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原名《遗产与保护研究》，创刊于2015年，双月刊，刊载覆盖自然遗产、文化遗产、双重遗产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保护与利用的政策法规、科学技术、先进理念、问题剖析、创新方法等，传播国内外遗产保护先进理念与技术，总结推广各类遗产保护的经验，提升我国遗产保护与利用水平。
历史类博物馆文物藏品的利用现状
新中国成立以来，博物馆的数量持续上升，据《2017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末，中国已有4109座博物馆对外开放，其中历史类博物馆的数量为1493座。《文物保护法》的出台、国家文化遗产日的设立为博物馆保护和合理利用文物藏品，同时进一步提升其利用率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此环境下，各类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展览以及科普教育活动的出现，成为提升文物藏品利用率的有益探索。但是，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博物馆对馆藏文物的利用还不充分，博物馆对公众的吸引力也很有限，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
(1)博物馆对馆藏文物的研究深度不足，价值发掘有限。中国博物馆在深厚的历史底蕴支撑下，文物资源十分丰富，但在挖掘、展示与利用文物内在价值方面，博物馆还需要做更多。博物馆对文物藏品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描述性研究;一类是解释性研究。
解释性研究的不足，导致博物馆无法将深奥枯燥的历史知识转化为生动活泼的展览语言，也无法提取出制作文创产品所需的文化元素，从而影响到博物馆文物藏品的利用以及文化知识的传播。
(2)馆藏文物展出率低，馆际之间交流有限。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16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中国博物馆馆藏文物数量已达3329.38万件，当年各类陈列展览数量为24623个。以故宫博物院这类国家级大馆为例，故宫的藏品总数达180多万件，每年仅能展出近1万件藏品。由此可见，通过举办陈列展览等途径提高馆藏文物的利用率仍然大有潜力。与这些国家级博物馆苦于展示空间无法满足藏品展出需求相反，另一些新建的，尤其是中小型博物馆却正在面临没有足够的展品进行展览的窘境。如鄂尔多斯博物馆新馆，建筑面积达4万m2，馆藏文物却仅有1.8万余件(套)[2]。有限的藏品令其无法组织系统的基本陈列，临时展览、专题展览的开展更是难上加难。由于博物馆存在平级博物馆馆际交流较为频繁，而大馆与小馆间交流较少的情况，本可以利用大馆文物支援小馆进行展览的途径受到阻碍，导致出现大馆的文物藏品难见天日，小馆的展览又无米下锅的窘境。
提升历史类博物馆文物藏品利用率的途径
针对历史类博物馆馆藏文物利用率不高的问题，有效解决办法就是“让文物活起来”。为了将文物资源盘活，博物馆应该从文物藏品研究、展览策划、互联网资源利用、文化衍生品开发等多角度入手，充分发挥文物藏品的作用和价值。
加强文物藏品的解释性研究
文物藏品是历史类博物馆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文物藏品的类别和特质，决定着博物馆的发展方向。文物藏品具有正经补史的作用，但其自身不会“说话”，因此需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文物藏品进行研究，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阐明文物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当前大部分博物馆的文物研究还停留在描述性研究阶段，对文物藏品的内涵价值研究不足。为了加强文物藏品的解释性研究，博物馆应组成专门的研究团队，通过课题研究的形式，对本馆馆藏进行体系化的研究。在研究开展的过程中，应着重加强特色藏品的研究，为博物馆日后原创展览的开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对文物藏品的研究不应禁锢在博物馆这个小空间内，而应积极参与各类学术会议，与国内外专家学者展开交流合作，从不同角度加深对文物藏品的认识。除此之外，实地考察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对文物、文献资料以及环境背景的结合，使文物藏品的内涵和价值得到更为充分的反映。
在开展研究工作的过程中，研究团队应把取得的学术成果及时通过论文、专著等形式发表出来，为本馆的展览、文创产品设计提供丰富的材料和历史依据，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文物藏品的作用和价值。
增加展览数量，创新展览模式
博物馆陈列是在一定空间内，以文物标本为基础，配合适当的辅助展品，按照一定的主题、序列、艺术形式组合而成的，进行直观教育、传播科学文化信息、提供审美欣赏的展品群体，陈列是博物馆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主要方式。目前博物馆的陈列展览主要有基本陈列和临时陈列两种类型。在基本陈列尤其是精品器物类展览中，为了提升馆藏文物的利用率，展厅中的展品应做到常换常新。经常更换展品，一方面可以激发观众的参观热情，给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带来新鲜感;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保持馆藏文物的稳定状态，对受损文物可及时发现、及时修复。
对于临时陈列而言，借展、外展、联展、巡展都是增加展览数量、创新展览模式的有效途径。博物馆内的展品由于受展览空间的限制，数量总是有限的，以南京博物院为例，其展厅面积约为2.6万m2，在展文物约4万件，展示空间与展品数量比例已达到1:1.5，但这只展出了南京博物院馆藏的1/10。与此同时，一些中小型博物馆的藏品数量严重不足，藏品量和专业人员的缺乏都使其难以布设新的展览，从而制约了中小型博物馆的发展。在此现状下，馆藏文物资源丰富的大馆，可以通过与中小型博物馆签订藏品长期借展协议以及在基层博物馆举办常设陈列等方式，让长期沉睡在文物库房里的藏品重见天日，这不仅提高了馆藏文物利用率，为博物馆观众提供了新的可供参观学习的文物藏品资源，同时也解决了中小馆藏品短缺的问题，可谓双赢。
