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聊了聊“国之重器”司母戊鼎，因其年代、重量、体积是至今为止发现最早最重最大的，所以当之无愧“重器”这个称号。
这期聊聊另外一个被称为“国之重宝”的青铜器，它就是商代祭祀青铜礼器“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的出土经历也颇为传奇，它发现的地点位于盗掘走私文物的重灾区湘中地区长沙市。
新中国未成立的解放前，因长沙市古代墓葬文物盗掘十分严重，民国政府因此对文物走私现象的打击也非常严厉。
早在24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就在长沙设立了都城；到了秦朝时代，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后又在长沙设郡，为秦国三十六郡之一；五代十国时期，梁太祖朱温封马殷为楚王，定都潭州（今长沙），后唐灭了后梁，马殷又建立了楚国，定都潭州后改名长沙府。
综上所述，长沙又为百越分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承，附近周边地区的农民在田地间劳作时，也经常如古荆楚地区的农民般经常从田地里刨出一些年代久远的古墓葬和文物。
1938年4月的一天，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现已改为县级市）黄材镇的一座山上，姜氏三兄弟像平常般在位于转耳仑山的自家田地里劳作着，其中一人的锄头刨到泥土里的东西，“垱”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三兄弟便往下方声音传来的地方深挖去，一个造型奇特，浑身长着墨绿色锈迹的硕大金属器皿显现在三人眼前。对于附近村庄或亲戚朋友们经常从土地里挖出一些古代器物，卖给古董贩子换取钱粮的事，他们早就略有耳闻，没想到他们自己也有碰到这种事的时候。
不过按照他们的眼光和见识，对这个大喇叭状，四角又分别各带有一个羊头的奇怪金属器皿实在是分辨不出价值。但在绿锈下掩藏着黑乎乎的金属光泽，让三兄弟以为自己挖到了传说中的“黑金”。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三兄弟挖到宝贝的事向十里八乡疯传开了，自然也会招来旁人不怀好意的嫉妒目光，同时，还有一些专做“明器”生意的不法商人也闻风赶来，期望能做笔大买卖。
“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赶到姜家的是黄材镇万利山货店的老板。这位老板明面上收些山里的土特产运到城里贩卖，背地里收购文物这种违法勾当没少干，必竟山里挖出来的文物也属于“山货”嘛。
这个表面上是个正当商人，暗地里贩卖文物的二道贩子在见过被后世人称为“四羊方尊”的稀世珍宝后，立即愿意出价四百块大洋收购。
四百块大洋在当时可算是一笔巨额钱财，而姜家在得到这笔钱财后也可以改善家里贫困的生活亲件。买卖就这样成交了。但附近那些心怀不轨的人在得知姜家发了笔横财后，地保乡绅，流氓无赖轮番上门，或恫吓、或威逼、或敲诈、或勒索，姜家为保家宅亲人平安，四百大洋转眼间缩水了一半。
另外一边，国宝的处境也非常不妙。山货店老板在拿到“四羊方尊”后，立即将它辗转至长沙县城某大商号，因为在长沙出土这种造型奇特，体积硕大的青铜器皿尚属首次，不法商人们经过商议后决定通过小道消息哄抬物价，将它的价格炒至二十万大洋。为什么不敢明目张胆的竞价拍卖呢？因为他们也怕民国政府部门的出手干预，让他们炒高价格“四羊方尊”的计划流产。
尽管这群奸商自认为做的很隐秘，但眼线还是将这件事报告给了长沙政府。长沙政府怕奸商们狗急跳墙，为了巨额利益将国宝倒卖到国外，立即立案侦查并收缴文物。
就这样，“四羊方尊”逃脱了差点被转卖至境外的命运，被抄没上缴湖南省政府。政府中的官员们也没人认得这个文物的价值，这个“国之重宝”一度被人当成个特大号痰盂扔在政府库房的角落里。
不久，日寇向长沙地区发动攻击，在战事吃紧，局势恶化下，湖南政府迁往沅陵，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下令实行“焦土政策”，不给侵略者留下一砖一瓦（斯大林在1941年苏德战争中也用过这招），这场烧了五天五夜的大火，让长沙这座2000多年的古都毁于一旦，史称“文夕大火”，同时“四羊方尊”这件国宝也在大火和混乱中下落不明。
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就亲自过问“四羊方尊”的下落，并责成文化部门追寻。原来在湖南政府迁往沅陵途中，车队遭遇日本飞机的袭击，运送“四羊方尊”的车辆被炸弹击中，连同车辆被一起炸成碎片。这些碎片被人捡回来后就一直丢在湖南银行的仓库内无人问津。
最后在文物部门的追寻下，1952年才在湖南银行的库房内找到这个碎成了二十多块的宝贝，并在国内文物修复大师张欣如努力下修复成功，这件经历过战火洗礼的瑰宝才涅槃成功，并且大放异彩。
这件“国之重宝”之所以能成为国宝之一，并不止是它曲折的经历，奇特的造型，稀有的典范，还有着它身上曾经斑斑的伤痕，也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受过的创伤。
“四羊方尊”这件国宝没有在战乱时期流落至海外，也算不幸中之大幸。否则，身为炎黄子孙的我们就不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看到它的丰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