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博物馆？这一“灵魂”发问，使得2019年几乎可以算作是博物馆学史上最为焦虑的一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沿用多年的博物馆定义被普遍认为已经过时，新的定义又难以顺利通过，突然之间，一直以来被我们观看和反思的博物馆丧失了它清晰的轮廓。但与此同时，“博物馆里过大年”“国潮文创”“夜场常态化”“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社区博物馆”“高校博物馆”“博物馆游学”“品牌合作展”“回归文物”等头条热词，几乎全面覆盖了包括博物馆形态、建设、文创、教育、展览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博物馆人正在国家政策方针的支持下，卓有成效地发掘着博物馆横向意义上的文化枢纽价值，表达着博物馆更广泛的社会需求，也似乎为我们指明了博物馆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
五四百年：先驱群像穿越而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野草：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特展”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归成：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浙江省博物馆“五四风雷：浙江人与五四爱国运动特展”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野草：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特展”现场
1840年鸦片战争后，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众多先行者，就曾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先后踏上了负笈海外的求学之路。在这之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留学逐渐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史中最富时代特征的现象之一。我们熟知的一大批文学、戏剧、绘画、建筑等领域的艺术家，都曾以艺术为载体，在异乡的土地上找寻着中西方艺术融合发展的可能，探寻着民族文化复兴之路。
无论是“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展还是“归成：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展，都通过大量历史资料，在兼顾每位艺术家、建筑师个体面貌的同时，更将其视为大时代背景下的一个整体，用群体性视角浓缩再现了彼时留学群体中多重交织的艺术思路。当然，展览并不满足于只展示这些各异的人物本身及整个留学群体，更重要的是由此触及了这群人身处的时代，并通过对整个时代氛围的渲染，再次引导我们反观时代笼罩下的每个人。
青春洋溢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归成：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展
一个在艺术语境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面对与中国传统截然不同的西方美术、建筑体系时，该如何自处，如何回应？这就是那一批留学先驱当年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而他们以自己的艺术人生踏出了一条“革命”“救亡”“启蒙”的中国现代艺术道路，他们在艺术作品中留下的生命轨迹，无不折射出那个充满艺术激情，同时又怀抱社会改革理想与人文关怀的时代背景。与此同时，他们对不同艺术理念、流派、思潮和道路的选择，对于现代中国所进行的种种探索，乃至完全不同的艺术人生，其实也早已隐喻在那样一个激变的时代土壤中。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今天的我们在面对同样的“世纪纠结”时，又该如何应对，如何自处？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展摆脱脸谱化
中国国家博物馆“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故宫博物院“万紫千红:中国古代花木题材文物特展”首都博物馆“锦绣中华：古代丝织品文化展”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中国美术馆“伟大历程壮丽画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北京展览馆“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成就展”天津博物馆“敢教日月换新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馆藏经典绘画特展”郑州博物馆“追迹文明——新中国河南考古七十年展”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去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基本都举办了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的“献礼展”。这些“奉旨填词”的展览，不仅超预期地完成了它们的使命，摆脱了我们对主题性展览“脸谱化”的一贯认知，而且多数时候，展览能做到以小见大，从一个切入点入手，进而与观众的爱国情绪和民族情感产生共振，不刻板、不说教，而是在展览叙述中将澎湃的情绪以春风化雨般的姿态渗入每位观者的心中。
