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译者的努力下，许多中国文学经典走进西方读者的阅读视野，促进了中国经典文学在外语世界的传播，使汉语和汉语文学走向国际。对中国经典文学外译的传播与研究，从翻译学视角对译文中体现的语言、文学、文化和思想进行深度探索，有利于推动中国经典文学和文化走向世界，走进目的语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内心世界。
深度翻译视角下的柳宗元诗歌英译
罗琼
美国翻译家比尔·波特（BillPorter）用笔名红松（RedPine）在2019年翻译出版了《写在流放途中：柳宗元诗集》（WritteninExile：LiuTsung-yuan’sPoems），译本具有明显的副文本特征。译者采用深度翻译的策略，尊重“他者”文化，构建以读者为中心的副文本，成功实现了中国古诗在英语文化中的移植。译者充分利用翻译副文本，穿梭于文本与读者之间，有利于在英语世界传播柳宗元的文学思想、哲学思想和佛禅思想，扩大柳宗元诗歌在英语世界的影响。
译文中大量的注释和插图也是显性深度翻译的特征。波特在翻译时，经常用超过译文篇幅的注释详细阐述诗歌写作的背景。他用注释的方式解释了中国特有的文化词汇，深度描写了柳宗元诗歌原文的文学背景和文化内涵，尊重作品中的他者，有利于英语读者更好地认识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译者在词语选择上观照了译语读者语言层面的审美，进行了一定的通俗化改写，并采用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译者建构的副文本深度地解释了原文的文化内涵，加深了英语读者对于《周易》八卦的理解，体现了读者、译者和文本之间的间性。译文中的插图也是深度翻译的特征。译本中附有中国唐代地图，标注了长安、永州等地点，还标记了潇水和湘水交汇之处、小石潭附近的愚溪、西山、石城山、柳宗元纪念馆等，并附上了柳宗元的画像。
由此可见，波特在2019年翻译出版的《写在流放途中：柳宗元诗集》中采用了显性的深度翻译策略，通过标题、插图、目录和注释等构建了一系列的副文本体系，深度还原了柳宗元诗歌中的异质文化，加深了英语读者对柳宗元诗歌的理解，促进了柳宗元诗歌更好走进英语世界。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外语联合项目（17WLH18）“传播学视阈下的柳宗元作品英译研究”、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基于平行语料库的柳宗元山水诗文英译研究”（湘教通[2022]323号：22C053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
在柳宗元诗文英译中根植文化自信
翟晓丽
自信之源：柳宗元诗文集的经典再现。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及其在诗文中的体现是文化自信之源。柳宗元讲述的中国故事，洋溢着浑厚、悲悯的为民代言的民本思想，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同样拓展了中国艺术作品的特质——“诗意的画面和深邃的哲思”。
自信之媒：译者对中国文化的信心。文化自信是中国经典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基石。文化自信体现在翻译上，就是对于本土的翻译家来讲，必须先热爱自己的文化；对于外籍译者而言，只有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信心，从心底认同中国文化，翻译出的作品才能真正表达原作中的精髓，才会有根基、有底蕴。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并不缺佳作，缺少的是有较深文化底蕴和深谙中国文化传统的本土翻译人才，以及既了解中华文化又对中华文化有信心的外籍翻译人才。中国当代文学的译者要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样才不会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出现本质性的错误。
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日益提升，中国当前阶段更应该做的是文化输出，在翻译过程中，如果仅是用外国的翻译理论和语言解释，那么中国的文化介绍到外国也就穿上了“洋外套”，原味尽失。因此，在中国经典文学、中华文化输出翻译过程中，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讲好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
翻译柳宗元诗文的翻译家有不少，但将其诗文全部译完的翻译家为数不多，其中，美国汉学家、翻译家比尔·波特则当仁不让。波特既是汉学家又是翻译家，2018年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授予桑顿怀尔德翻译奖。他助力于中国佛学、禅学及道家思想、诗歌传播。他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使其在翻译选材及翻译策略中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与信心。他曾表示，自己年轻时通过选修中文与中国文化结缘，从读佛经和中国古诗开始了解中国文化，体会中国文化之美和历史之丰，但他对中国文化有收获，则是从翻译中国的诗歌开始的。他强调，在深入翻译过程中，他才真正了解了中国诗词的了不起。“中国的诗与心有关，中国人写诗一定是内心有根。”因此，他又将这些书和诗集翻译成英文，把优秀的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他曾翻译过《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写在流放途中：柳宗元诗集》，在欧美掀起一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浪。
为了更好地再现柳宗元诗文集，他曾两度来到永州，实地考察诗歌与散文中所提及的地点，了解当地文化，身临其境地体会柳宗元当时所在的永州山水意境，感受柳宗元在流放时创作的心情。他曾对《永州日报》的记者说：“这里有山有水，真的很美！我知道该怎么翻译了，回去之后，一定要把柳宗元诗歌忠实准确地翻译好。争取下次再来永州时，带上柳宗元诗集的英译本。”尽管中美两国文化价值观存在差异，但波特在翻译活动中对诗文中人文地点、风土人情进行实地考察，加深了他对源语文化的认识，在翻译时就会使用表达他者文化的翻译策略。因此，他能准确地传播中华文化，帮助英语读者了解中国，减少跨文化交际误解和交流障碍，担当起翻译家作为文化传播使者应尽的责任。
要讲好中国经典文学故事，使中国经典文学“走出去”，我们还应注意打破国外出版中的一些“潜规则”，即编审为了出版译作而对译作进行不恰当的删减调整。中国文学不但要在物理空间上“走出去”，更要在心理空间上延伸抵达国外受众。译者应坚定自信，在翻译过程中忠实于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品格，传播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
（本文系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湘籍名家名作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20ZDB014）、湖湘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研究基地阶段性成果）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适应与选择
——以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英译为例
张文君
