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心境恰如礼花绽放过后的天空，茫茫然留下一片空白。
拍摄《台北故宫》的初衷很简单，就是想告诉人们，在中国，在北京紫禁城东南方向2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地方，还有另外一座故宫。60年前，她从紫禁城的母体分娩出来，已经独自生长了一个甲子的时光，并且将紫禁城和明清皇室的遗传基因完整地保留到了现在。
一
《台北故宫》的拍摄周期跨越了四个年度。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我不得不经常与那一座故宫里的许多学者进行“餐叙”或者“茶叙”。在“叙”的时候，总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每当我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时，许多人总是先放下手中的碗筷或者茶具，然后将双手重叠，从桌上移下，轻轻地放在腿上，慢慢挺直上身，目光恭肃地注视着你，最后才开口说话。那做派雍容而淡雅，它拘束着我也不得不如法行事，其结果是，一场简单的“餐叙”或者“茶叙”往往被拖得很久。
那一年的中秋节，台北故宫的老专家高仁俊一家邀请我们摄制组的全体人员共进晚餐。摄制组有十来个人，全去的话必然会把人家四世同堂的中秋家宴搅得乱七八糟，于是我和我们的摄像师大哥作为代表前往，希望能与老人聊出更多有关台北故宫的掌故来。
高仁俊85岁了，老伴也83了。他是台北故宫著名的青铜器专家。1949年1月，他作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人员，随着海沪号轮船把3500多箱文物从南京下关码头押运到了台湾基隆港。这是从南京运来台湾的第二船文物，也是数量最多的一船。船上有紫禁城文渊阁本《四库全书》，有故宫南迁的几乎所有的宋元瓷器，还有故宫与中博存在南京的全部青铜器，比如毛公鼎和散氏盘。坐着这只船来台湾的还有几个人，比如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李霖灿、昌彼得等。如今，同舟共济的人们只剩下了他和昌彼得健在，其余的人早已埋骨在这座岛上了。
那个中秋节的晚上，老两口的兴致特别高。他们拿出了珍藏多年的58度金门高粱酒，左一杯右一杯地劝酒，居然把我喝到了微醺状态。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得知了一小段从未示人的往事。
60年前那个湿冷的冬日里，高仁俊就要登船了，曾昭燏女士又一次跑来劝他不要走。那一年曾昭燏40岁，官至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专门委员，而高仁俊27岁，只是中博一名普通的学者。这位小弟弟对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才女姐姐抱有一种特别的情愫，而曾昭燏对这位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也是关怀有加。她希望高仁俊留下来，与她共建将来的南京博物院，因为当时的南京毕竟已是“一片降幡出石头”的形势了。
遗憾的是，高仁俊没有留下。因为舱位有限，已经结婚的他只身登上了海沪号。后来，还是曾昭燏派人将高仁俊的妻子从上海接到南京，搭乘稍后的一班船去了台湾。
在那些仓惶辞庙的日子里，曾昭燏拒不赴台，并且一直坚决反对文物迁台。她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写信给她的上级、教育部长杭立武，信中的措辞颇不客气，她说：
“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之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
三个月后，她又与徐森玉、王家楫等联名呼吁将迁台文物运回。
然而，人与物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来。
1964年12月，曾昭燏去世，终年55岁。根据遗言，人们把她埋葬在她主持发掘的祖堂山下“南唐二陵”的左侧。
