诸地理书、《南方记》等，说此往五天路经，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巂、不喜、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玉，汉朝始慕化，后改为身毒国，隋王之称也。此国本先祖龙之种胤也。今并属南蛮，北接互羌，杂居之西，过此蛮界，即入土蕃国之南界。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入东天竺东南迦摩缕波国，其次近南三摩怛吒国、呵利鸡罗国及耽摩立底国等。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也，仍须及时。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遇者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冬虽无毒，积雪沍寒，又难登陟。唯有正、二、三月乃是过时，仍需译解数种蛮夷语言，兼赉买道之货，仗土人引道，展转问津，即必得达也。山险无路，难知通塞，乃为当来乐求法巡礼者故作此说，以晓未闻也。[38]
从上述两位唐代高僧的记述来看，唐人已知晓从蜀地借道，可以通往天竺，认识到这是从“西南夷”“蜀川牂牱道”经行吐蕃（土蕃）东北部通往古代印度最为近捷的通道，但同时也认识到，这条通道受到诸多条件（气候、地理、语言、风俗等）的限制，其难度也是诸条往天竺道中最为险峻者。目前在这个区域内考古工作的开展还不充分，还缺乏考古证据来进一步论证道路的具体情况，但唐人所载十分详实具体，指出了一些大体的路线和方位，当为可信之史料，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综上所述，唐代吐蕃时期所最终定型的“高原丝绸之路”，不仅整合和重构了青藏高原内部各区域间的交通路网，也将其拓展到南亚、中亚和东亚地区，成为连接起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和南方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和结点；同时，也通过印巴次大陆的印度洋、东南亚以及中国东海、南海等出海口岸连接起海上丝绸之路，在若干条东西走向的路线之间，形成南北纵向的干线，如同一张经纬相交的路网，将“一带一路”联系成一个整体。
五、结语
唐代吐蕃王朝在公元9世纪走向灭亡，但“高原丝绸之路”却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历经宋、元、明、清直到近现代，还基本维持了其主要干道的走向与格局。对于“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曾经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总结：一是构成了体现和代表中外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网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成为输送中原文明进藏的“主动脉血管”；三是承担着中国西部边疆对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的作用；四是对于吐蕃社会和吐蕃文明的形成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用；五是成为青藏高原文明最终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强有力的联系纽带，将我国西部疆域和民族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纽带作用[2]。在这个历史性的伟大贡献当中，青藏高原从史前时代到吐蕃王朝时期以汉藏两个民族为主体、并包括不同时期各族人民在内的命运共同体，既是其开创者、维护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今天，当我们站在“一带一路”这个广阔的国际视野下重新审视青藏高原的远古历史和文明史，不能不强调“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定位，既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复原，更是对世世代代生活、奋斗在青藏高原上各族儿女心系祖国、向往中华文明、认同中华文化一个实证性的研究课题，其学术意义和价值可供学界同仁进一步共同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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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M].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295.
[31]霍巍.论横断山脉地带先秦两汉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M]//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272-299.
[3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苏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6257.
[33]周伟洲.吐谷浑史[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4]王小甫.七至十世纪西藏高的通其西北之路[M]//王小甫.边塞内外.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36]霍巍.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J].中华文化论坛，2020(6):5-12+152.
[37]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M].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03.
[38]慧琳.慧琳音义：卷八十一[M].徐时仪，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943-1944.
注释
①有关论述可参见徐朝龙：《喜马拉雅山南麓所见的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因素——浅谈克什米尔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布鲁扎霍姆(Burzahom)》，《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霍巍：《喜马拉雅山南麓与澜沧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村落——兼论克什米尔布鲁扎霍姆遗址与我国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的联系》，《农业考古》1990年第2期。
③[意]杜齐：《尼泊尔的两次科学考察报告》，载于《尼泊尔史研究资料》，罗马，1956年，第105页，此系转引自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页。
④关于故如甲木墓地的研究，主要的有金书波：《从象雄走来》，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91页；霍巍：《一方古织物和一座古城堡》，《中国西藏》2011年第1期；仝涛：《西藏阿里象雄都城“穹隆银城”附近发现汉晋丝绸》，《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3日第4版。
⑤关于曲踏墓地的研究，主要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201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4期；吕红亮：《西喜马拉雅山地区早期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15年第1期；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阿里地区文物局、札达县文物局：《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考古》2015年第7期。
⑥《周书·吐谷浑传》《魏书·吐谷浑传》中对此均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