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宫”出“宫”三十载，不舍中华文化缘
——专访原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周功鑫
她就是周功鑫。
初次见到周功鑫，她给记者的第一印象是优雅而又从容，那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优雅，那种坐看云卷云舒的从容——这样的温文尔雅，来自她的深厚学养——台湾辅仁大学法国语文系学士、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艺术史研究所”硕士、法国巴黎第四大学艺术史与考古学博士。这样的学识背景，又让她“入宫”30余年，得心应手“玩转”台北“故宫”；更在“出宫”后，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美好愿景——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与弘扬。
近年来，台北“故宫”一改原本“厚重”的形象，变得愈发“活泼”“轻快”，甚至还带有些“萌”。“年轻人喜欢动，而文物都是静态的，怎样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到博物馆来？”周功鑫的答案是——让博物馆“活起来”。
让博物馆“活起来”
记者：您曾在采访时把自己比作台北“故宫”的“宫女”。在30多年的岁月里，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台北“故宫”的“火爆”程度堪比台北夜市？
周功鑫：我从25岁进台北“故宫”服务，共服务了31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72年至1999年为“初入宫”；2008年至2012年“再回宫”。因为本科是法语专业，所以刚开始我在台北“故宫”担任外语讲解，从第二年开始，我进到院长室服务，再后来我担任台北“故宫”展览教育组的主任，负责展览教育和对外的公关。在这一时期，我对展览教育积累了一些基础经验，但鉴于台湾博物馆专业人员短缺，1999年我离开了台北“故宫”，回到母校辅仁大学创立了辅仁大学博物馆学研究所。2008年，我才又回到了台北“故宫”，做推广工作。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我已经在台北“故宫”对公共教育以及各种面向民众的活动打下了一定基础，但是那些活动并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我再次回去的时候，在之前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些变革。
人不是机器，观众的需求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所以我们不能“一视同仁”，要“区别对待”。台北“故宫”对观众实行分龄、分众，也就是将观众按照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教育认知背景去设计不同的活动——针对儿童，我们设计体验与创意活动；面对青少年，我们开设夏令营；而对于成人，我们也会划分女性、身心障碍等人群，根据他们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再加上台北“故宫”本身收藏的文物也是世界闻名，具有一定的价值，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更多人走进了台北“故宫”。
记者：在如何让博物馆与当代生活发生联系的问题上，全世界的博物馆都在探索如何让博物馆“活起来”，但是少有博物馆能够大胆到把嘉年华等青少年喜爱的活动形式带进博物馆里，而在台北“故宫”里就有这些元素。当您在做这些尝试的时候，是否有过担心？您认为这样是否有效地让博物馆里的传统文化走进儿童、年轻人心里？
周功鑫：没有什么担心。对博物馆的教育理论掌握到一个程度，对博物馆的教育做法有一定的认识之后，就知道怎样做才能真正让博物馆“活起来”。对博物馆专业有深度的认识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回到辅仁大学创办博物馆学研究所的原因。
文物本身是具有时代性、历史性的，所以对于儿童、年轻人来说，文物是有距离的，而这些新型活动在设计上非常活泼又多元，让他们在动脑动手中建立了对艺术文化的认识、对文物的认识。而且这些活动每年都会举办，这样就会有积累，通过这种对文物认知的积累，再去看文物时，会减少距离感，这样可以让博物馆中的传统文化走进儿童、年轻人心里。
文创产品“火爆”的背后
记者：网上说台北“故宫”的文创“有毒”，这虽然是句玩笑，但体现了大众对于台北“故宫”文创产品的喜爱，您能介绍一下台北“故宫”多年来在文创产品开发中的一些经验吗？