那一年，距高仁俊离开南京整整15年。
我问老人：“当年为什么不留下来呢？”老人将酒杯贴在唇上，说：“谁知道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呢？”然后一仰脖，把58度的烈酒倒入口中。
曾昭燏是曾国藩的曾侄孙女，是中国现代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先驱者之一。当年考古界“南曾北夏”之说中的“曾”就是曾昭燏，而“夏”则是她伦敦大学的同窗夏鼐。
这位出身世宦、学贯中西、诗书俱佳的才女后来一直没有嫁人，却成全了我眼前的这对老夫妻，使他们得以在台湾厮守一生，不至于像许许多多来到这里的人一样，将自己的另一半遗留在了出发的地方。
二
台北故宫的展厅占据了主楼的三层，第四层是一个叫作“三希堂”的地方。当年，秦孝仪仿照紫禁城三希堂的规制，在这里修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三希堂。后来接管台北故宫的那拨人觉得这里太“中国”了，便把它改造成了一间茶餐厅。但是，“三希堂”的名字被人叫惯了，不好改，便沿用下来。这里的餐具乃至餐巾纸上都印着“三希堂”三个字。
有一天，我约了台北故宫书画组组长胡赛兰女士在这里做采访前的沟通。我们品尝着台式的灌汤包和大禹岭的乌龙茶，她正在为我详细讲解着《快雪时晴贴》和《溪山清远图》的妙处。说着说着，她突然提起了她的老师溥心畬，我这才知道，她居然是溥心畬正式的入门弟子。于是，正常的工作话题被打断，我们聊起了溥心畬。
溥心畬，原名爱新觉罗·溥儒，初字仲衡，改字心畬，自号“西山逸士”。1896年9月2日（清光绪廿二年七月廿五日）降生于北京恭王府。他是道光皇帝的嫡曾孙，恭亲王奕的次孙。自幼有神童之称，出生满5个月蒙赐“头品顶戴”，4岁习书，5岁拜见慈禧太后，从容廷对。6岁受教，9岁能诗，12岁能文。
本来，溥心畬是能当皇帝的，因为慈禧太后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召见之后夸他：“本朝灵气都钟于此童。”但据传，光绪帝病危时慈禧选皇帝，溥心畬当廷大哭想家，结果落选，举家为之欢腾不已。
上世纪30年代，溥心畬就与张大千齐名，当时画坛“南张北溥”之说中的“南张”是张大千，“北溥”就是溥心畬。那时，溥心畬已被封为“国画北派青绿山水正宗首座”。台北故宫老院长蒋复璁这样评说他的画风：“峻秀灵洁，顿挫抑扬，徐徐挥运，逸韵难穷；用墨清幽沉静，淡而弥厚，浓而愈活；赋色名澈，清丽和雅，莽莽苍苍，笔墨所至，有无限生机。”
1949年10月18日，新中国成立不久，那天夜里，溥心畬藏在一艘小船里，从上海冒险偷渡至舟山群岛（当时舟山仍为蒋军所据），又从舟山辗转赴台。关于这次南渡，溥心畬曾赋诗纪事。
序曰：
己丑八月二十七日，夜半藏舟，暗渡吴淞，三日舟至舟山，同行者章宗尧也。
诗曰：
暗渡吴淞口，藏舟一时轻。
片云随客去，孤舟挂帆行。
岛屿分旗色，风涛记水程。
海门吹画角，梦断北时声。
到台湾后不久，衣食无着的溥心畬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我清心寡欲，生活上流离半生，但精神上从来没有颠沛过。现在，我跟着你来了台湾，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于是，蒋介石专门拨付了一套平房给他。
在台湾，有关宋美龄向溥心畬拜师学画的掌故流传着好几个版本，内容大同小异，都说溥心畬很干脆地一口回绝了。但那天，胡赛兰却给我讲了一个与其不同的正版传说。她说，溥心畬起初并未拒绝，只是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他不给宋美龄单独授课，宋要学画，必须跟其他弟子一块学；第二，拜师要行拜师礼，要跪拜，还要磕头。
我问，这与拒绝又有什么区别呢？胡赛兰说：“不一样。在宋看来这是拒绝，在溥看来，这已经是作出巨大让步了。”
完全美式教育的宋美龄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永远无法窥透这位前朝“旧王孙”的深层内心。
