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端午节习俗传承包含中国人对文化的选择，对生活的选择，包含中国人的文化创造力、文化自信力。端午节习俗传承体现了人类价值的共同性，其多样性传统源于生活基础上的文化调适和包容性发展，端午节习俗传承体现了中国人基于民族、地方传统的自豪感，彰显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端午节习俗；传承；文化自信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16ZDA162)；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850011)
作者简介：林继富(1963—)，男，湖北麻城人，教授，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湖北民族学院)，主要从事民俗学、民间叙事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端午节是中国人自然观念、生命观念的表达。端午节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缩影，端午节习俗在发展中丰富，在交流中融合。端午节习俗的“源”与“流”包含了中国人的生活态度，端午节习俗传承体现了中国人基于民族、地方传统的自豪感，彰显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一、端午节习俗源流
在中国56个民族中，有27个民族拥有属于自己的端午节，这些民族包括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畲族、拉祜族、水族、纳西族、达斡尔族、仫佬族、羌族、仡佬族、锡伯族、普米族、鄂温克族、裕固族、鄂伦春族等，由此形成了端午节习俗的多元性。
端午节习俗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每一个习俗均是诞生在不同时期，并且以不同的方式传承，融合了其他的生活内容。总览中国端午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习俗，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兰草、菖蒲、艾蒿。悬挂或插在门楣上，或泡水沐浴。
五色线。常常戴在手腕上驱邪辟凶。
道教符图。张贴道教符图驱邪。
蒲酒、雄黄酒。人们饮用蒲酒、雄黄酒。
粽子、角黍。人们祭祀和饮食。
龙舟。人们划龙舟或以龙舟竞渡。
香袋。人们到河边游玩，丢弃香袋。
端午扇。亲友互相赠送夏季使用的端午扇。
以上是中国端午节习俗的主要内容，这些端午节习俗并非每个民族、地域全部拥有；有的民族、地域只有部分内容，但是却构成了属于自己的端午节习俗体系。这些习俗也并非在某一时产生，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融入端午节文化中，形成了端午节习俗。比如，辽金时期契丹人的“射柳”，成为后来北方端午节习俗。有的端午节习俗只是地方或区域性的，比如从明代开始，端午节在北方的一些地区称为“女儿节”。明代沈榜的《宛署杂记》卷十七记载：“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妍。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1](P191)
(一)端午与水
到了隋代，杜公瞻就《荆楚岁时记》作注，其中谈到了端午节，“按《大戴礼记》曰：‘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曰：‘浴兰汤兮沐芳华。’今谓之浴兰节，又谓之端午。蹋百草即今人有斗百草之戏也”[2](P47)。杜公瞻认为“浴兰节，又谓之端午”，可以想见端午节中的“浴”的重要性。而在中国古代许多典籍中都记载了端午与“浴”的关系，这些关系自然成为端午节与水关系的证明。《大戴礼记·夏小正》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也。”[3](P75)唐代韩鄂的《岁华纪丽》认为五月属于“浴兰之月”。[4](P47)宋代吴自牧在《梦粱录》里记载：“五月重五节，又曰浴兰令节。”[5](P35)
今天，在我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岱侬族，均保留了端午节用特制的药水沐浴的习俗。“这一天清晨，人们都上山采药。凡是草、藤、灌木叶都采一把，拿回来后放到大锅里煮水，用来洗澡。有的以这种药材缝在口袋里，给小孩佩带，有的妇女还缝制小巧的三角布袋，内装香草，系在自己的裤腰带上。”[6](P1687)“除了艾叶外，人们也采摘各种树叶回来煮水洗浴，越南岱侬族俗称‘百药浴’，意即尽可能采摘很多种植物叶子回来煮水洗浴。”[7]从上面引述的两则习俗来看，端午节的水是能够祛病消灾的药水，这些药水是带有灵力的草药与“午水”结合，用这样的水沐浴自然能够去污除秽，完成人们身体乃至生命的转换。
端午节因为沐浴，有的地方称之为“沐浴”之节，强调沐浴的功能性，这意味着至今传承的端午节习俗有着源于生命健康祝愿的古老起源，那就是，希望能够避免夏天到来时的病虫灾害和瘟疫的侵扰。禳灾驱邪，成为人们尤其是生活在南方湿热气候地区人们的愿望。
端午节在不同区域流传，端午节与不同地域、族群的人的生活联系起来，这就使端午节传统中的水的习俗出现差异。邻水地区端午节活动在水上，有竞渡、草船送瘟神等。宋朝的范致明著有《岳阳风土记》，在这本著作中，他明确地说端午节的竞渡就是一场送瘟的仪式，“民之有疾病者，多就水际设神盘以祀神，为酒肉以犒棹鼓者，或为草船泛之”。缺水地区端午节活动主要是人员往来以及各类游戏活动。既有划龙舟送瘟神，也有划旱龙舟。从这里可以看出，端午与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水洗去污秽、灾难和疾病；一是将水作为龙舟竞渡的依托物，帮助龙舟上的人们从甲地到乙地。
