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汉正街，就是汉口版的《清明上河图》，我选择杨家河这一段。你们看一看，从崇仁路进汉正街大小商铺一个挨一个，有戴隆泰，黄朝发，蔡义兴麻绳铺，新三元国营餐馆，许家压面作坊，殷家炒坊，纸张店，估衣店，陈秉权诊所，大有庆酱园铺，粮店，三友照相馆，糖果店，烧饼店，杂货店，修鞋店。大小巷子也有上十条。这就是杨家河。
蔡德记热干面
蔡林记热干面是武汉的有名早点，没有人不知道。蔡德记热干面却没人晓得。但是我从小就是喜欢吃它。蔡德记的老板叫蔡光甫黄陂蔡家榨人，认辈份还比蔡林记的老板蔡明伟长一辈。因为他的面馆叫蔡德记，所以人们只晓得他叫德记。他一直在汉正街杨家河开店。在当地小有名气。
蔡德记面馆是夫妻店，后来带了一个徒弟。他的面从面粉开始，完全是自己操作。德记热干面馆同时经营卤制品，烧腊也是非常好吃的。猪头肉的美味叫我现在也忘不了。猪的耳朵叫“顺风“，鼻子上叫“二道拱嘴“，舌头，不能叫“折头“，要叫“赚头“。你要说买舌头，他绝不卖的。他的卤水非常鲜美。他的热干面佐料非常齐全，而且特别浇一点卤水。他常说，你要舍得给客人吃，人家才买你的账。我就是喜欢吃这个味。
他后来扩大经营，自己制作米粉，一口大锅摊粉。他别出心裁，用热粉皮像炕豆皮那样，只不过馅子用的米饭，撒上葱花等佐料，用粉皮一包，在锅里用油炕。可惜这种吃法，没有传下来。随着“公私合营”，蔡光甫摘下了“蔡德记“的招牌，加入了“新三元“的国营餐馆。
重油烧梅
“重油烧梅”在武汉可是响当当的一块招牌。您家看，烧梅那白生生的皮子上用走槌擀出梅花边，蛮像绽放的梅花，怪不得叫“烧梅”咧。要从刚离开锅的蒸笼里捡出烧梅也是一绝，既要不怕烫，也不能捡破。武汉人习惯称四个烧梅为一两，有的男将过早可以一次吃二、三两，再买几两给屋里老人小伢带回去。老板还为食客准备了花红茶水，热热的花红茶恰到好处地增添了烧梅的鲜美。
鹅毛扇
我的父亲是1996年去世的，走的那天，天气已经很热，在他的身边留有他心爱之物鹅毛扇。这把鹅毛扇是我的一个伯伯亲手制作送给他的。伯伯小名叫未州，因为，他出生的那一年是己未年，公历1919年，“那就叫未伢吧，”爷爷说。
说到他做羽毛扇原本为了生计，后来越做越好，各种各样，太好看了，一下子做出了名。特别是鹅毛扇，大家叫做孔明扇的那一种，爸爸说这种扇子透着一股仙气和智慧，是有故事的。后来我也是从戏剧舞台上慢慢感受到，舞台上除了诸葛亮，凡军师们，像徐茂公、吴用、刘伯温手里都少不了一把鹅毛扇，那才叫一个角。我的父亲是个戏迷，特别喜爱老生行的戏，一把羽毛扇便成了他的心爱之物，让他几十年来爱不释手。我经常看见他，轻轻地摇着扇子，微微闭着双眼哼京剧“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这是诸葛亮在《空城计》里面的唱词。他对我讲，诸葛亮的精气神靠的就是鹅毛扇，同时因为它是我国传统的工艺品，有很深的文化底蕴。
当然，羽毛扇也是夏天纳凉的好工具，实用品，人们都很喜欢，尤其老人和小孩，认为羽毛扇风力柔和自然。不伤害身体。而制作鹅毛扇是未州伯伯的拿手，他就是凭着做羽毛扇子的手艺养活一家人。虽然，他是个手艺人，倒像个文人，温文尔雅，我们都愿意亲近他，我的父亲跟他也很要好，他不仅孔明扇做得好，而且还擅长制作各种样式的其他羽毛扇子，他在扇柄上刻上名字。表示对产品负责。父亲经常带我去他家，他家整个堂屋是毛扇作坊，琳琅满目。我眼界大开，戏剧舞台上诸葛亮手中拿的鹅毛扇就在其中，我想上去摸一摸，他们就是不让。
有一天。伯伯从乡下收购羽毛回来，我们湖北是鱼米之乡，周边农村做羽毛扇的禽类羽毛资源相当丰富，而且品相上乘，但他还是必须亲自挑选。成色不好的，虫蛀了，那绝对不能要，这是做好一把扇子的前提。这一次下乡，他特别满意，对我父亲讲，遇到了很好的鹅翅羽毛，可以好好地做几把鹅毛扇。伯伯高兴地对我父亲说:“夔麟（父亲的小名）我还要你写副对联，挂在我的客厅，为我的扇子增光。”父亲也很高兴，想了一会，写下“劳动能致富，生产可发家。”大家都说好。他就在客厅里挂起来，这里也是他的工作室，清洗羽毛的水缸也在这里，虽然客厅不宽，有些羽毛的气味，但伯母把他收拾的干干净净，井井有条。选毛，配扇的活是伯伯的事，他也不让别人干，其他的活伯母都能干。