临近国庆，中国国家博物馆几乎是靠“应激反应”做出的“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果展”，通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回归的一个个典型案例，将1949年至今，通过执法合作、司法诉讼、协商捐赠、抢救征集等方式，成功促成的300余批次流失文物回归的事迹，以客观的展览语言，清晰、完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从一个侧面讲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有力地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展览更难得一见地将两块王处直墓浮雕、清宫散佚书画《五牛图》《祥龙石图》等回归文物集中展示给观众，看到这些“回家的文物”时，涌上心头的竟是分别如昨的感觉。让人更为欣喜的是，在展览即将结束之际，何鸿燊先生决定将12年前购得的圆明园马首铜像正式捐赠给国家文物局，以此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及澳门回归20周年献礼。捐赠仪式后，马首铜像与展览序厅中的其余六尊兽首铜像（牛、猴、猪、虎、鼠、兔）重新聚首，为其百年回归之路画上了圆满句号。
献礼展还有很多，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去年所有的大型回顾展、精品展，都难说不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准备，这些展览因共同的目的，呈现出相似和聚合的特征，但也绝不雷同，而是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此外，在政策的保驾护航下，这类展览都显示出较高的质量和完成度，并带领观众回顾了过往70年来，各艺术门类、各地区在祖国的变革发展中所取得的成绩，无形中增强了大家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
丝路文化：精心设计拒绝雷同中国国家博物馆“殊方共享——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展”“丝路孔道——甘肃文物菁华展”“万里同风——新疆文物展”首都博物馆“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中国丝绸博物馆“丝路岁月：大时代下的小故事”敦煌研究院“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千山共色——丝绸之路文明特展”
地虽偏，心却大的敦煌研究院“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现场
2017年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古道新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科技成果展”，以文保科技为切入点，着重讲述了文物保护工作者对丝路文化遗产的分析、保护、修复等系列工作，赋予古老的丝路文物以新的讲述角度。2018年湖南省博物馆推出的“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展，与以往单纯展示本土文化不同，此次展览将区域文化置于更广阔的世界文化中去理解，并着重展示了东、西方文化在沟通交流中的相互影响。这两场不落窠臼的展览，成为众多院馆熟客心中不能忘却的经典，也为日后的丝路展览提供了更广阔、多元的思路。
去年聚焦青海、甘肃、新疆等丝路沿线省市的文物展依旧层出不穷，展览大多不只局限于精品文物的陈列，而是更加注重揭示丝路沿线地区在经贸往来，信仰传播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交流的历史，且各个展览在立足点、组织方式、叙述手法等方面都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呈现出“万里同风”“千山共色”的精彩。
作为南方地区丝路研究、展览重镇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在“丝绸之路：（起始段）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申遗成功之后，每年都会推出有关“丝绸之路”的主题展览。“丝路岁月：大时代下的小故事”特展，以“人”为展览的切入点，将绵延的丝路“解剖”为一个个小故事，与此同时，13位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全然不同的个人经历，又以全新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丝路上多元文化碰撞的景象，以及合作、开放、融合的大时代背景。无论是穿行在丝路沿途的使者、商团、牧民、船员，抑或是坚守在丝路沿途的军士、官员、农夫、驿长、僧侣，他们都是丝绸之路真正的建设者、守护者和见证者，丝绸之路的繁荣离不开他们，离不开这条路上形形色色的人。
汉唐盛世：又见汉唐与今日盛世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汉唐奇迹：中国艺术状物传统的起源与发展”辽宁省博物馆“又见大唐”展陕西历史博物馆“唐蕃古道：七省区文物联展”东京国立博物馆“正仓院的世界——皇室守护传承之美”特别展奈良国立博物馆“第71回正仓院展”
继“丝路文化”成为博物馆特展的宠儿之后，对“汉唐盛世”的怀想与追慕，也成为去年博物馆特展又一绕不开的主题，似乎只有这鼎盛汉唐可与今日盛世做个类比。与此同时，展览对于时代的认知，不再囿于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的铺陈，而是更多地看到了时人对生活、艺术与信仰的认知，这种深藏于文物背后的文化性格与历史情怀，成为我们“又见”汉唐展览中时刻不忘的故事主线。
前无古人，怕也后无来者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
