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始于商代，兴于春秋”，是我国音乐和文化尊崇和谐的典范。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我国的古代典籍中，有大量关于音乐形态和音乐思想的记载。而真正可以称之为中国礼乐文化象征的，非编钟莫属。
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什么能够代表中国？在我看来无外乎两者，一是秦始皇兵马俑，二是曾侯乙编钟。”
1978年，考古工作人员打开曾侯乙墓室的第一块儿盖板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浑水。就在这时，一只颜色红艳、造型优美的无头小木鸭扑通扑通的浮出水面。它就好像是墓中沉睡了千年的古人派来的“小信使”。
曾侯乙编钟在湖北随县刚出土时，大家并不知道这最下面一排大钟，要用什么东西敲响它，直到这个彩漆木雕鸳鸯形盒的出现。
根据小木鸭腹部漆画上的撞钟图，考古人员用墓中出土的长棍，按照图示敲击，沉睡于地下20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终于发出了震惊世界的第一声！
这套我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编钟，由65件青铜钟组成，每一件钟均具备一钟双音的特征，音域跨五个半八度，能敲奏七声音阶，仅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十二个半音齐备。
当时，青铜属于稀缺的材料，而钟便需青铜冶炼才能制成，所以钟的生产从来都是“限量版”。
曾侯乙编钟以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它还被列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推选的“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堪称古代中国精神与物质双文明的巅峰代表。
《国家宝藏》曾侯乙编钟的守护人王刚对这件宝物敬仰有加，“过去都知道中国是五声音阶，西方人是七声音阶。他们曾一度觉得五声音阶显然是落后于七声音阶的，然而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后，当西方人亲耳聆听到我们敲响它的时候，震惊了，音域跨了五个半八度。我相信这在2400多年前绝对是一件超级乐器，是世界第一。”
要知道，在贝多芬时代，钢琴也就五个八度，在遥远的先秦时期，曾侯乙编钟就拥有如此宽阔的音域，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曾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谜一般的、鲜有记载的诸侯国。然而，大量出土的青铜和玉器，又显示了昔日曾国发达的文明。
当钟声敲响，和着穿越2400多年的华夏正统之音，空气中回荡的是高山、是幽谷、是丝竹、是流水，是千古的生命之歌，是说不完也道不尽的盛世华章。
我们不禁遥想：为什么国力强盛的楚国相继灭掉周边数个周王室小国，而留曾国独存呢？
曾国国土面积虽小，但若两国真打起仗来，以曾国的国力和兵力抵抗一年半载是不成问题的。但，曾侯乙并没有把珍贵的青铜用来铸刀剑，拓充兵力，而是铸成青铜礼器，乐器。或许是因为他相信，音乐可以感召人，先进的文化有化干戈为玉帛的魔力。
在战乱纷争、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小小的曾国居然能够在强楚之邻存续这么久，这与曾侯的外交能力和个人魅力，一定不无关系。
源远流长的礼乐文明，从先秦时起，历经朝代的沿革与岁月的变迁，内容有变而主旨不改。今天的我们，摒弃旧礼中的贵贱之别，汲取礼乐文明中和谐有序的理念精神——“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出土至今，曾侯乙编钟只公开演奏过三次。第一次是在编钟出土后3个月，恰逢建军节，曾侯乙编钟第一次向世人发出它那雄浑而又浪漫的千古绝响，那是一场持续了两个小时的音乐会。以《东方红》为开篇，以《国际歌》乐曲落幕。
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编钟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第二次奏响。从中国古曲《春江花月夜》和世界名曲的《欢乐颂》，各国驻华大使都为之倾倒。1997香港回归，古编钟的和鸣与《天地人》的交响，至今令人津津乐道。
目前为止，谭军共计研制了30多件击槌，这些都是他的宝贝，橡胶击槌发音绵延浑厚，竹刷击槌可敲出音乐中的“先驱噪音”，传统的木质击槌发音圆润饱满……除了单击、双击，现在这些锤子还可以滚奏、摇奏、划奏、扫奏、复奏、弹奏、闷击、止音……
一槌一棒，是对古老编钟的继承与创新，让编钟的演奏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虽然它们其貌不扬，但是如果没有它们，大家可能就听不到丰富多彩的编钟声”，谭军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用击槌和编钟对话，寻找“华夏正音”。
谭军还是全国高校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开设“编钟古乐演奏”的老师，从最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参加，到现在每年都会有150多人。
他还一手创办了一个青年编钟乐团，成员全是年轻的90后、00后。在他们的手中，已经2000多岁的编钟，焕发出了不一样的青春朝气，可以古典庄重，亦能奏出现代的摇滚爵士风味。
这些编钟的守护者们，希望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知道，交响乐、指挥这些西方音乐形式，在古老的中国很早就有了。我们今人能做的，除了保护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更要用我们的传承和创新，让编钟的美妙乐音走进寻常百姓家，传递得更广、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