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于2021.8.30总第1010期《中国新闻周刊》
“一开始我们确实很艰难，为保护博物馆的安全付出了很多。现在我很高兴我们在一开始保护住了它。”8月21日，穆罕默德·法希姆·拉西米在邮件中回复《中国新闻周刊》时说，“现在，一些塔利班成员为博物馆提供了保卫。目前局势没有回归常态，还不明朗，我们在等待塔利班会怎么说。”
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已经有一百年历史，在近半世纪的阿富汗动乱中，屡屡置身战火中心。每一次战争之中，博物馆都像一个被争来抢去的藏宝箱，被占领、抢劫、盗窃、毁坏。拉西米希望这一次能够安然度过，如博物馆前石碑上的文字所说：“Anationstaysalivewhenitsculturestaysalive。”文化在，则国家存。
博物馆一半人回归工作
拉西米说，目前大概一半博物馆工作人员已经回到馆里，而家人对他的安全很担心，阿富汗国家博物馆受政府管理，工作人员都是前政府雇员，他们担心受到塔利班伤害。有女性博物馆工作人员已经辞职。
喀布尔政局变动以来，蒋瑞霞一直与阿富汗文物行业的朋友们保持联系。她是北京鉴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国际部负责人，参与了多次中阿之间的文物交流活动，三次受邀前往阿富汗考察。“一切都未可知。”她的语气很担忧，“馆长和一部分工作人员8月19日已经回到博物馆，但局面还不明朗，未来谁发工资这些事，都还不清楚。”
拉西米说，部分女性博物馆员也回到了馆里。但女性博物馆员都在惶恐中等待，她们能不能保住工作，取决于塔利班政策如何制定。她们还记得，1996年至2001年塔利班掌权期间，女性被禁止接受教育和工作的黑暗历史。塔利班此次进入喀布尔后的公开表态中，表示了对女性权益的尊重，但并没有消除怀疑和恐惧。塔利班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塔利班会在伊斯兰教法的范围内保护女性权利，不会有歧视。不过据媒体报道，目前已经出现一些针对女性权益的限制，一些城市的女教师和学生被禁止入校。
兰州大学阿富汗研究中心主任朱永彪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塔利班的表态很清楚又很模糊，允许女性接受教育，但并没有讲清楚是什么方式的教育。这就让很多人猜测，他们允许和接受的是女版的宗教学校教育。他认为，至少其中部分人，尤其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部分年轻人和巴拉达尔这种传统上“相对温和”的塔利班成员，近年来一直试图以更温和的面目示人。这里面既有策略性，也有实用性，同时也基于过去的历史教训。从目前来看，塔利班至少在表面上比过去改变了一些。不过，一些阿富汗女性文物工作者担心，塔利班会不会践行诺言。
过去20年，藏品安然无恙
拉西米从喀布尔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念完硕士。毕业那年，他制作了一幅地图，将阿富汗所有重要的考古遗址都标注在上面。“过去20年，我们取得了非常多的成绩，我们让部门运转起来，让工作人员提升了能力，对公众开放了博物馆，也增加了更多藏品。”拉西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重要的是，我们将藏品保护得安然无恙。”
2001年塔利班政权解体，2004年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当年阿富汗国博重新开放。在20年相对和平的环境里，阿富汗文物领域人士重新恢复起考古、展览、文物修复、国际交流等各项工作。
2019年6月，阿富汗国博邀请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北京鉴钟展览团队访阿，两国同行充满期待地谈起未来的合作计划，谈得最成熟的是艾纳克文物展。艾纳克遗址是近十年来阿富汗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座2600年前的佛寺重见天日，出土文物仅在捷克展过一次，更多精品还没有集中展出过。但后来，疫情来了，战争又来了，这件事就搁置了。
那一次，中国访问团随阿富汗同行去了很多著名遗址，最远到达潘杰希尔——正是当前阿富汗副总统萨利赫和反塔利班战士马苏德之子艾哈迈德·马苏德准备与塔利班抗争到底的地方。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人谈晟广记得，潘杰希尔都是山地，只有一条沿着河流的路，水流湍急，易守难攻。谈晟广与阿富汗同行说起90年代，他们的回忆非常痛苦，“什么也没干，什么也干不了”。当时国家博物馆都被炸毁了，机构也不复存在。