2010年，艺术史家方闻先生曾特地拿出了1968年张大千先生赠与他的《爱痕湖》，为彼时建设中的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筹款。2019年，建成开馆的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用一场大展——“汉唐奇迹：中国艺术状物传统的起源与发展”，告慰了此时已经故去的方闻先生。展览借助大量视觉材料，呈现了中国艺术写实状物的探索历程，对方闻先生曾提出的“汉唐奇迹”做出了视觉化阐释。但其中展品与主题间关联的薄弱，也显示出我们对以“艺术”作为叙述主体的展览方式，仍稍显“力不从心”。与之相反，辽宁省博物馆的“又见大唐”展，则充分显示了一个博物馆对自己馆藏书画的熟稔。展览通过唐人的书画，后人的题跋、摹本以及根据唐人故事、诗文而进行的再创作，一方面以朝代的推移呼应了展览主题中的“又见”，另一方面，也将有关中国书画艺术创作、鉴藏、流转乃至今日研究中的疑问相伴提出，为我们勾勒出有关大唐的书画记忆，并通过“当代视角”的介入，为我们“穿越”大唐、“重现”大唐，甚至是“创造”大唐提供了丰厚的想象空间。
古代书画：学术为本巧思成文
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
辽宁省博物馆“传移模写——中国古代经典绘画摹本展”
苏州博物馆“画屏：传统与未来”
上海博物馆“莱溪华宝——翁氏家族旧藏绘画展”
吉林省博物院“长白遗珠——吉林省博物院藏古代书画展”
首都博物馆“江山如画：12-20世纪中国山水画艺术展”
岁末年初上海博物馆的“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同新年伊始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这两场以人物为切入点，近乎纵观整个中国古代书画面貌与风格变迁的展览，以其宣传力度、借展规模、观展人数、社会影响甚至是超出预期的舆论导向等诸多因素，皆可视为自千禧年以来世界范围内有关中国古书画特展浪潮中的代表。当然，两场相继开始的展览，难免还会引发中日两国学界乃至普通观众的比较。“颜真卿展”在展览组织、展厅硬件、观展氛围等方面带给我们的直观冲击，一方面刺激了国人对日本展览的空前“向往”，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更多人对于博物馆展览的全方位认知与思考。单凭这一点，这场以颜真卿为中心，辐射整个中日书法史的展览，就展现出了引领书画展览潮流的先锋之姿。
东京国立博物馆“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展现场《祭侄文稿》展位
虽是珠玉在前，但国内各古书画收藏大馆也都尽力奉上了风格各异的精彩展览。当我们在辽宁省博物馆“传移模写——中国古代经典绘画摹本展”的展厅中看到那接力似的摹本时，尽管我们已无法辨识出究竟哪一张更接近它最原初的模样，但当一场展览将跨越几个世纪的摹本排列在一起时，我们就能真正感受到中国传统书画艺术水滴石穿一般的强大力量。纸绢可以腐烂、焚毁，但那些消失的文字、图画、人物，甚至某种心情，却可以出现在另一张纸绢上，借由一代又一代人的临摹，反复进行着表达，并最终完成这场跨越千年的对话。以“摹本”为古书画展览的切入点，既新颖又大胆，谁能说这种巧思不正是博物馆长期探索、研究的结果呢？
只要拿出展品，就是好展的吉林省博物院“长白遗珠——吉林省博物院藏古代书画展”
同样的，以巫鸿先生创作于1996年的、有关屏风的研究著作《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为蓝本的“画屏：传统与未来”展，也带有强烈的学术背景，并寄托着我们对学术展览的某种期待。展览通过屏风实物与屏风绘画，为观众呈现了屏风的多重角色以及屏风绘画的多个主题，并展现了其在权力、教化、情感等方面的多重意义。再者，借由古代绘画与当代艺术的共置，揭示出了古老艺术传统的延续性以及中国当代艺术所拥有的深厚文化渊源。但是，巫鸿先生在《重屏》一书中，看似全篇都在讲述屏风，但屏风只是作为如何理解与回答“什么是传统中国绘画”的媒介出现的。所以“画屏展”最值得商榷之处就在于：将屏风作为整场展览构成与叙事中最关键，而且是唯一的元素，因此缺少在屏风表象之下有关传统中国绘画的论述。在面对一本为众多人所熟知的美术史经典时，这样的展览组织难免显得单薄。
在各家大馆都将精力放在书画特展的组织筹备上，并不时挑选几件名品书画作为展览亮点时，上海博物馆的书法、绘画馆却始终坚持以书画常设展作为展览主体，并辅以书画特展，为观众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书画提供了可能。上海博物馆下半年举办的“莱溪华宝——翁氏家族旧藏绘画展”，虽然只是在上博面积最小的展厅中展出了三幅翁氏捐赠画作，但结合对翁氏家族收藏史、上个世纪中西方艺术史学者交游的铺陈，颇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架势。再配以作品的巨大动态投影及纪录片等题材的数字化展示屏，显露出上博渴望在博物馆数字化展陈上“有所作为”的态度，但电子屏的错综反光、声音的混杂，也确实淹没了书画作品的主体地位。当然，数字展陈要如何介入博物馆中，才能够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仍有待更多博物馆人的努力与尝试，上海博物馆此番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造的山水浸入式展览空间，也有待后续的不断调整，毕竟未来可期。
2020年是20世纪的科幻故事中经常设定的时代背景，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在20世纪的科幻作家们看来，这个年代距离当时的现实有着较为合适的距离，最适合想象力的发挥。那么，数十年前乃至百年前的人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否准确？我们是否已经如前人所愿，生活在一个更加完美和奇妙的世界里？今天的人类又该如何去想象未来？未来是否依然值得期待？在岁末年初，未来即将到来之际，博物馆将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博物馆展览又将怎样迈向经典，让我们尽情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