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定窑陶瓷的烧制在我国有着辉煌的发展史，其上限最早可推至隋代，下限基本认为失传于元代。战争、人才流失、创新不足以及原料枯竭是定窑技艺失传的主要因素。近代以来，在古陶瓷专家和考古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定窑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为定瓷烧制技艺的恢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经河北省几代定窑人的艰苦探索，特别是以陈文增为首的定窑研发团队，实现了从技艺传承到文化提升的转型，进而走出一条独特的定窑复兴之路。
【关键词】定窑；定窑考古；定瓷烧制技艺；文化理念
一、定窑陶瓷烧制技艺的兴与衰
陈文增从北方定窑原料不足、煤炭枯竭等角度，深入分析了定窑失传于元的客观因素。北定窑技艺失传后，南定窑在仿定的路子上并没有走得太远，许之衡说：“明代成化仿者亦佳，乾隆以后，遂无仿之者矣。”可以说，限于原料和气候等因素，南定窑一直没有走出仿定的圈子，它在明代达到一定高度后，便于清代淡出人们的视野了。
二、近代以来定窑的研究与恢复
新一代陶工正在神州崛起
渴望更多地了解前人取得的辉煌业迹
今日曲阳
为了寻求定瓷古工艺的再现
七八十位专家学者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探索，计议
定瓷古工艺必将复苏，再放光芒
即使定窑的仿制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时为曲阳县工艺美术定瓷厂核心骨干的陈文增尖锐地指出：“定窑研究成果的鉴定，功不可没，然而贴近历史，才能鉴照当今……定窑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主要体现在工艺及技术上。在宋代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定窑基本风貌，可作为当今研究者的基本参照。离开这一点去走捷径，搞所谓相近、相仿、大致相同等都是缺乏严谨的态度。对定窑的鉴定不纯属于自然科学，而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充分结合社会科学因素的一种属于具有双重意义和价值的学科文化研究。”陈文增从学科融合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定窑研究，为定瓷生产走出模仿复古的窠臼带来重要启示。他先后发表的《定瓷刻花》《定窑匣钵、架支设计艺术及其功用》《宋代定窑文化品位确立之艺术借鉴》等文，以历史文化为参照，对中国定瓷烧制技艺进行了有益而深入的探讨。
然而，市场经济的大潮并没有眷顾这两家兼及科研和生产的定瓷企业，在产品试制与经济效益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两家企业最终放弃了定窑研发。陈文增指出：“从1975年开始，再到1984年和1987年，十多年中，两家定窑恢复单位从凭着一种献身的冲动到无可奈何的感叹，经几番坎坷、几经颠簸之后终于先后关闭。”
三、定窑恢复发展的文化理念
自陈文增提出定窑研究应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意义和价值的学科文化研究”理念之后，定窑恢复发展事业虽然依旧受制于市场经济的困扰，但却迎来了产品创新与摆脱困境的曙光。
1992年，在经历了曲阳定瓷生产的多次波折之后，依旧初心不改的陈文增、蔺占献、和焕等人在曲阳重新组建了自己的研发与生产团队，并聘请古陶瓷专家冯先铭、王莉英、李国桢、张守智、周淑兰等人为顾问，以河北省曲阳定瓷有限责任公司为平台，开始新一轮的攻坚克难。1996年，河北省曲阳定瓷有限公司顺利完成河北省科委计划内项目“日用美术定窑陶瓷研究”，并通过科技成果鉴定，专家认为“瓷质接近古定瓷，工艺技术达到宋代定瓷水平，造型装饰有所创新”，这标志着定瓷烧制技艺的全面恢复。特别是，定窑创新产品的研制，既保持着传统工艺优势，又着眼市场需求和自身生产能力的提升，很好地解决了早期单纯仿制的问题，使定瓷逐渐走出文物鉴赏的圈子，进入寻常百姓家。如今，拥有一件具有宋型文化味道的定器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与考古学不断深化我们对定窑历史文化的认识一样，实业所带来的对定窑器物的享有与把玩，正在不断提升人们的文化生活水平。