阿富汗文化遗产在过去20年里，经历了从废墟中重生的艰难历程。1996年在喀布尔和其他几个主要城市掌权之后，塔利班一直未获联合国承认。塔利班对此耿耿于怀，1997年发出警告，威胁要摧毁巴米扬的“异教神像”。2001年，随着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对塔利班的制裁，塔利班随后发动报复行动，炸毁了两座巴米扬大佛，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
两座佛像已有1500年历史，在砂岩峭壁上雕刻而成。西大佛高55米，东大佛高38米，建成时是世界最高的两座佛像，云冈石窟最高的造像为17米。两座宏伟的佛像，使得巴米扬成为佛教徒心中的圣地。公元629年至630年间，大唐玄奘法师也曾来到巴米扬朝圣。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阿富汗是文明的交汇点和文化的大熔炉。阿富汗文化遗产重要性的一个方面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世界历史，因为在整个古代世界都产生了影响。”拉西米说。
在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东北部诞生的犍陀罗艺术，是佛像艺术发源的关键一步。包括犍陀罗地区在内的中亚，公元前1世纪末被希腊亚历山大王征服，推行希腊化政策。当公元1、2世纪佛教自南亚传入后，佛教文化在这里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最重要的影响是希腊为神造像的传统，开启了佛教的“造像运动”。犍陀罗艺术向东传入中国后，又被敦煌、云冈等佛教石窟所吸收，塑像中出现了波浪式的卷发、高耸的鼻梁等典型希腊形象。
阿富汗曾是佛教从印度向中亚、西亚和中国传播的重要枢纽，除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佛教石窟群巴米扬石窟，近一百年的考古中，还发现了犍陀罗风格的哈达佛寺、艾纳克佛寺，以及贵霜王朝夏都贝格拉姆遗址等重要遗迹。玄奘曾在《大唐西域记》中描绘过“佛国”弗栗恃萨傥那国，一些考古学家认为，已经消失的“佛国”可能就在阿富汗境内。不过，自阿富汗1200年前改信伊斯兰教后，这些佛教文物不再具有宗教功能，成为文化遗产。
2017年，蒋瑞霞第一次到阿富汗访问，就去了巴米扬。她当时看到的，只有两个巨大而空洞的佛窟。东大佛两侧山体内开凿了台阶，向导带他们顺着台阶攀登，两侧能看到一层层的石窟群，层层叠叠十分壮观。爬到山顶，是东大佛佛头所在位置，可以瞭望喀布尔河谷，更远处就是横贯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非常可惜，巴米扬是犍陀罗文化最辉煌的顶峰，现在再也看不到了。阿富汗是文明的十字路口，这非常纯粹地体现在巴米扬。”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除了著名的东西两座大佛，巴米扬石窟还有数百个小石窟，里面曾有精美的佛像和壁画。这些石窟在战争中被一一摧毁。蒋瑞霞连看了二三十个石窟，只剩拱券之类的建筑构件。“即使什么都没有，还是让人肃然起敬。”她回忆道。此时，巴米扬大佛已经用铁栅栏和铁门围了起来，有专门的文保人员看护。
2014年和2017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刘拓曾两次深入阿富汗探访古迹，拍摄文物照片。他看到，阿富汗文化部门对于文物保护有整体性的举措，他在很多城市的文物建筑上，都看到政府统一颁发的文物牌。在喀布尔、赫拉特这样的大城市，文物牌多达几十处。牌子上用英文和当地文字写着文物介绍，还画着剖面图。
他去往阿富汗国内的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位于巴米扬省的巴米扬石窟和古尔省的贾姆宣礼塔。这两处遗址都十分偏僻，但也有专门的文管员和军人看守。贾姆宣礼塔距离古尔省省会有五小时车程，周边一片荒芜，文管员就独自住在塔下一个孤零零小屋子里。“不知道他怎么坚持下来的，就愿意这么守着。”刘拓说，他们面临的主要危险是人身安全。
阿富汗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贾姆宣礼塔。摄影/刘拓
全球巡回的阿富汗名片
阿富汗政局动荡以后，一些中国人想起前几年在中国巡展的阿富汗文物，担忧它们的安全。那批由231件套珍宝组成的阿富汗文物展团，曾在法、意、荷、美、加、德、英、澳、日、韩等国20多家博物馆巡展。2017年3月登陆中国后，在北京、敦煌、成都、南京、香港等多地亮相。
