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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宗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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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萨满教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与中国民族学起步相伴随。经过80年的艰苦努力，已由零星的研究到形成可观的规模；由“政学一体”到学术自觉自立；由以西方民族学的理论为基础，在推动西方民族学理论本土化进程中的尝试性研究，到以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为指导的学科基础理论奠基，再到学科理论多元并举；由个别学者到一支包括专业研究人员、民族和民间文艺工作者、萨满文化传承人等专兼职人员构成的学术队伍的形成；由依附于民族学、历史学等少数学科的专题研究到涉及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学、艺术学、生理学、心理学、哲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的专门的研究领域。已出版学术著作、文集、资料集等逾百部，发表论文数千篇，一批具有较高创新价值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中国萨满教研究异军突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然，中国萨满教研究起步晚，与已有二百多年历史，业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国际萨满教研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存在诸多问题。考察中国萨满教研究的历史进程及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国萨满教研究的发展轨迹，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萨满教研究的学科体系，促进中国萨满教研究向纵深发展。
第一节中国萨满教研究的历程
我国古代向以“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大一统观念为正统思想，视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注]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作为北方少数民族信奉的、主要在民间下层流传的萨满教，自然难登官方史乘，难入文人视野。
一中国萨满教研究起步阶段
20世纪30年代至新中国成立，可谓中国萨满教研究的第一阶段，即起步阶段。
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之风的日盛，西方民族学被介绍到中国。一些先行者尝试着将西方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少数民族的调查与研究，实现民族学的本土化。蔡元培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期间，即大力推进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形成一批研究成果。凌纯声的民族志代表作《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就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产生的。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系统地记述了赫哲族灵魂观、宇宙观等萨满教观念，萨满的派系、类型、传承和职能，萨满仪式（跳鹿神、求子仪式、治病仪式、星祭、祭天、家祭）、占卜等赫哲族萨满教的基本内容。该书虽不是一部萨满教的专门著作，但在中国萨满教研究史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1.开创了中国萨满教研究的民族学传统。萨满教所具有的原始文化综合体的特质，使其成为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但从民族学的视角考察萨满教始终是中国萨满教研究的传统，民族学也是中国萨满教研究最基本的理论与方法，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基础。
2.提供了萨满教民族志著作最典型的范式。该书对赫哲族萨满教的主要方面做了详尽的描述，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图文并茂，体系完整，不仅是赫哲族萨满教研究的经典作品，而且为萨满教研究者从事田野调查和撰写调研报告提供了范本。
3.开启了萨满教比较研究的先河。该书视野开阔，并非囿于赫哲族萨满教展开论述，而是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和跨文化的视野，将赫哲族萨满教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巫文化和西伯利亚诸民族的民族学资料相观照，进行比较研究。这既体现出一种方法论的自觉，也体现了凌纯声先生在民族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对中西方文化交汇方面的领悟。使中国萨满教研究在发轫之端，即显示出开阔的视野。
总体上说，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为萨满教研究还是少数学科个别学者的零星性的研究，并附属于其他的学科。但凌纯声先生《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的问世，无疑是这一阶段具有标志意义的一件大事，科学的萨满教民族志研究在中国已经有了典型的范例。
二中国萨满教研究奠基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为中国萨满教研究的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前所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萨满教研究主要依托于民族学和历史学。随着中国社会和这些学科格局的变化，萨满教调查研究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这一阶段，历史学的研究视角是当时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倾向，这无疑有助于强化萨满教历史研究的传统。对满族和蒙古族萨满教的考察，散见于个别民族史或断代史的著作中。其中，莫东寅的《清初满族的萨满教》[※注]一文，是这一时期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该文虽主要探讨清初满族萨满教形态，但其视野却相当广阔，将满族萨满教置于萨满教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分别论述了满族萨满教的早期信仰和发展演变形态。在此基础上，莫氏又将清代满族的萨满祭祀分为清朝宫廷的萨满祭祀和满洲八旗的萨满祭祀两种类型。