(二)端午与装饰
端午节期间，居家的门口成为装饰的重点。门边悬挂菖蒲、艾蒿等，可驱邪纳祥。
《太平御览》卷三一引述的《玉烛宝典》是这样记载的：“五月五日，采艾悬于户上，以禳毒气。”[8](P147)
清代顾铁卿的《清嘉录》中记载了端午节期间的各种装饰，“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这里的菖蒲、桃梗、蒜头均是用来驱鬼的。
清代范寅在《越谚》中特别提到菖蒲斩除妖魔的力量、艾叶招纳吉祥的运气：“菖蒲作剑，斩八节(方)之妖魔；艾叶为旗，招四时之吉庆。”
我国很多地方端午节有佩戴饰品的习俗，如佩香囊、戴花环等。晋代的《风土记》中记载：“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粘以艾叶，内人争相戴之。”今天，在我国西北一些地区，民众口头仍然流传着“端午不戴艾，死去变妖怪”的俗语。
(三)端午与恶月
端午在农历的五月初五，“五月为恶月”，端午在恶月里就具有特别的意义了。
“五月为恶月”，已经有很久的历史。隋朝杜公瞻在为《荆楚岁时记》作注时谈到：“按《异苑》云：‘新野庾寔尝以五月曝席，忽见一小儿死在席上，俄而失之，其后寔子遂亡。’或始于此。《风俗通义》曰:‘五月上屋,令人头秃。’或问董勋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见影，魂便去。’勋答曰：‘盖秦时王自为之禁，夏不得行，汉魏未改。按《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郑玄以为顺阳在上也，今云不得上屋，正与礼反。敬叔云见小儿死而禁曝席，何以异此乎？俗人月讳，何代无之，但当矫之归于正耳。’”[2](P46)
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礼仪志》认为，五月五日作为特殊的传统，来自于夏代就开始的“夏至节”，它们之间有渊源关系。端午节期间，人们经常使用朱索、五色印来装饰大门以防止邪恶。人们将五月作为恶月，与进入五月，各种病虫害滋生是有密切关系的。五月五日又被认为是恶月中的恶日，这一天如果生了孩子，就会危及家族、家庭成员的生命安全，于是在历史上有在此日出生的孩子被遗弃的风俗。汉代应劭的《风俗通义·彭城相袁元服》记载：“今俗间多有禁忌，……五月生者，以为妨害父母。”[9](P66)
五月为什么会成为恶月呢？五月天气渐热，瘟疫易起，植物葱绿，百虫四处活动，人们生活在五月，就会遇到许多生活上的灾难，因此，将五月作为“恶月”，这体现了中国人对天时、气候、地理的认识，并且以此作为生活的依据。一年四季是变化的，这种变化表现在地上活动的动植物上，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从这些动植物变化中寻找并总结出规律，尤其是与人的生活之间的联系，这样，人身体上的变化与时序的变化关系成为人们认识自然、认识自身的基础。从五月开始，天气越来越热了，民间盛传的蛇、蜈蚣、蝎子、壁虎和蟾蜍五种毒虫出没，老百姓的生活就会不得安宁。
五月初五阳气盛，暗含了许多不吉祥的因素，人们对这些给生命带来威胁的因素感到害怕，将五月与灾害、邪恶联系起来，并且赋予了伦理意义，由此在五月产生了许多的禁忌，如民间盛传“五月盖屋，令人头秃”“五月到官，至免不迁”等说法，确实令人畏惧。
更有甚者，就是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对生父母是不利的。其实，这个说法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了。在一年中，五月禁忌最多。“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生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刑事毋行，以定晏阴之所成。”[10](P453)
汉族民众认为并相信“五月为恶月”，往往与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但是，无论是从现实生活，还是历史记录来看，也并非都是这样。《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孟尝君田文是田婴妾在五月五日所生。田婴命令田文的母亲丢弃田文，但是，田文的母亲舍不得孩子，偷偷养大了田文。“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11](P2074)田文的经历，站在父亲田婴的立场上，就进一步强化了五月五日为恶日，但是站在田母及田文立场上看，五月五日所生孩子不吉祥的说法并不可靠。“五月为恶月”，五月五日为恶月中的恶日，这种观念在当前中国人的信仰中已经逐渐淡化。
从这里看出，端午节习俗起源于生活中的事件，或许某次偶然的事件、行动会改变习俗的发展方向。
(四)端午与屈原
端午节与屈原的关系最为紧密，它们之间构成了彼此依存的互文性关系。“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土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也。《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是日竞采杂药。《夏小正》云此日蓄药以蠲除毒气。”[2](P48～49)这是杜公瞻在为《荆楚岁时记》作注时得出的结论，这段话也成为后来讨论屈原与端午节的重要史料。
唐代的沈亚之曾经撰写《屈原外传》，他认为屈原选择了五月五日“遂赴清泠之水，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思慕谓为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贮米投水祭之。至汉建武中，长沙区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闻君尝见祭，甚善。但所遗并蛟龙所窃，今有惠，可以楝树叶塞上，以五色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世俗作粽，并带丝叶，皆其遗风”[12](P21)。也就是说，今天端午节的许多习俗均是因为屈原投江殉难，后人纪念的缘故。