这批文物的全球巡展进入中国后，曾被一些人称为“国宝流浪”，赋予其躲避战乱、无家可归的悲壮色彩，而国际巡展则被认为是“接力保护”的感人之举。“那是我们一些人的一厢情愿。”谈晟广评价这一说法，“阿富汗方面表达了好几次反对意见，对他们来说非常伤自尊。”其实事实正好相反，文物巡展正值阿富汗局势平稳年代，这是他们在和平时期展开的一项文化交流，希望重新塑造阿富汗的国际形象。
这批文物在北京故宫展览时，大展被命名为“浴火重光”，准确地描述了这些文物过去几十年的经历。1989年，伊斯兰圣战组织抵抗苏联入侵军队，喀布尔局势非常严峻，阿富汗国博决定将文物按等级分散保存，第一、第二、第三级文物分别被保存在位于总统府的中央银行保险库、信息文化部和国家博物馆。这个策略十分有效，第一级文物因此被完整保护了下来。拉西米曾在中国讲过这段故事，他说，有传言说文物被苏联人掠夺了，被伊斯兰圣战组织变卖了，或者被塔利班抢走了，但实际上他们都没有动过这批一级文物，“因为没有人知道保存在哪里”。
2004年，阿富汗新政府建立后，中央银行保险库里的一级文物重回国家博物馆。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听闻，表示希望能在法国展出，这就是巡展之旅的开端。之后，很多国家相继提出展览意愿。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打算在世界巡展。”拉西米说，但他们愿意向世界展示这批文物，以传播阿富汗的文化和历史，所以一一回应了各国的邀请。这些文物意外地在全球巡回了13年，2020年才回到祖国。当这些文物回国之前，很多阿富汗国博年轻的工作人员都没有见过。
不过，在这些一级文物之外，更多的阿富汗文物都遭遇浩劫，国博被多次劫掠，馆藏的10万件物品损失了70％。塔利班在1996年至2001年执政期间，对博物馆里的佛教文物进行了大举破坏。他们进入博物馆保险库，砸毁任何带有人和动物形象的文物，其中包括大量佛像。
阿富汗珍宝展在中国巡展的每一站，拉西米馆长都亲自来参加开幕式。借着机会，他参观了很多中国博物馆和文化古迹，除了知名的大馆，还有一些地方小馆。即使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博物馆，都让他感觉震撼，继而心酸。
蒋瑞霞几次到访过阿富汗国家博物馆，那是一片二层小楼，由有几十年房龄的办公楼改造而成，并不是现代博物馆建筑，阿富汗国博的办公、展览和文物修复都挤在里面。新馆的竞标方案早就在全球征集好了，但一直没有条件开工，至今仍是一大片空地。
2019年，蒋瑞霞（左）和谈晟广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修复室参观。图/蒋瑞霞
“我们何以成为阿富汗人”
对拉西米来说，今年是不折不扣的多事之秋。战争来临之前，今年5月，他的老师因新冠肺炎去世。拉西米的老师是阿富汗原信息文化部副部长穆罕默德·拉苏尔·巴瓦瑞，他也是非常知名的考古学家，投入毕生的心血保护阿富汗文物。此次动乱爆发前，他亲自前往各省考察文化遗产保护。他还一直主导着阿富汗文化周，向全世界推广阿富汗文化。到访中国时，他总是在强调阿富汗文化的世界性，说阿富汗文化属于全人类，它与某一个人或一个特定的群体无关，而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在拉西米眼里，阿富汗文化遗产意味着阿富汗人的身份认同。“它意味着，我们何以成为阿富汗人，我们何以为傲。文化遗产的每一个碎片，都是阿富汗历史和成就的一部分”。而在另一些阿富汗人心里，文化遗产与个人生命还有着更深的联结。
在研究阿富汗文物的中国学者中，流传着一个著名的故事。故事主角叫作阿巴斯，是年轻的巴米扬石窟管理所负责人。他的父亲就曾在巴米扬做保卫工作，上世纪90年代，塔利班攻占巴米扬之后，父亲被塔利班极端分子杀害，母亲也悲伤过世。12岁的阿巴斯成了孤儿，日后又子承父业为巴米扬石窟工作。几年前，他30岁，终于筹足学费上了大学。
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邵学成最早在各类巴米扬考古材料中看到过他的照片，他年龄不大，身体壮实，作为工人为考古队打下手。邵学成曾撰文说，巴米扬的研究虽然已持续近百年，仍经常有惊喜和意外出现，还有很多石窟和秘密修行寺院未能探明。阿巴斯就生活在这里，一直积累着这些石窟的知识。在全球瞩目的巴米扬，这个寡言少语的小伙子，是唯一一个长期进行考古调查的人。
2018年，敦煌研究院组织赴阿富汗考察团，阿巴斯作为向导，带领他们看到了很多难得一见的遗址。当年，阿巴斯获得机会来到敦煌，学习专业的石窟保护知识。
拉西米说，阿富汗的遗产让全球人民看到得越多越好，这是向全球介绍阿富汗的必须，对经济发展也有帮助。不过，摆在他面前的，仍然是巨大的不确定。在政局变动之前，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出境展览的计划，“但现在我们还不确定，能不能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