与此同时，陈文增还将浓浓的诗意融贯在制瓷过程之中，从而赋予定瓷作品特殊的风采神韵，使其孕育出丰富的人文内涵。他说：“我爱定窑瓷，亦爱诗与书，三者相偕，以瓷为中心，诗书为周转。我作瓷，凡有佳制必作一诗、书，无诗者则非极品。”他的“荷花福定白釉刻花大腹瓶”便是这样一件极品之作，其题诗云：“大度雍容各自修，犹言腹内说行舟。千秋几个堪如此？一器犹能化百忧。”或许人们很难在一件定瓷作品中读出如此深刻的意味，就像不明白印象派的画家们想要表达什么一样。但是，懂诗的人，不难察觉其中的艺术魅力，“大腹瓶”实则与人的雍容大度为同一写照，故其诗序云：“器惟容物为可用，人惟容争为至达。世事纷然，所谓非人气量而不能成为事业，信而不谬。”作者以诗性思维制瓷，在追求理想人格境界的同时，大力提升了定瓷的文化品位。
书法与定瓷所共有的艺术语言是“线条”。书法家挥洒翰墨，关乎用笔，定瓷刻划花装饰亦重视用笔，二者具有同工之妙。陈文增指出：“定窑手刻花纹用刀，细察起来，很近似中国画和书法的用笔。书法讲，欲左先右，欲上先下。逆锋落笔，回锋收笔。又讲悬针垂露，顾盼映带等。刻花刀法，同样讲横落竖行、竖落横行，露锋侧入，藏锋直入以及出锋轻提、回锋重按等等。双线刀在线条表现中由于超速突然隐去，或由于使刀过快偶尔切断等等。这实际上不属于缺陷，而是艺术作品所固有的雅气与空灵之气，是难得的朴素美和自然美，如书法之飞白、篆刻之敲边，绘画之笔触。”这里所言瓷与书在用笔上的相通，不仅是姊妹艺术互鉴的需要，更显示出艺术创作中融会贯通的审美意识。
陈文增将定瓷装饰与书法艺术结合起来的基点正是作为艺术语言的“线条”，他又称其为“线质”。如果说在诗歌创作上，陈文增注重“语质”问题，那么这个“线质”与“语质”一样，均属于艺术表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二者共同构成了陈文增“三联艺术”中“联”字内涵的核心内容。陈文增说：“小说、散文、诗评、书评、书法创作、美术创作等，都极力推崇一种适应本学科生存发展的专门语言。这种语言通过本语系洗练脱颖而出，那么它就意味着将承担一种历史责任，这个责任就是‘语质’的奠定和升华。”在这里，“语质”又不单单指称诗词艺术，它涵盖了对一切具有表达功能的艺术形式的审美观照。
总而言之，我们对定窑陶瓷的认识与仿制，离不开考古发现，也离不开古陶瓷专家的鉴定。但在当下，定窑陶瓷产品如何跟上时代，惠及大众，为国家文化发展做出贡献，才是定窑复兴的当代使命。尽管我们可以在原料、造型、釉色、装饰乃至烧成上做得跟古人一样，但这仅仅是模古仿古，并没有走出古人的藩篱，甚至那些仿定产品，限于制作者的悟性与修养，亦根本无法达到古代定瓷的神韵。自陈文增提倡定窑“双重意义和价值的学科文化研究”理念之后，他在姊妹艺术的启发之下，创造了“瓷、诗、书三联艺术”，使中国定窑拥有了现代身份，为世人所推重。在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今天，这种立足传统工艺基础上的创新，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不复古泥古，不简单否定，不断赋予定窑陶瓷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使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充分展现着当代人的文化自信，并走出了一条适应时代发展的定窑复兴之路。
作者简介：陈博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艺思想史、中国古代民族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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