南渡之后，蒋介石在给了他一套平房的同时，也给他了一个“考试院委员”的官当。他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政府给我房子，我要，给我个委员，我不敢当；我是有过荣华，好不容易荣华尽褪的人，我还是去教师范吧。”于是，这位“北宗山水第一人”就在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做起了一名教书匠。
其实，拒任伪职、拒绝当“中华民国”的官、拒绝教“第一夫人”画画，在溥心畬看来是同一件事——凄凉旧时王孙，“为鬼他族”的事自然不齿。倘若一时不慎出仕“后朝”，继而在没有严格的拜师程序的情况下，摧眉折腰地侍奉起“第一夫人”来，那岂不沦为赵孟頫一流人物？
后来，宋美龄退而求其次，拜在了黄君璧门下。黄君璧其实并不逊色，在台湾，张大千、溥心畬和黄君璧并称“渡海三家”。
我渐渐相信了胡赛兰的版本是正版。第一，我细数了溥心畬的履历；第二，胡赛兰组长是溥心畬正规的入门弟子，除了近距离相处外，她拜师，是磕过头的。
胡赛兰说，溥心畬曾对弟子们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们将来都成了专业画家，那便是我的悲哀。这话就更加符合溥心畬的取向了。
1963年11月18日，溥心畬因喉癌溘然长逝，年仅68岁，人们把他葬在了阳明山上。据胡赛兰讲，溥心畬得喉癌是因为晚年烟不离手，常常一边教画一边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上世纪90年代，溥家长子把溥心畬的书画作品和部分收藏委托台北故宫博物院代为保管，其中书法175件、绘画292件，其它收藏包括书画13件，砚石、印章、瓷器等58件，总计543件。我曾在台北故宫书画展厅里拜读过他的《鬼趣图册》，而那方“旧王孙”的闲章却怎么也没有找到。
在台北，还有人津津乐道于30年代张大千与溥心畬的一次诗书画合璧的合作。相传有一天张大千前去拜访溥心畬，突遇狂风，大千灵感所至画了一幅画，画中一棵缠满青藤的大树被风吹倒。溥心畬七步成诗，吟道：
大风吹倒树，树倒根已露。
上有数枝藤，青青犹未悟。
三
第一次认识张临生是在很多年前的一次宴会上，当台北的主人介绍说这位女士名叫张临生的时候，我大为惊讶。更早以前，她是我在历史照片中见到的人物。照片中的她青春韶华，穿一袭旗袍，正在为日本天皇裕仁夫妇做讲解。
那是上世纪60年代台北故宫在日本举办展览时拍的照片。当时，张临生还只是台北故宫一名普通的讲解员。多年之后，她升任副院长，并在2000年的时候与秦孝仪一起退出了台北故宫的舞台。
在我印象里，台北故宫任何大小事情好像都逃不过张临生的记忆。大到蒋复璁、秦孝仪两位老院长的历史功绩，小到哪位老先生和哪位老先生互相堵气，谁家的儿媳妇和婆婆闹别扭等等她全知道。
2008年的夏天，我去她家做客。她先生是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精于茶道。他用一把康熙朝的紫砂壶为我泡了一壶陈年的普洱茶，我装腔作势摇头晃脑地品了半天，也品不出个中滋味，只得连声称妙。
我这次来，是要向张临生解释片中的一个细节，她对我执意要在片中提到的这个历史细节不太高兴。它涉及到一个人——孔子第77代孙、末代衍圣公、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
40多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当时故宫迁台文物还躲在北沟的大山中。梁廷炜先生打开库房大门做例行检查，结果发现《四库全书荟要》中的10册被雨水浸泡粘连在一起，已经无法揭开了。这是一件天大的事。梁廷炜和联管处故宫组组长庄严立即层层上报。
被泡坏的10册《四库荟要》是故宫633号箱中的《左传注疏》二册、《春秋权衡》二册、《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五册，以及856号箱中的《栾城集》一册；另外1021号箱中的23册书籍也发生了霉变。
这件事让所有的人傻了眼。不久，“监察院长”于右任发来一道措辞严厉的公函，称：“其损失情形如何，主管人员有无失职咎责？应予调查，以明真相。”当时，担任联管处主任的正是孔德成，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虽经多方慰留，最终还是引咎去职。
