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烧制陶器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文明产物。陶瓷是陶器与瓷器的统称，陶与瓷的质地不同，性质各异。《天工开物》中对陶器的定义为“水火既济而土合”。中华先民在长期烧制陶器的实践中，通过改进对原料的选择与处理，提高烧成温度，并发明了釉，瓷器便应运而生。
东汉晚期，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釉瓷烧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完成了从陶到瓷的过渡，中国由此成为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考古资料表明，东汉晚期浙江上虞小仙坛窑址烧制的瓷器符合早期成熟瓷器的标准。这一时期，上虞地区政局稳定、经济繁荣，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极大发展，曹娥江两岸傍山近水处窑场林立，窑址达37处之多，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制瓷基地。
早期瓷器大都属于青瓷系统。“青，东方色也”，我国是农业大国，青色是万物生长的颜色。青釉瓷器将抽象的色彩体现于具象的器物上，使中国农耕文化与青釉瓷器意境相融。此外，青釉瓷器追求温润莹澈的效果，常常以“玉”和“冰”为喻。因此，兼有玉之优雅与瓷艺特质的青釉瓷器，自诞生之日便赢得了人们的认可与喜爱。
唐宋时期，瓷器生产空前发展，名窑迭出，品种繁多。隋唐时期，兴盛的南方越窑青釉瓷如冰似玉，北方邢窑细白瓷类银似雪，共同形成我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两大体系。两宋时期，除青、白两大瓷系外，黑釉、青白釉和彩绘瓷纷纷兴起，出现了举世闻名的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和越窑系、龙泉窑系、建窑系、景德镇窑系、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定窑系、钧窑系八大窑系。
在宋代的瓷器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以五大名窑为代表的官窑瓷器，深受道家文化的影响，追求淡雅清幽的装饰风格，器型秀美小巧、线条优美。民窑瓷器则充分展现其作为日常器物的特点，器型简单实用，装饰朴实率真，反映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折射出传统儒家的家国观念。官窑与民窑风格迥然，各领风骚，使宋代瓷器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
明清时期，我国制瓷业迎来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彩绘瓷、雕塑瓷成就辉煌，青花瓷成为瓷器的主流。景德镇奉御督造瓷器，始于宋朝，元、明、清因袭。明清时期，朝廷委派督陶官前往景德镇，负责生产专供朝廷用瓷，景德镇逐渐成为闻名天下的“瓷都”。
中国瓷器在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发展日臻完善，品种与工艺都达到历史上的较高水平。康熙时期瓷器造型古拙，凝重而质朴；雍正时期瓷器轻巧俊秀，精雅圆莹；乾隆时期瓷器精工细作，繁缛华丽。粉彩、珐琅彩、像生瓷等是康雍乾时期制瓷工艺的重大发明。
一部瓷器史，半部中国史。瓷器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一部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见证了中华文明的璀璨辉煌，凝聚了中华先民的智慧与才艺，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灿烂多姿的中国瓷器：
中华民族智慧与审美的象征
瓷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凝聚了中华儿女的匠心独运。两千多年来，瓷器从原始青瓷发展到成熟瓷器、白釉瓷器，再到各种颜色的釉瓷，纷繁多姿，无不展现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对美的不懈追求。
越窑青釉瓷，清雅脱俗的自然之美。青釉瓷器源于夏、商时期的原始青瓷，越窑是我国古代南方著名的青瓷窑。越窑青瓷釉色“温润如玉”、造型“美善相乐”、装饰“大美无美”的审美特点，对后世白釉瓷器、彩绘瓷的发展有着广泛且深远的影响。越窑青瓷釉色光亮，淡雅清澈，给人以宁静清新之感，是古人热爱自然的内心写照。越窑青瓷精品之一的秘色瓷“姿如圭璧，色似烟岚”，道出了古人“尚玉”的审美意识和“以玉比德”的理想人格。
越窑青瓷无论是作为生活用具、装饰器皿，还是文房清供，都追求器物外形与功用的结合，物为器添趣，器为物之托，突出“美善相乐”的美学思想。“大美无美”则指越窑青釉瓷追求“意”的无限效果，认为自然无为是美的本质，朴素的装饰在青釉的衬托下，影影绰绰，虚虚实实，显得典雅静谧。越窑青瓷集儒、释、道三家之文化精华，展现了古人“虚静”的生活哲学，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宁静淡泊、克己中庸的性格特质。
德化白釉瓷，修心向善的朴素之美。白釉瓷器兴起于隋唐时期，德化白瓷是我国白釉瓷的代表，盛于元明，有“中国白”之称。德化白瓷以质取胜、以白夺目，题材多元、内涵丰富，其瓷塑更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精品。