另外，由于我国文物资源丰富且分布于不同的地区，很多时候单个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并不能支撑起一个完整的展览，所以基于此，联展和巡展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2012年9月，南京博物院联合省内各级博物馆成立江苏省博物馆展览联盟，加入联盟的博物馆的文物都可以纳入展览。同时，博物馆同地方政府签约，每年拿出10个展览，每个展览每年可以在省内巡展5次。以南京博物院的实践为开端，2014年5月，安徽也成立了安徽省博物馆联盟，其中包括67家国有博物馆和10家民办博物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5次交流巡展。通过巡展、联展模式能够有效整合各博物馆的文物藏品资源，充实展览内容，不失为提升博物馆馆藏文物利用率的手段之一。
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传播作用
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利用网络进行产业升级和提升服务水平成为多个行业的新选择，博物馆界也不例外。“互联网+”现在已经成为文博工作的新发展方向，合理利用互联网资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博物馆文物藏品的利用率。目前，博物馆对互联网资源的利用方式主要有以下4种。
(1)文物藏品的数字化展示。出于对文物藏品的保护需要，很多藏品不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利用，而数字化展示方式的使用，一方面能很好地平衡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能跨越时空的局限，为博物馆观众提供身临其境的游览体验。以“数字敦煌”和故宫端门数字展馆为例，2016年4月，敦煌研究院通过互联网发布“数字敦煌”，公开了30个经典洞窟的高清图像。“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不仅使得莫高窟的壁画和雕塑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利用和保护，也让莫高窟突破了地域限制，为更多人所欣赏研究。故宫博物院则通过数字虚拟技术，对重要宫殿建筑以及精品文物进行虚拟再现。通过对文物及建筑的数字化展示，观众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故宫建筑和文物藏品知识，探索其背后的特性与内涵。
(4)建立文物资源数据库，共享文物信息。伴随着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结束，全国馆藏文物名录基本信息已登入系统，文物普查数据库正处于建设中。我们国家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完成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最终形成普查数据库，其目的就在于能够对文物信息进行有效管理，使其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知识，促进信息共享[8]。文物普查数据库形成后，博物馆工作人员能够全面掌握各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情况，从而在展览、研究过程中整合资源，提升文物藏品的利用率。
加大文化衍生品开发力度
文化衍生品是将文物藏品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等信息通过物化的形式向博物馆观众传递的手段。文化衍生品的开发一方面能让观众把文物藏品信息带回家，达到博物馆的教育目的;另一方面也能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博物馆参观，为博物馆提供额外收入。新颁布的《博物馆条例》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博物馆挖掘藏品内涵、开发衍生产品，增强博物馆发展能力，博物馆开发文化衍生品成为提升文物藏品的利用率的又一有效手段。
博物馆开发文化衍生品的主要类型有出版品类、复制品类及文创产品类。出版品类包括为馆藏文物收藏研究以及配合展览撰写的图录书籍、导览手册、研究报告，以及拍摄录制的影音资料等。这类文化产品向博物馆观众提供了大量有关馆藏文物的文献、影像信息，是反映馆内文物精品的重要载体。作为博物馆文化衍生品的传统类型，出版品类产品在突出馆藏特色和权威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多元化，以此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认知特点和学习需求。文创产品是博物馆将馆藏文物的文化内涵因素提取并与其他物品结合设计出的产品，这些产品既具有观赏性，又具有实用性。故宫文创产品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文创产品的设计并不是对文物本身简单的复制和仿制，而是对文物背后文化内涵的提取和物化。消费者购买文化创意产品不仅带走了产品实物本身，也让文物背后的故事与情感跨越时空的局限，走进了千家万户。
目前中国博物馆的数量持续上升，发展势头迅猛，文物藏品始终是推动博物馆开展各项工作、实现各项职能的基础。面对历史类博物馆文物藏品利用存在的诸多问题，通过加强文物的解释性研究、增加展览数量、创新展览模式、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传播作用、加大文化衍生品开发力度等手段，使博物馆文物藏品的利用率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为博物馆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文/张思桐
本文来自《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本文编辑对原文稍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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