对于另外两位直接责任人梁廷炜和庄严的处理结果是，二人“任职年久，服务勤慎，此事又系梁科长自行发现，应从轻议处。”说是从轻，但仍然给了庄严申诫、梁廷炜记过一次的严厉处分。
这是1933年故宫文物迁出北京紫禁城以来整整30年间唯一的一次损失，其原因竟然是库房附近的小孩玩耍时用石头砸碎了库房的屋瓦所致。后来，联管处故宫组又将粘连、霉污的《四库荟要》重新抄写修补，共依原书式样重抄866页，修补1300多页，基本恢复了原貌。
孔德成和张临生是师生，也属忘年交。张临生说起衍圣公大人就像说起邻家的老顽童，她家玄关处挂着的就是奉祀官的墨宝。出于“为圣者讳”的原因，她对我们要在片中讲述上面的那个故事不以为然。
孔德成，字玉如，号达生，孔子第77代嫡孙。1920年2月23日他降生的那一天，北洋政府于曲阜鸣礼炮十三响，以庆圣裔不辍。百日当天，大总统徐世昌袭封“衍圣公”，是为第77代衍圣公，也是最后一代。1935年，民国政府为适应共和政体，改衍圣公封号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仍为世袭官位。孔德成因此成了末代衍圣公和首任奉祀官。
1949年4月，孔德成从美国辗转来到台湾，复建了台北的家庙。当大陆的文物一船一船运来台湾之后，杭立武在台中糖厂成立了一个机构，并为这个机构取了一个冗长而拗口的名字——“国立中央博物图书院馆联合管理处”，简称“联管处”。杭立武是第一任主任，1956年8月杭立武调离，孔德成继任。
张临生虽然离开台北故宫许多年了，但对这里的感情很深很厚，她显然不愿意我们在片中说起《四库荟要》被雨水泡坏的往事。我最终说服了她，我的理由是“不以一眚掩大德”。她也答应说服孔德成接受我们的采访，但适逢老人家偶感微恙就拖了下来。我也没有在意，认为以后有的是机会。
身后，孔德成被安葬在台北县三峡镇龙泉公墓，他是第二位没能入葬曲阜孔林的衍圣公。第一位是第48代衍圣公孔端友，因为当时是南宋。
衍圣公制度始于西汉初年，汉高祖十二年，刘邦册封孔腾为“奉祀君”。从此世袭罔替，直到1935年的孔德成。其间，北宋仁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改封衍圣公，也相沿不改直到孔德成。
后来，马英九“册封”孔德成的长孙、孔子第79代孙孔垂长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这是第二代奉祀官，本应是第79代衍圣公。奉祀官是当代中国最后一个世袭的官爵，在如今的台湾，它更是那些铁了心要“去中国化”的人们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绊脚石。我不敢猜想，圣人家族手中这根接力了两千多年的文化权杖，还能往下传递多少代。
四
在台北，我到过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台北故宫，另一个就是台湾大学。台北故宫小隐于野，藏在外双溪的山中，等着人们去朝觐；台湾大学中隐于市，坐落于大安区的罗斯福路上。这里是台北典型的繁华地段，不管白天还是夜晚，总是车如流水马如龙。
走进台大正门，向右拐，有一条细细长长的小路，它领着人们前行。前面，是一座相对独立的园林。园中古木参天，热带炙人的阳光硬是照不进来，厚厚的青苔长在石板路上，走在上面要小心滑倒。园的正中是一座古希腊式的穹顶，十六根粗大的廊柱环侍在侧。穹顶下方是一个大理石砌成的石棺，棺的正面有七个篆体字——“傅校长斯年之墓”。
傅斯年就葬在这里，这个小园因而也叫傅园。在台大，有两样东西最值得为外人道，一个是傅园，另一个是傅钟，它们总是同时被人们提起。每当上下课时，傅钟都会敲响二十一下，这是个典故，它缘自傅斯年的一句话——“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傅斯年也是当年文物迁台的主谋者之一，他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共有976箱文物动运到了台湾，在6个机构中，数量仅次于故宫，超过了中博筹备处和中央图书馆。这976个箱子里装的是安阳出土的殷代铜器、玉器、石刻和甲骨。其中甲骨25000多片，几乎占我国现存甲骨数量的一半；另外还有史语所的全部藏书和大批明清档案，包括北宋景佑刻本《史记》、宋本南华真经、明抄本《明实录》等等。来台之后，史语所的箱子都留在了小镇杨梅，并没有随大部队前往台中糖厂和北沟。后来，“中研院”在台北南港复建，这批东西就运往了那里。