德化传统瓷塑作品造型优美，题材以佛造像、传统神仙、仕女和宗教历史人物为主。经典作品如明代瓷塑艺人何朝宗塑造的一尊掌管功名禄位的道教神仙文昌帝君像，其头戴官帽，身披官服，左手持经书，右手藏露于袖中，神情严肃，但双眼中又透露着慈爱的目光，给人以素然起敬与亲和之感。德化瓷塑在细腻逼真的艺术雕塑中表达着崇德向善的含义，引导观者修行向善，修心向上。
吉州窑黑釉瓷，静谧深邃的禅茶之美。黑釉瓷器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黑陶，到宋代受禅宗文化和茶文化的影响，逐渐发展形成以建窑、吉州窑为代表的黑釉瓷窑系。禅宗美学追求一种随缘适意而又生机勃勃的自由境界，黑釉瓷器以“空灵”“极简”之色体现禅宗的审美观。
作为黑釉瓷的典型代表，吉州窑木叶天目盏展现出亦真亦幻、亦庄亦谐的禅茶之道。在黑色的茶盏里饰以一片深秋时节的金黄落叶，叶子随着沸水的注入呈现出漂浮之状，仿佛是不经意间飘落碗中，牵动着饮茶人的思绪。吉州窑的制瓷工匠创造性地将加工后的树叶放在瓷器上烧制，产生栩栩如生的树叶纹，这既是他们在劳作生息中智慧的结晶，也是追求个人心灵的净化和艺术境界的升华。
景德镇青花瓷，多元文化的融合之美。青花瓷产生于唐，成熟于元，鼎盛于明清时期。在大航海时代，青花瓷是我国主要的外销产品，也是技术创新与文化交融的硕果。它汲取海外文化因素，创新发展生产技艺，成为中外文明交流的直观体现。
透过历史的眼眸，我们看到拥有蓝色调的青花瓷与伊斯兰文化“尚蓝”的审美传统不谋而合；抱月瓶、双耳扁瓶等瓷器器型，是对波斯地区金属器物特征的兼收并蓄；C型、S型、漩涡形装饰纹样在青花瓷中的应用，体现了典型的法国洛可可装饰风格……青花瓷将中国传统的人物、花鸟、山水元素与来自世界各国的装饰风格巧妙结合，以其焕然一新的姿态成为中国瓷器的典范，并逐步走向世界。
一瓷越千年，文明跨山海。千年窑火，燃烧着中华民族的激情与创造力；中国瓷器，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技艺，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
博大精深的瓷器文化：
中华文明特性的生动体现
越窑秘色瓷、邢窑白瓷、长沙窑彩绘瓷、建窑兔毫盏、汝窑天青釉、钧窑窑变釉、景德镇青花瓷……这些闻名遐迩的瓷器品种，是我国各地区各民族基于自然环境和生活经验，在交流互动、互学互鉴中孕育出的璀璨明珠。它们各具特色又相互辉映，共同形成“中国瓷器”这一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符号。博大精深的中国瓷器，诠释着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瓷器脱胎于陶器，中国陶瓷文化自古以来一脉相承，实证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江西万年仙人洞出土的距今两万年左右的陶罐，是中国陶瓷文化的源起，商周时期的印纹硬陶、原始青瓷，隋唐时期的青釉瓷器、白釉瓷器，宋元明清的颜色釉瓷、彩绘瓷和雕塑陶瓷等，赓续传承，绚丽多彩。陶瓷文化在中华文明繁荣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恰如“有源之水”，滋养中华民族绵延发展。
▲西周原始瓷青釉刻划水波纹双系罐故宫博物院藏
历史上，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缔造了中国瓷器融合发展的文化现象。展开瓷器纷繁的画卷，我们看到景德镇汇聚“五府十八帮”瓷业人员，创造了“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繁荣景象。瓷腰鼓是胡乐文化与中原陶瓷文化彼此共融的创造。北朝时期，细腰鼓传入中原；唐宋时期，瓷腰鼓开始流行，且形制可分别为北方地区的对称形和南方地区的非对称形。考古资料显示，景德镇乐平南窑在唐代中晚期就同时生产这两类瓷腰鼓，这表明当时景德镇地区已经出现繁荣的贸易往来，制瓷工匠通过南来北往的商人，了解行业动态，紧跟时代潮流，制作出符合市场需求的瓷器。
中国瓷器是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结晶。在一场场世界文明交流互学共鉴的盛况中，我们时时可以看到中国瓷器的身影。以梵文、缠枝花纹、Y字形开光（来自中东的金银器元素）为构图的纹饰，以军持（盛水器）、方流执壶、双耳折方瓶为特色的器型，南海1号、南澳1号、小白礁1号等沉船遗址出水的数量庞大的外销瓷器，都是中国瓷器文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体现。
瓷器是民间和平往来的使者，是“协和万邦”外交思想的体现。在民间，瓷器以瓶为大宗，“瓶”在汉语里有平平安安的寓意，因此常被当作礼品赠送给友人。同时，瓷器也是民间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中国瓷器外销从晚唐到明清时期经历了三个重要发展阶段，促进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在官方，瓷器不仅为王公贵族所珍爱，朝廷还将瓷器和丝绸等物品赏赐赠送给往来国家。直到近现代，瓷器作为中外人民文化联系和友谊的纽带，屡次亮相，惊艳世界。借力“一带一路”，瓷器成为中华民族对外交往的“和平使者”，促进中华文明传播，彰显大国风范。
中国瓷器，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加强瓷器保护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是留住文化根脉、守住民族之魂的应有之义。新时代，我们不仅要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还要持续弘扬中国瓷器文化，使其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为璀璨的光彩，为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