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4-2法国和中国签署条约时，全权代表们聚集在阿基米德号轮船上，达盖尔法照相（照片背面埃迪尔手写的注释）
1839年，摄影术发明了。在摄影术发明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843年，有一位法国海关职员，乘船从法国出发，于次年到达亚洲，并且使用十分笨重的摄影器材，拍摄了一批内容有关中国的达盖尔法金属版照片。这位历史上第一位在中国的土地上拍照的人，就是法国的埃迪尔（AlphonseEugenêJulesltier,1802-1877）。从此，在东方的土地上，揭开了摄影的历史篇章。
1802年4月8日，埃迪尔出生在法国巴黎的一个传统军人家庭。幼年进入拿破仑学校学习，1819年毕业后，通过任职法国海关主管的叔叔的关系，顺利进入海关工作。埃迪尔从普通职员做起，1830年升任稽查员，先后派往海外许多地方视察。他曾经到过圭亚那、塞内加尔等地区工作，1842年开始尝试刚刚发明不久的达盖尔法摄影。
1843年到1846年间，埃迪尔作为海关官员，随同法国全权大使嘎利力先生前往中国。埃迪尔等人乘坐木船，经过好几个月的艰难旅程，才在1844年到达中国的广东沿海。他的行李中，有几个巨大的木箱，里面装的都是刚刚发明不久的达盖尔法的摄影器材。埃迪尔在中国的旅行和工作中，拍摄了许多金属版的照片，这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反映中国题材的摄影作品。
埃迪尔在中国的摄影活动，引起了当地人们的极大乐趣，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种神奇的机器。把一块像中国的铜镜一样的金属镜子，放在一个木箱里面，如同变戏法一样，镜子取出来以后，就能够把镜子里的景物固定住。当时的达盖尔法摄影术的金属感光版表面光滑、洁净，拍出的照片，确实像一面镜子里映出的景物。
这位首次在中国从事摄影活动的好心的摄影家，常常把拍摄好的照片送给被摄者。照片流传出去后，不但在普通民众中引起极大的反响，也惊动了广东的达官贵人。埃迪尔不但喜欢航海、摄影，也有记日记的习惯。从埃迪尔留下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年他是如何为他的中国朋友们拍摄照片的：
“我从陈先生一家人行礼跪拜的姿势，看出来人的身份不一般，他们身穿绣花的丝绸锦袍，说明他们都是高官。其中最高阶级的事广东副总督富（Fao-Yuen），后面是当地驻军司令甘（Ysean-Keun）将军、海关关长蒲（Ho-Pu）、翰林学士何（Heo-Yuen）、粮食主管陶（Tuh-Leang-Taou）。陈先生把我一一介绍给来人。”
“照片洗印出来后，陈先生和他的孩子们看到了他们的照片，其中有一个孩子的照片和本人像极了。他们都很高兴。陈先生向来人解释摄影的各个步骤。这些人将我团团围住，都非常客气地与我握手，请求我为他们拍照。于是我先给副总督富（Fao-Yuen）拍摄了一张，冲洗后效果很好，我把照片送给了他。结果每个人都要求拍，于是我只好又去准备感光版，为他们拍照。”
“当我走进我的工作室的时候，海关关长蒲（Ho-Pu）找我来拍照，接着有一位将军和我的朋友林（Tchao-Tchum-Lin）也来了。我同意给他们拍一张合影。拍摄了两张，我留下一张，送给他们一张。他们都很高兴。这位何（Heo-Yuen）先生和满人将军又要求我为他们每个人单独拍摄一张。我用达盖尔法为他们每个人拍摄，一直忙到天色昏暗，光线不合适拍照了为止。我一天换了十张到十二张感光版，累得筋疲力尽了。”
在中国，埃迪尔不但拍摄了一些人物照片，还拍摄了大量的广东一带的风景照片。他在拍摄风景建筑照片的时候，也详细地记录了环境和地点，如他在陈（Paw-sse-tchen）先生家里拍摄建筑照片，特别在日记中记录这是一位：“佩戴红色孔雀羽毛的顶戴花翎的第一等大官员陈（Paw-sse-tchen）乡间别墅的主楼”。在拍摄这座水上别墅时，他还尝试着改变拍摄角度：“我从人工假山顶部，俯视拍摄整个建筑，这是我在这里使用达盖尔法拍摄的第一张，从露台看过去，显示出房子的正面，前面有一个大的铁丝鸟笼，巨大的石柱支撑住房屋的底层，在布满莲叶的水池上延伸上来。”
1844年10月24日，中法两国代表在广州签署黄埔条约，埃迪尔作为代表团的随员，用达盖尔法相机，第一次把中法两国的这一外交活动，用摄影的方法记录下来，并且保存至今，给我们留下了最早的中国外交活动的珍贵影像。
