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故宫题材纪录片的叙事与美学嬗变艺术

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宣布，在北京修筑一座宫殿。公元1420年，紫禁城正式落成。公元1421年，朱棣号令迁都北京。一座宫城的命运，自此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六百年间，这座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杰作见证了历史的演进、时代的更迭。从紫禁城到故宫，繁华落寞、荣辱兴衰，接替在这里演绎。

《故宫》是新世纪初该题材的第一部重磅作品，也标志着中国纪录片大片化浪潮的真正开端。该系列片共12集，从故宫的建筑艺术、使用功能、馆藏文物乃至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历史沿革等方面，全面展示故宫文明。作品历时3年制作，投入1000万，主题宏大、规模巨大、制作庞大，这是进入新世纪后市场力量真正作用到纪录片行业的结果。《故宫》也掀起了一股技术美学风潮，大量的数字特效和情景再现，极具视觉震撼，成为彼时新鲜时髦的样式，也引发了学界又一次关于纪录片内涵与边界的讨论。

《从罗浮宫到紫禁城》是周兵继《故宫》之后的第二部故宫题材作品，他还在2009年拍过《台北故宫》，这三部作品也可以称为周兵的“故宫三部曲”。同周兵此次合作的另一位总导演徐欢，在2012年执导了《故宫100》。其中，《从罗浮宫到紫禁城》采用了平行交叉的叙事手法、中西专家的共同探讨，以及平行蒙太奇的时空呈现手法，营造出中西文明的“对话”效果。本片以艺术史为线索，借文物谈文化、借建筑谈文明，在对比叙事中展现了东方与西方的共同与差异、交流与碰撞。影片的表达野心是超越本土的，也在国际上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对于开展以纪录片为媒介的国际传播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有益启示。

如果说纪录片《故宫》是在建构一个封建王朝的历史神话，《故宫100》则以微观叙述解构了故宫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隐喻符号的宏大性和完整性，2016年诞生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则进一步以日常化、平民化的视角，把守护当代故宫背后的人推向前台。这种由“整体物”到“局部物”、再到“个体人”的视角中心的转移，伴随着故宫日益被解构和祛魅化的过程。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传播命运也是奇妙的。它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时并没有翻起水花，反而在年轻群体聚集的B站上意外“走红”。结合本片诞生的社会文化语境，匠人精神被重新发现和重视，快时代下年轻人对慢生活的向往，本片的“走红”，意料之外，亦在情理之中。而之后的《我在故宫六百年》，整体延续了《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创作风格，以人为主体，聚焦保护修缮工作，主创也有一定的关联。不过《我在故宫六百年》是以纪念紫禁城建成六百年为创作背景，叙事线索也部分围绕此展开，修缮内容也由文物扩大到“故宫”建筑本身，可以说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姊妹篇。

同样是站在故宫六百年的节点，最新推出并热播的12集大型系列片《紫禁城》展示出了史诗般的气质，让人不禁回想起新世纪初《故宫》给人带来的宏大高远之感。同样12集内容，《紫禁城》“以城看史、以史讲城”，全景呈现了大历史视角下的紫禁城，串联起中国600年跌宕起伏的历史。主持人的视角代入让本片在叙述上具有一定辨识度，故宫叙事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12组实力歌手分别演唱的主题曲，为本片贡献了传播上的更多话题度。

作为新世纪故宫题材纪录片的代表，《紫禁城》《故宫》是厚重的，《故宫100》《我在故宫修文物》是轻灵的，《从罗浮宫到紫禁城》《我在故宫六百年》是举重若轻的。故宫题材纪录片在新世纪的成长，已然是我国文艺生产的一道亮丽风景。

紫禁城刚刚度过了自己的六百周岁生日。故宫博物院去年专门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展览，主题为“丹宸永固”。“丹宸永固”，寓意紫禁城永葆青春，也象征着中华文化和文脉延续传承，生生不息。故宫在当下依然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和文脉延续之一。纪录片作为文化传播载体，应继续利用好以故宫为代表的博物院、博物馆等宝库，让文物在纪录片中“活起来”，让历史文化遗产在纪录片中“活起来”，以更好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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