周功鑫：2008年我回任后，马上规划了“台北‘故宫’文创产业研习营”计划。首先，我们将各行各业划分成传统产业、纺织产业、科技产业等几个大的部分，再分批次对各个产业系统的人进行培训，培训对象具体是各个产业里的设计师、会计师、行销人员、总经理，他们在公司的生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比如，设计师想要用清朝雍正时期珐琅彩瓷元素设计一个产品，那他需要知道雍正时期陶瓷的风格是什么，美在哪里及其特质，行销人员需要知道受众人群，会计师需要核算成本、利润，总经理需要了解市场行情……研习营就是去解决这些问题。通过一个完整的训练后，每当出现一个好的创意，每个团队的这4位成员就已经可以把经营模式规划出来了。
记者：研习营的课程是怎么设置的？
周功鑫：我把课程分为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打开感知。这里的感知是指人的五感——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课程带他们去体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懂得怎么去看、听、闻、尝、摸一个东西。从18世纪开始的学科划分，将学科分得太细，进入某一专门学科以后，人的五感就会在某一感上特别强，其他感觉被弱化，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感觉再唤醒，把感知通通打开，提高美感的综合性。
第二阶段是两个月的文物学习。打开五感之后，每个人会找到自己获取美的方式，这个时候才能更好地体会美是什么。所以五感打开之后，尤其对设计师来说，感知会非常敏锐，这个时候再进行文物的学习，会摄取到更多元素，设计的作品会更多元而独特。
记者：台北“故宫”是否会和经过研习营训练打磨出来的团队合作？
周功鑫：我们会选择他们在这里制作出的最好的产品，和他们进行“双品牌”合作，当然就算他们不选择“双品牌”合作也没关系。有人会问，我们这样做能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培养了他们，他们设计做得更好、产品卖得更好，会创造更多税收。
我们每年都会与研习营里很多厂家进行合作，每个厂家每年能创造出几十件文创产品。在2008年的时候，台北“故宫”大约有2000多种文创产品，到我离开的时候有5000多种。因为大多产品都与日常生活结合，所以很多顾客都是一筐筐地买。台北“故宫”文创产品的年产值从3.6亿台币，到现在已经达到了10亿台币以上。
周功鑫当年学法语立志走向国际，要做世界人，真正到国外走了一圈，最终反倒成为传统文化的积极支持者——在“出宫”后，她致力于推出《图说中华文化故事》，“利用像成语这样的媒介把中华文化的种子撒到全球华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心里去，给他们一个集知识、文化、品德、美学教育于一体的高质量辅助读物”——为了这个愿景，她甚至变卖了自己在台湾的四处房产。
退休不退老本行
我现在编写了一套《图说中华文化故事》系列丛书。有人说现在做书是黄昏事业，好多人都不看书而选择上网了，你为什么还要出书？在我看来，首先，图书可以收藏，再者，我想要做的是有关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的书，图书可以让青少年更好地回归传统。
记者：为什么会直面青少年这一群体？
周功鑫：青少年还在发育当中，并且具有一定的文字基础，处于人格塑造的黄金期，在这一时期给予他们好的引导，对他们的未来会产生深远影响。他们会将这些东西转换成自己的智慧，融入自己的人格，对于约束自己的行为、提升自信心，甚至对提升民族自信都非常有帮助。但是在一个知识琐碎、资讯泛滥的时代，如何引导青少年系统地学习中华历史与文化，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我相信现在青少年大多能背诵很多成语，但是对于其语境、社会背景等缺乏全面了解。但是，成语的本质是史实，是历史真实的事情，我希望透过成语能让青少年了解那个时代。
记者：一个时代所包含的东西太多，大到时代社会背景、政治状况，小到服饰等，如何通过图书让青少年回到那个时代？
周功鑫：拿《图说中华文化故事》系列丛书中战国时期的“邯郸学步”来说，首先我们会介绍故事背景，后面会根据文字进行配图来讲解这个成语。在配图中我们下足了功夫——根据山西省长治市分水岭出土的青铜器武士像，可考据出那一时期人物所穿衣物为直裾短衣；据《新定三礼图》，绘制出战国时期官员常戴头冠为玄端冠；参考湖北省江陵县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彩绘木雕双龙座屏，绘制出战国时期室内装潢常用屏风样式……配图中的每一个细节无不是根据出土文物、资料进行绘制，尽最大可能还原那个时代方方面面的样态。
记者：图书固然有其优点，但是不得不说电子阅读已是大趋势，您是否也会考虑将此系列丛书传到网上，获得更大的传播量？还有哪些规划？
借助馆藏文物，在周功鑫的推动下，台北“故宫”文创推出了多个爆款。图为江宁织造郎中曹寅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近年来，周功鑫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编写了《图说中华文化故事》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