20世纪50—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旨在弄清各主要少数民族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历史沿革以及特殊的风俗习惯等，作为民族工作的依据。尽管这项由国家组织的全国性的调查工作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也因此影响着新中国民族学的进程和轨迹，形成这一时期“政学一体”的特色。但这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规模之大，意义之深远，都是史无前例、举世罕见的，不仅在新中国民族学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萨满教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我国萨满教研究奠定了基础。
1.收集了丰富的萨满教田野调查资料
在调查组撰写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调查报告中，萨满教方面的内容还是占有一定的比重。主要包括萨满教的神灵、萨满的类型和职能、萨满仪式类型、萨满传说故事、萨满的神偶、法器及萨满传记等方面的内容，涉及萨满教的主要方面。此外，各调查组还拍摄了大量的萨满教图片，收集一些萨满教实物和手抄本。迄今为止中国收藏的唯一的一部《尼山萨满》满文手抄本（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图书馆，被学术界称为“民族所本”）[※注]就是在这个时期得到的。这些弥足珍贵的资料为中国萨满教研究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2.培养了萨满教研究的人才
3.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一项科学的民族学考察工作，也是一项系统工程。调查组成员在专家的指导下，结合实际，探索出行之有效的调查工作方法，积累了丰富的田野调查和撰写调研报告的经验。使这些调查组出身的学者形成重调查和实证的学风，写出一些有分量的萨满教调查报告。
尽管由于这次民族大调查重经济基础、轻上层建筑，厚今薄古的既定方针，使萨满教调查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够，甚至被排除在调查范围之外，留下了诸多难以弥补的遗憾，但总的来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中国萨满教研究史上写下了重要的篇章，在资料的收集、研究方法的积累、人才培养等方面为中国萨满教研究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准备。
三中国萨满教研究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为中国萨满教研究的第三阶段，即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学术研究的繁荣，也给萨满教研究带来了春天，中国萨满教研究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81年是中国萨满教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满都尔图、秋浦、吕光天、蔡家麒、夏之乾、刘建国、孟志东等人，先后在北京、内蒙古、吉林等地的杂志上率先刊发萨满教研究方面的论文，[※注]开风气之先。
1981年，对中国萨满教研究同样具有开拓之功的几位先生也登上了萨满教调查研究的历史舞台。是年2月中旬，在富育光先生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举办了满族萨满专题调查座谈会，邀请满族萨满文化的重要传承人傅英仁、石光伟及满族石氏家族的几位萨满和助手到该所进行为期半月之久的访谈、交流和萨满表演。该所从事满语研究的宋和平女士参加了此次调查活动，并进行了全程录音。此次活动，开创了我国系统挖掘、抢救萨满文化遗产的先河。富育光、石光伟、宋和平等先生也从此踏上了萨满教调查研究之旅，为开拓中国萨满教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富育光先生作为一位满族学者，怀着对民族文化挖掘、抢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萨满教调查研究、组织学术活动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开拓性的工作。
30年来，中国萨满教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研究成果丰硕，成果形式多样
2.一支专兼职结合的研究队伍正在形成
如同我国萨满教研究带有较强的自发性、随意性一样，萨满教研究队伍也是自然形成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八九十年代的民间文艺“十套集成”两项全国性系统工程，培养、造就了一批萨满教研究人才。他们是在从事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采录民间故事、民歌、民间音乐、舞蹈、曲艺等民间文艺形式的过程中，逐渐发现并认识到萨满教在民族生活中的地位及对民族民间文艺的影响，并开始走上萨满教调查研究之路的。因此，萨满教研究队伍形成之初即具有多元性，既有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等学科的专门研究人员，也有一些民族工作者、民间文学艺术工作者；既有专职研究人员，也有兼职学者和萨满文化传承人。
3.专业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
对任何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来说，专业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的设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标志着学科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01年2月9日，我国第一个以研究萨满文化为宗旨的学术团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萨满文化研究中心，在北京成立。2009年7月10日，吉林省萨满文化协会在伊通满族自治县宣告成立，同时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选举张笑天为会长。