我们住在同一条街，汉正街，他在上段，我们在中段。因为伯伯扇子做得好，很有名气，找他定制的人也很多。我们那里有一个戏园，叫长乐戏园，剧团的人也常常找他定做，有的演员为了称手还会亲自出来挑选。有时候他们到我家打听伯伯消息，问么时候来？他知道了很高兴。有时和我父亲一起切磋样式，舞台上一把好扇子，增加了戏剧的神韵，所以要用“心”去做。我父亲手中的那把扇子，就是给诸葛亮设计的鹅毛扇同一个样式，他多做了一把，送给我父亲。他还许诺，用坏了再给你做。尽管如此，父亲还是十分爱惜，不允许别人动他的这把扇子。母亲给这把扇子做了一个布套。天气一冷，他就赶忙收起来。所以，直到父亲去世的时候这把扇子还在身边，还是完好的。
未州伯伯做好一批扇子，还为另外有需要的客户刻上各种吉祥词语或者名字，然后装在一个特制的袋子里面。沿着汉正街下行售卖，他的扇子不愁销路，返回的时候基本上卖完。经过我家门口，总要和我父亲聊聊天，喝点茶，然后匆匆地往家里赶，因为要准备下一批扇子的制作。我还记得，每年红橘上市的时候，还忘不了给我们做几个“羽管橘皮枪”玩，这是我们小孩最喜欢的。
他有个心痛之结，就是大儿子不在身边。四八年国民党逃台湾时从被服厂子弟小学一起裹挟着撤走的，之后音信全无不知是生是死？父亲把祖母去世时的一张灵堂照片指给我看，里面有未州伯伯还有他的大儿子，我们叫他明星哥哥。世界上，哪有爷娘不疼儿的，儿子走后，他一下子就苍老了很多。
他的小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很聪明，很乖巧，总算给伯伯带来一些安慰。但是没有让孩子们继承他的手艺。我的父亲也很喜欢他，他很有礼貌，书也读得好。父亲要我向他学习，未州伯伯听了总是禁不住露出笑容。
日月如梭，没有想到两岸的关系松动了。我父亲终于和他台湾的亲家取得联系，于是拜托他，寻找在台湾的明星大哥。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终于在高雄找到了他。不幸的是，未州伯伯没有等到父子团圆就去世了。后来明星大哥回大陆探亲，专程来我家看望我的父亲。父亲十分激动，拿出当年伯伯做的鹅毛扇，讲述伯伯一生的酸甜苦辣。大哥说，海峡两岸要统一啦，我可以经常回家。可是如今明星大哥也去世了，盼着这一天，盼着这一天。
洋铁匠伯伯
2001年我在上海女儿家小居，上海虽然繁华，但我还是想念我的家乡，我的女儿看我寂寞。经常带我游览上海。一次到七宝镇，古镇有一个民俗蜡像馆，令我久久不能忘怀。这是清末民初的情景，特别在一群工匠的蜡像面前感到非常熟悉，我想到我家武汉汉正街周围不也是生活着这样的群体吗？我穿越时空，来到本家的一位伯父面前，他就是一个手艺不错的洋铁匠人，他在汉正街杨家河租了一个小门面。施展他的手艺。
我的这个伯伯，他们那辈人都喊他洋货，爸爸叫我喊他洋货伯伯。我大惑不解，问爸爸，他姓杨？爸爸说，他姓蔡，洋货是我们叫的外号。洋货伯伯，长得有点呆萌，圆圆脸，总是挂满笑容，有点像蜡像馆蜡像洋铁匠，忠厚老实。他从农村来，当洋铁匠的徒弟，倒是练就了一手好手艺，只是30多岁还没有老婆，大家张罗给他介绍对象，总是高不成低不就。
又过了一段日子。听说洋货伯伯要结婚了。原来河南有个女子，家乡受到水灾，到汉投奔亲戚，没想到亲戚已经搬家了。洋货伯伯见她可怜，收留了她，他们两情相悦，也就成了亲，我跟随父亲参加了他的婚礼。新娘能干端庄，又贤惠，很快成了好帮手。第二年给他生了个胖小子，她说她要感恩汉口，儿子就叫汉生。由于他们的勤劳节省，在街上小巷子里盖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房子，把岳母也从河南接来，一起过日子。他家前面是铺面后面是房间，就像我照片上的那一位洋铁匠。
由于他老实勤奋一生，他们终于过上好日子。后来又添了一个女儿，再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他原来居住的地方改建，不知道搬到哪里。听说两老相继离开人世。人生就这么短暂，使得你来不及品味酸甜，他就消失了。感谢蜡像馆，幻影中让我自由穿越时空，留下一段乡情乡愁甜甜的回忆。