柳宗元（773—819），中唐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一生著述颇丰，体裁多元，遍及诗歌、辞赋、寓言、传记、论说、山水游记等。其所创的山水游记开创了独具一格的山水游记文体，为后人所效仿，确立了山水游记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牢笼百态”的山水游记散文中，柳宗元不仅继承了前人客观描写模山范水的传统，更开创了抒情寓理的写作手法，依托自然山水抒写内心感慨与人生理想，形成物我合一的情景交融。据《柳宗元集》收录，他创作的山水游记有25篇，都是被贬之后所作，其中大部分作于永州。其中，《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小石城山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永州八记”历来被公认为是柳宗元山水游记的代表作，展现了一幅幅永州美景画卷，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其山水游记的语言简洁凝练、言简意丰，句式上多为短句，排比对偶居多，善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质朴而优美。
山水游记英译中的适应与选择。根据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理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是译者适应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也就是译者力求多维度适应，进而依次做出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需要遵循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以产生“整体适应选择度”较高的译文。具体的翻译方法为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三维”转换。以下将结合《钴鉧潭西小丘记》具体译本案例进行分析。
第一，语言维度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对语言形式特别是修辞风格等进行适应性选择。柳宗元山水游记原文语言简洁凝练、言简意丰，句式上多为短句，善用排比、偶对、比喻、拟人。
以“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一句为例：杨宪益译为“Hereachainofboulderslikecattletroopingdowntobewatered,therecragsrisingsheerlikebearstoilingupthehill.”宣立敦译为：“Thosewhichjostleeachotherastheybenddownfromtheirheightseemlikeoxenandhorsesdrinkingatastream.Thosewhichlungeupwardinalineofsharppointsresemblebearsclimbingamountain.”
翻译这篇散文主要是要翻译出柳宗元散文简约的风格、生动形象的语言。从两位译者语言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的角度来看，相比之下杨宪益译文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杨译多维度地适应了原文的风格与语言，不仅把语言的简约再现了出来，而且把对偶的工整、比喻的形象生动恰当地转换出来。相比之下，宣译使用了两个冗长的句子，虽然保留了原文的对偶与比喻，但没有适应原文的简约，长句的使用没能体现出原文明快的节奏，从而在凸显奇石生命力与灵动方面欠佳。
第二，文化维度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有文化意识，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为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而做出适应性选择。
以“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一句为例：杨宪益译为“Whenyoulieonamat,coolgreeneryrestsyoureyes,runningwatersoothesyourear,thegreatvoidrevivesyourspirit,andtheutterquietnessrefreshesyourheart.”宣立敦译为“Ilaydownusingamatasapillow.Clearandcoolformssoughtoutmyeyes,thegurglingsoundofwatersoughtoutmyears,theexpansivespacesoughtoutmyspirit,andthecapaciousquietudesoughtoutmymind.”
在这句话中，“心谋”中的“心”字是汉语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词，它不仅仅是人体的重要器官，而且引申的意义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含义远比英语中的“heart”一词要更加丰富。张建理在《汉语“心”的多义网络：转喻与隐喻》中总结了“心”字在汉语中的三类义项，即思维义、情感义和实体义。而在英语世界中，“heart”一词是指人体器官，用以表达人的情绪，即对应“心”在汉语中的实体义和情感义。而思维义可以对应英语中的“mind”或“thought”。因此，在翻译中，“心”字的译词要根据语境进行选择，不能直接等同于英语中的“heart”。本句话主要抒写了作者获取宝地后的心情，“心”在此指心境、心绪等，对应的是情感义。因此，考虑到译文读者对“heart”“mind”的理解与原文读者对“心”的理解存在文化差异，杨宪益的译文在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方面比宣立敦的译文更能准确传达原文的信息。此外，“枕席而卧”是铺席展枕而卧，并不是像宣立敦的译文中描述的把席子当枕头。因此，从文化维的转换来看，杨宪益的译文更胜一筹。
第三，交际维度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为在译文中体现原文中的交际意图而做出适应性选择。在上文例中，杨译本中增添了第二人称代词you和your来描述语境视角，而宣译本是以“I”作为切入视角。在语境释义中第二人称语用视点通常具有移情的语用功能，可以拉近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方便读者更好地接受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具有更强的代入感。因此，从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角度来看，杨译本能更好地让读者体会到柳宗元置身于幽然之地的心境。
结合三个维度转换的案例分析，杨宪益的译本在语言、文化、交际等维度的整体适应性选择程度更高。
最后，在实施传统文化“走出去”及提升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下，借助本土创立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指导，对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英译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拓宽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应用范围，也为丰富柳文化的研究提供了视角，助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生态翻译学视角下柳宗元文化英译研究”（20YBX005）、永州市科技创新项目“生态翻译理论下城市旅游宣传片英译研究”（永财企指[2017]15号2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