端午节与屈原的关系，从文献记录来看，是“伤其死所”“楚人思慕”等，由此将端午节的竞渡和水上祭祀活动解释为对屈原的纪念。
笔者以为，人们在端午节期间吃的粽子，是端午节最为核心的元素，最初也未必是源于对屈原的纪念。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开始有粽子的记载，此时距离屈原去世已经有400多年了。
“纪念屈原”成为端午节的基调，但是，端午节与屈原的关系，是历史的真实，还是虚构？笔者觉得不需要细节上的考据，无论哪一种，都是真实的，都是以真实的历史性、情感流动为基础，这也是端午节延续的重要力量，由此展示了端午节在民众生活中的主体性和自信力。
端午节与屈原的关系在后世被不断传承、演绎，得益于端午节习俗中屈原“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人格，这也正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家国胸怀，以及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广泛影响力，彰显了文化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讲，端午节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二、端午节习俗传承与人类共同价值观念
端午节习俗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稳定的成分、共同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体现了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民众的生活理想和生命追求。从历史来看，中华民族形成稳定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是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到民族和地区的具体文化之中，端午节是这类文化的代表。端午节起源与中华民族对于阴阳以及季节、身体的认识关系密切。
东汉范晔的《后汉书·礼仪志》曾记载:“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13](P118)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于是，民众就开始以礼仪的方式实现万事万物的转换和吉祥生活的过渡。阴气与阳气交替，以及阴阳五行观念影响，夏至日出现阴阳调和性的礼仪，再正常不过了。
汉代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午日，以五彩丝系臂，避鬼及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避兵缯。”五彩丝和桃印成为端午节的衍生物。其中，五彩丝中的青、白、红、黑和黄色分别代表木、金、火、水、土。东汉时期记录时令节日的《四民月令》云:“五月五日取蟾蜍，可合恶疽疮；取东行蝼蛄，治妇难产。”
三、端午节习俗传承多样性的文化调适
端午节习俗历史悠久，流传地域广，根本原因在于端午节习俗包含的文化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文化张力。端午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形成特色鲜明的地域传统。
记录端午节来历的文献主要有南梁吴均的《续齐谐记》。但是，文献记录往往与民间传承的端午节起源相距甚远。可以肯定地说，端午节的起源是古老的，与中国人对于生命的关怀有密切关系，端午节习俗不断丰富，在调适中发展。
端午节期间门首插艾蒿风俗，因各地生活环境和历史传统差异，出现了多样化的局面。在江浙一带，民众在家门口悬挂菖蒲、艾蒿，并且还加挂有一些桃梗、大蒜；广东潮州一带，老百姓一般不使用艾草、菖蒲，而是使用“红花(石榴花)”“仙草”；广西金秀瑶族，在大门上挂葛藤，当地人认为这是仙人索；闽南和台湾的一些地方，在大门上插榕树枝，通道侗族以艾蒿并配合多刺的楤木或气味浓烈的山胡椒，拒各种鬼怪于门外。各地门首插艾蒿风俗变化与人们的生活环境有关，与人们所传承的历史传统有关，但是，无论传统表现出怎样的多样性，端午节习俗的宗旨在于求得家人平安健康。
端午节习俗具有多样性，有的是端午节稳定要素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上的变化，有的则是端午节立足于地方民众的生活，形成新的传统。无论哪一种形式，均是端午节习俗在文化调适过程中的必须和必然，由此形成了端午节习俗的多样性，构成了端午节文化的丰富内涵。
端午节对于海外华人来讲具有同样的文化记忆。一些早年到马来西亚的中国人，从家乡带来端午节“五月为恶月，端午为恶日”的观念，并且在端午节期间开展各类活动消除恶月、恶日带来的灾难。马来西亚属于热带地区，原本产生、传承于亚热带生态环境之中的端午节的有关内容仍然存在。但是，我们也看到，马来西亚等热带地区的端午节出现了适当的文化调适，增加了新的内容，弱化了原有的端午与屈原的倾向，强化了移居马来西亚的华人的民族意识与家居祭祖习俗。这些足以说明，中华民族集体意识和文化思想具有强大力量。这也是端午节通过习俗传承展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极为精妙的注解。
四、端午节习俗传承的包容性源于文化自信
端午节习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合时代因素、地域文化和民族传统，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特点，这种包容性体现了端午节的文化自信。