埃迪尔在1844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记录下这一重大事件的拍摄过程：“全权代表们聚集在阿基米德号轮船上，法国和中国质检签署条约。”然后由埃迪尔导演拍摄了双方代表的合影。对于拍摄场景和人物，埃迪尔在照片背后写了一些文字，是为了以后给刻板画家制版时参考的，因为当时的技术还不能够把照片直接制版印刷出来。这些手写的文字把场景描述得非常详细：“拍摄场景在阿基米德号船尾，在那儿我们搭了一个棚子。海军上将塞西尔身穿制服；德拉萼尼先生穿绅士服装；耆英总督身着飘逸的灰色丝织长袍，没有饰物；德.费力耶与嘎利力穿绅士服装。海军上将坐在软垫长椅上；德拉萼尼先生和耆英总督坐在椅子上；德.费力耶先生靠在船舷上；嘎利力先生站着。”
埃迪尔的日记不但详细记录了他的拍摄过程，也有一些没有留下照片佐证，但是详细而生动地介绍了当时中国的人文景观、社会生活等，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在1844年9月5日的日记中，埃迪尔描述了中国的宗教活动：“仪式伴随着铜锣、大鼓和鞭炮声举行，在一大堆金黄色、银白色纸张燃烧的火光中结束。必须要说明，这里是用铜代替金，锡则代替银，这也就是烧纸钱，以这种方式供奉神仙，让他们闻到金钱的味道。”埃迪尔还对中国燃烧烟花爆竹与西方的燃烧蜡烛做了比较：“一些旅行者提到，中国人大白天放烟花，参加的人很多，让我们觉得非常吃惊。但是这些旅行者没有仔细看，放烟花并不像在我们国家为了庆祝才燃放的，而是一种宗教庆典仪式，就像我们大白天排着队伍点燃蜡烛一样，这样，我们也就不觉得惊奇了。”
埃迪尔于1844年10月18至19日，在日记第321页上，记录了中国普通百姓对世界上最新发明的相机的神秘感和好奇心理，这也是摄影和摄影器材第一次登上中国的土地，为国人所认知。“路过的中国人自愿配合我，摆出最佳的姿势，但是需要给他们看机器内部的结构，拍摄前会要求看一看磨砂玻璃上反射出来的影像。然后他们的惊叹声与欢笑声不绝于耳。”
埃迪尔在中国拍摄的一些风景照片没有送人，还有少量的人物照片保存在埃迪尔手里。但是在乘船运回法国的漫长旅途中，保守海风海浪的侵蚀，加上一百年的风霜雨露，照片表面涂层已经受损。埃迪尔育有一子一女，埃迪尔的儿子生了12个孩子，经过一百七十年的繁衍，子子孙孙后代很多，这些宝贵的中国照片也散落在无法统计的众多后人手上。经过法国摄影博物馆的多年搜寻，现在还有37张11cmX16cm的埃迪尔在中国拍摄的金属版原照照片，保存在法国摄影博物馆中，有些照片后面还有埃迪尔亲笔写的说明文字。
埃迪尔先生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以建筑和景物为主，也有少量的民居家庭和人物照片，埃迪尔用现在看来最原始的、也是当时最先进的摄影方法，第一次把中国的山川大地、园林建筑、风土人情，凝固在照片上。埃迪尔先生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把在中国的经历和拍摄时的情景都用文字详细记载下来，使得这些照片有详实的文字佐证，图文并茂，史料价值远非金钱可以衡量。这些照片都是达盖尔法银版照片，是直接在银版上拍摄的正像照片，每次拍摄只有一张，与后来的玻璃版负像再晒印出多张正像照片的方法完全不同，所以又称为独一无二的照片，因此更加珍贵。
埃迪尔拍摄的人物照片选择拍摄对象的视角广阔，上至达官贵戚，下至贩夫走卒，据埃迪尔的日记所写，他现场为许多中国人拍摄了照片，都送给了被摄者本人，所以应该还有照片在我国国内。当然，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磨难，可能都已散失殆尽了。难能可贵的是于勒.埃迪尔像保护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照片一样，把在中国拍摄的37张银版法原版照片连同他的日记，完好的保存下来，并且一代一代地传给了子孙，最后收藏在法国摄影博物馆内，为我们中国最古老的摄影影像，留存了弥足珍贵的一脉。
埃迪尔回国后，晋升为马赛海关总署署长。1877年10月13日，在法国蒙彼利埃逝世，享年75岁。
图4-3广州街头的民众，达盖尔法照相法国摄影博物馆藏品照片
图4-4澳门的塔型建筑
图4-5澳门大普拉亚，达盖尔法照相
图4-6在Tigre右岸拍摄的广州的欧式建筑物，达盖尔法银版照片
图4-7广州的欧式建筑，达盖尔法相机
图4-8广州，达盖尔法照相
图4-9广州高官，达盖尔法照相
图4-10Paw-sse-tchen全家照，达盖尔法照相
图4-11佩戴红色孔雀羽毛的顶戴花翎的第一等大官员陈（Paw-sse-tchen）乡间别墅的主楼。在广东俯拍，达盖尔法照相
图4-12广州一个有名的人家，达盖尔法照相
图4-13法国和中国签署条约时，全权代表们聚集在阿基米德号轮船上，达盖尔法照相（照片的正面）
图4-14法国和中国签署条约时，全权代表们聚集在阿基米德号轮船上，达盖尔法照相（照片背面埃迪尔手写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