谁都有可能留在大陆，唯有傅斯年不可能。在那一代学人中，傅斯年的“反共”是出了名的。然而，当我们细读傅斯年平生著述时会发现两句有意思的话。第一句是：“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第二句是：“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
顺治三年，正当顾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仆仆往来”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时，傅以渐参加了顺治朝的殿试，并一举夺魁。就这样，他成了满清入关以来的第一位状元。从此，他把毕生的才情奉献给了顺治皇帝，并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衔，是清朝名副其实的一代贤相。
在傅斯年繁多的史学著述中，我们找不到有关这位显赫祖先的只言片语。短短54年的人生旅程当中，他更羞于对别人提起傅以渐的名字。一种莫可名状的耻辱感躲在爱国者的内心深处，以至于在他的潜意识中形成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这位爱国主义者因了先祖的失节而变得更加激进，激烈的反日和反俄言论在他的著述中俯拾皆是。越是到了人生的晚期，随着抗战的胜利，他的矛头越指向苏联，并进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马前卒和代理人。如此，傅斯年完成了从“仇俄”到“仇共”的心理转换。
在“党国”的最后关头，他拒绝了李宗仁邀其参与国共和谈的请求，并在回信中直言：“共产党……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之先锋队。”
傅以渐曾先后担任《明史》、《清太宗实录》的纂修官，以及《太祖圣训》、《太宗圣训》、《通鉴全书》的总裁官。按道理，作为一代最重视“材料”的史学大家，傅斯年应当备加推崇这位七世祖才对。然而相反，他为之背负了一个沉重的心理十字架。
傅斯年的心理支柱是顾炎武。1928年，史语所刚创办时他便为办所立下了三条“旨趣”，其中“第一条是保持亭林（顾炎武尊称亭林）、百诗（阎若璩字百诗）的遗训”。顾炎武成为傅斯年心理支柱的原因大概有三个：第一是因为他的学问，第二是因为他拒不仕清，第三则是因为他亲身参与了武装抗清。我猜，后两个因素在傅斯年心中的分量不知要比第一个大出多少倍。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的这句名言唱响在傅斯年短暂的人生旅途当中。完全可以这样推测，在傅看来，蒋家王朝亡于中共不算“亡国”而算“亡天下”，后者比前者要可怕得多。
300年前，明清鼎革天下将“亡”的关头，他的先祖竟率尔降清；300年后，又一个“亡天下”的考验摆在了傅家后辈的面前。在南京围城之际，傅斯年随身携带着一大瓶安眠药。可以想见，一旦城破而傅斯年未能逃出，一代大师必定饮鸠死节，除此之外，不再会有其他悬念。
我在傅斯年的墓前默立良久，除了那个七篆书之外，墓上并没有墓志铭。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曾经请傅斯年写字，谁知他竟提笔写了“归骨于田横之岛”七个字。屈万里先生曾建议把这七个字也刻在墓上，我猜恐怕是调子过于低沉了吧，最终没能实现。
台湾大学与台北故宫是一对教学相长的兄弟，两边的教授和专家互为师生，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一直觉得，只是因为有了傅斯年，台湾大学便是北大精神在台湾的继续，也是五四余脉在台湾的具体化现。
现在，当人们提起“五四运动”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可能是鲁迅、李大钊、陈独秀和胡适之等人。人们不知道的是，1919年5月4日当天，肩扛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头的那个人，正是傅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