宋代文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记载:“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杭城人不论大小之家，焚烧午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其日正是葵榴斗艳，桅艾争香，角黍金色，菖蒲切玉，以酬佳景，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14](P21～22)宋代刘克庄的《贺新郎·端午》提到龙舟竞渡，“谁信骚魂千载后，波底垂涎角黍。又说是蛟馋龙怒”[15](P103)。清朝道光年间《建德县志》云:“端午，裹角黍，小儿女簪茧虎于鬓，执蒲剑、艾人以嬉。”
笔者注意到端午节中出现的“角黍”，与大多数人端午节吃的粽子是一回事，但是，其流传却在不同的区域。
西晋周处在《风土记》中写道:“仲夏端午，烹鹜角黍。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16](P146)在这里角黍是五月五日和夏至的食品，“一名粽”“一名角黍”，那么，角黍和粽是一回事吗？
东晋的范汪在《祠制》有明确记载：“仲夏荐角黍”，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夏至时节，用角黍祭祀祖先，成为当时很重要的风俗。角黍是以黍为核心做成角的形状，作为祭祀用品，角黍的黍和角均具有象征性意义。山西、河北、东北、甘肃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发现有炭化的黍粒和黍穗。文字中最早记录的“黍”出现在甲骨、卜辞中。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有不少篇章和诗句歌颂“丰年多黍”。黍是先民食用的粮食，人们在生活上对黍产生依赖，对包括黍在内的农作物产生信仰性的崇拜，出现了每年的祭黍仪式，祈求来年农作物丰收。《礼记·月令》记载：“仲夏之月”，“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诗经·小雅·甫田》记载：“今适南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报以介福，万寿无疆。”这些记载说明黍在上古时期是用以祭祀祖先和社神的祭品。黍成为祭祀祖先的祭品，也是民众的生活食品，将黍做成角状，与人们视角状为神圣有关。今天，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许多民族，以角黍作为祭祀品。
端午吃粽子的来历与端午节祭祀屈原有关，从目前笔者查阅的史料来看，这个说法最早出自南梁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17](P1008)这段记录包含了吴均的人文情怀，包含了吴均对于屈原人格和爱国精神的崇敬。文中记录“筒粽”投入江中被蛟龙窃食。用竹筒贮米炊饭为江南民众春游时或宴席上的食用方法，这与宗懔《荆楚岁时记》中“以新竹为筒粽”的记载相同。吴均记录的以竹筒贮米投江祭屈原的细节，来自当时南梁人的现实生活。我国古代东南地区常常将贮有稻米的筒粽投入江中祭祀蛟龙，与北方周人用角黍祭祀祖先和社神的风俗十分相似。
至于端午节中祭祀所用的“角黍”或者“筒粽”，《荆楚岁时记》记载“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意味着南北朝时，人们已将北方的角黍和南方的筒粽统称为“粽”。
从上面所讲彝族都阳节的来历来看，其实就是流传在汉地的端午节，彝族与汉族民众因为生活结成兄弟般的情谊，显示了基于端午节传统的彝族与汉族民众的生活往来、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生活往来，成为我们理解端午节传统的重要方法，为端午节本源性传统带来多样性的包容、发展。诚如法国学者谢弗勒所说：“比较学家势必要和其他文化发生关系；由于他亲自从内心深处去体验和经历这些文化，这样也许能够保证他会拥有理解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和相对性的禀赋。”[21](P179)
五、结语
避疫祈福和人伦道德是端午节的两大主题。人伦道德主题以历史人物为核心，以这些历史人物解释端午节习俗的来历，这些人物生活在不同时代，在他们身上包含了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例如，伍子胥是吴国忠臣，因遭奸人诬陷自杀身亡，吴越人民因此纪念他；越王勾践为了建立国家，不顾羞辱，卧薪尝胆，张扬了崇高的国家至上的精神；介子推以忠义孝顺的精神品格光耀后世；屈原投江殉国成为爱国主义的典范。
端午节习俗传承是古老和现代的统一，时代与地域的交融。端午节习俗传承过程中现代性和传统性兼具，端午节习俗传承包含中国人对文化的选择、对生活的选择，包含了中国人的文化创造力、文化自信力。
在全球化时代，端午节作为优秀传统需要弘扬，需要突出端午节习俗传统的价值和文化特色，要以端午节仪式为载体，在继承端午节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换，挖掘、彰显端午节蕴含的中国文化的自信力。
端午节习俗传承与时俱进，传续不绝，在今天重新唤醒中华文化自信的时刻，端午节习俗具有跨越时代、族际、地域的穿透力量，这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厚土壤，源于中华文化的精神品格，源于当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力。
(本文发表于《长江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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