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与史铁生相识于地坛公园，我一直叫他“铁生哥”。那时他刚开始写作不久，而我刚上高中，正在学习绘画和传统诗词。多年后他成了文坛大师，我做了大学艺术教师。直到他去世前，我们都是以哥哥弟弟相称。
在我心里，铁生哥不仅是小说家、散文家，还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我说的“真正”大致有三层意思。一是他多舛的生命际遇如诗，他也一直用如诗的语言诠释着它们；二是他的诗歌情结自青年时期就种下了。他说过刚去插队那会儿曾经写过诗歌，有过“诗人”梦，后来因为身体缘故成了诗歌的“看客”，而且看得越多就越“不敢”写了（铁生哥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才又“勇敢”地写诗了，而且写了不少）；三是他很早就对中外诗歌有独到的见解，给过我认知和理念上的扶持。
我打小学习绘画和传统格律诗，上世纪七十年代常去地坛的时候我和铁生哥曾热聊过“李白和杜甫，更喜欢谁？”这样的话题。他说刚去农村插队时写过好多顺口溜儿，“也不知道什么平仄、韵辙的，词儿也多，都不用想，顺口就出来”。他曾有过的“诗人”梦也是那时候告诉我的。
那天铁生哥告诉我，从插队得病回到北京就再没写过诗。不是不想写，是精力体力不济（他半开玩笑地说也有可能是“自己眼界过高”闹的）。在他看来写诗凭的是“精气神”。诗人得有好身体才能支撑诗兴大发的状态。他曾调侃道：“我注定做不成诗人，因为我整天只会坐着，即便真有点儿诗兴不是被我坐没了也坐畸形了。”他还说：“诗歌和散文、小说的表现方式不一样。诗人，尤其能写出一些好诗的诗人多少得有点儿特殊的气质，至于怎么特殊？啥叫特殊？这是意会层面的事儿，不是非要说破的。”
想来，无论是四十三年前聊李白和杜甫，还是三十五年前评说现代派诗歌，乃至十年前议论我的诗集，给我的感觉他还是更像诗人。
2008年底，我的首部诗集《心远之殇》出版前夕，我内心或多或少也泛着一些功利的想法。铁生哥名震文坛，如果能为我的诗集作序，定会为此书增加分量。当时我听说铁生哥身体又不太稳定，但仍固执地想去当面和他说说。但这些杂念在我踏进铁生哥家门那一瞬通通都跑掉了，因为他传递给我的依然是我最熟悉的笑脸和热情。
其实半年前我见过铁生哥几次，当时他让我给他写了一幅隶书“诚实善思”挂在客厅。当时铁生哥精神状态还好，可这次见到他感觉明显差多了。疲态像是凝固在他脸上了似的，甚至让惯有的“铁生式的微笑”都少了一些光泽。他的手臂因常年透析穿刺，血管粗大，其形状如一条条扭曲的蚯蚓清晰可见。
走出铁生哥家，我内心一下子云淡风轻起来，不再想序言的事儿。惟在内心期盼铁生哥的身体状态能赶紧好起来。毕竟铁生哥说了要读读我的诗，第二天我选了一些给他发过去了。
后来，铁生哥让嫂子发给我的诗我读了许多遍，字里行间总有一些亲切的痕迹在流动，很入我的心，也极像聊诗的那个史铁生。
这些年自己也变老了，也喜欢回忆了，对“昨天”的一切都添加了一种难言的情感。尤其与铁生哥的“诗缘”，常常一边回想一边还会在心底泛起一丝掺杂着烟火气的骄傲情绪。记录着不同阶段的人生状态，这份诗缘越品越有味道，像极了他笔下那些写地坛的名篇佳作。日子久了，我愈发觉得这些往事泛着岁月的光泽，显然它们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