街上的图书馆
在五、六十年代，使我忘不了的是吴家私巷口街上摆设的“伢伢书摊”。小时候，我以为那就是图书馆。书摊依墙而立，算是我们那里条件好的书摊了。书摊老板，我还依稀记得他的模样，长袍马褂，瘦瘦的。他有点文化，可能是一个失意文人，也很和善，因为书摊的读者大多是小孩，他讲话声音很轻，有时还把书的内容讲给看不懂的孩子听，他倒像个老师，我很钦佩他的知识。后来他的书摊扩大到出租、出售旧书（我们叫'字书’），我也常常去买些廉价的书，如今我家里还珍藏着那时在他那里买的书呢。因为这些，他的生意比别的摊主好，他的书摊还养活一家人。
靠墙摆了很多长椅子，还有个账桌，他坐在那里，一边照看摊子，一边整理伢伢书，新到的书，将封面编上号，撕下贴在一张大纸板上，相当于一个目录。然后用牛皮纸将书装订好，工工整整地写上书名和编号后，放上书架；将旧书和破损的书取下来，又重新装订。我们常常盯着老板装订，看有什么新书来了，好先睹为快。书摊经常满座，有时伢们就坐在地上。小时我们在家淘气，家长就会拿出几分钱，打发我们：“去去，去租书看。”
看书其实不贵，大约售价二角一本的书，租金只要一分钱，厚一点的两分钱一本。如果我们几个伢合租，就可以多看几本。老板知道了，只要不是一本书几个人传阅，也就算了。租回家去看，一天的租金翻一番，大人们喜欢租回家看。因为我小时候喜欢看故事，喜欢临摹伢伢书里面的人物，因此也常租书回家，我从伢伢书里学到了很多知识。可以这么说，伢伢书是我的启蒙老师。
“伢伢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大量的毁坏，幸存下来的，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据知，曾经在武汉举行的第八届全国连环画展交会上，一本《李双双》的伢伢书，在竞拍会上的起拍天价竟是“1.1万元”！现在，社区都有阅览室了，很好。社区基层图书馆不一定要上规模，多收藏一些连环画类读物。要普及，要方便，面向少年，面向中低文化的人群，可能这样的图书馆就会像当年的伢伢书摊那样受欢迎。
两个男将
在五六十年代，老汉正街的居民，无论年纪长幼，都熟悉这两个人。他们年龄相仿，约莫三、四十来岁，都是男将。
一位是卖报的男将，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但嗓门很高。他每天从集稼嘴进入汉正街一直向上走到硚口，然后回转。早上十点左右，下午五点左右经过我们那里。老远他极高的嗓音传来：“卖报，长江日报，大公报，好消息。看今天的长江日报。”这时，我的父亲就会要我赶快在抽屉拿零钱去买一份报纸。为什么要赶快呢？因为他走很快，风风火火地，你马上喊：“买报！”他就会停下来，走远了是不会回头的。假如哪天有“号外”他就更忙。
一年四季，炎日、寒冬、下雨、下雪从不间断。一年又一年，有一次忽然我发觉，他带了一个小后生一同买报。后生显然不太情愿卖报，男将没法。过了几天，后生没来，又恢复到他一人卖报。男将开始老了，嗓音没有以前洪亮，走路还有点跛了。加上报亭的设置，零售人员的增加，不知从哪天起，他的身影从汉正街消失了。至今我还不知他姓甚名谁。
我好奇的是他拎着的篮子，篮子不大，用一块深色的布盖着。印色是什么东西，我还不认识，于是也跟在后面，他的生意不是很好，终于有个店子买“印色油”，他揭开布，我才发现“印色油”原来是这个东西。这个男将每天走不少的路，除了汉正街，汉口很多地方，他都去过。文革一开始，就没有看到他了。有人说，他是特务，被抓起来了。过了几年，我们又看到他，仍然卖印色油，不过人已经老了。又过了几年，他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他姓甚名谁，也没有人知道。
人的一生在社会上结识的人何止成百上千，唯独这两位不相识的、普普通通的人，让我这辈子忘不了。是因为他们的谋生方式？还是他们的吃苦耐劳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