除了萨满教研究的学术团体外，专门的研究机构也相继成立。2004年4月，我国首家萨满文化专门研究机构——长春师范学院萨满文化研究所成立，聘请我国著名萨满教专家富育光先生为名誉所长，郭淑云为所长。2004年6月，长春大学萨满文化研究中心成立。
此外，30年来国内外学术交流进一步加强。我国萨满教学术界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促进了萨满教研究的深入开展。
第二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萨满教研究的主要成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萨满教研究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逐渐成熟的过程。萨满教学科基础建设、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研究领域的拓展、国际对话能力的加强、整体水平的提升等方面都体现着这种变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建树和贡献也体现了这一学科的发展趋势。
一萨满教田野调查的深入开展
田野调查方法是萨满教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是获取研究资料的最直接的方式。改革开放后，中国萨满教研究的民族学田野调查的传统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和强化，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通过访谈、现场观察、座谈等方式，全面、系统地收集萨满教研究资料已成为研究者的自觉行为，乐此不疲。
30年来我国萨满教田野调查不断深化，调查内容不断拓展，田野调查的手段也不断优化，极大地提高了萨满教田野调查的质量和效率。这种多元化的萨满教调查所收获的成果也是多方面的、多种形式的。
1.调查报告和基于田野调查的学术成果大量涌现
调查报告是萨满教田野调查的直接成果，反映田野调查的深度和广度，也体现着调查者的学术旨趣。应该说，萨满教研究者多数是在调查实践中学习田野作业的方法，许多研究者对于撰写调查报告还缺乏足够的重视，更倾向于将自己的调查资料用于学术著作中。因而，这方面的成果与大量的田野调查工作实践还不尽相应。
值得称道的是，满都尔图等萨满教研究的开拓者凭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期积累的田野工作经验，多次深入东北、西北、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萨满教实地考察，开创了改革开放后萨满教田野调查的先河，并为学术界贡献了一系列规范的萨满教民族志田野调查报告。1980年8月，满都尔图和夏之乾赴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金泉公社（现乌珠牛录和依拉奇牛录）进行田野考察，后发表调查报告《察布查尔锡伯族的萨满教》。[※注]1992年7月15日—8月28日，满都尔图同意大利的几位学者合作，对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的萨满教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考察，撰写了《哈萨克族萨满教调查》、《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族萨满教调查》[※注]两篇调查报告，详细地记述了上述新疆突厥语族诸民族萨满活动的现状、萨满访谈实录及仪式过程。这些萨满教调查报告，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忠录的《锡伯族萨满文化调查》[※注]是作者依据其1989年12月，1990年5月，1990年5月、6月、8月，1993年9月在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对十余位萨满文化传承人访谈调查撰写而成。仲高、迪木拉提、贺灵、佟克力合著的《锡伯族民间信仰与社会》是第一部锡伯族民间信仰和萨满教方面的专题研究报告。全书共分14章，系统地梳理和整合了锡伯族民间信仰和萨满教调查资料，对锡伯族民间信仰这一庞杂的系统进行条分缕析，并以整体的面貌加以呈现。
对满族萨满教的调查，以富育光先生为首的吉林省萨满教考察组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从1983年起，这个考察组对松花江中上游地区的满族瓜尔佳氏、尼玛察氏、锡克特里氏、扈伦瓜尔佳氏、赵氏家族进行了长期的萨满教跟踪调查。这些调查资料集中发表在富育光、孟慧英合著的《满族萨满教研究》，王宏刚的《满族和萨满教》，郭淑云、王宏刚《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郭淑云《追寻萨满的足迹——松花江中上游满族萨满田野考察札记》等著作中。一些来自田野调查的报告和学术论文也受到国外学术期刊的欢迎。郭淑云以满族石氏家族田野调查为基础撰写的两篇学术论文[※注]连续在国际萨满教研究会会刊《萨满》（Shaman）上发表，在国外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宋和平等学者也较早地开拓了黑龙江地区满族萨满教调查。[※注]
蒙古族萨满教调查起步早，成果显著。其中，白翠英等人对科尔沁蒙古族萨满教进行了系统考察，挖掘和抢救一批珍贵的萨满资料，在此基础上完成的《科尔沁博艺术初探》[※注]一书，虽以艺术的视角考察东蒙地区蒙古族萨满教，实为科尔沁蒙古族萨满教的系统研究之作，探讨了科尔沁蒙古族萨满教的基本问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波·少布先生对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萨满教遗存的调查开辟了蒙古族萨满教调查研究的新领域。他发表的一系列蒙古族萨满教论著多有新意，如《多克多尔山祭奠仪式研究》、[※注]《杜尔伯特努克图人原始文化遗迹浅析》、[※注]《东蒙萨满的派系及其职能》[※注]等论文，均为基于田野调查的创新之作。
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萨满教形态古老，特色鲜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这些民族萨满教调查、研究起步较早。秋浦、满都尔图等前辈萨满教学者主要是基于对上述民族萨满教的调查开拓了中国萨满教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本民族学者和地方文史工作者、民族工作者，也开始致力于本民族或本地区萨满教调查与研究，并具有亲历性和来自第一手调查的实证性等特点。[※注]
2.萨满神歌的收集、翻译与整理
萨满神歌（又称仪式歌、神词、祭词、祷词）是萨满及其助手在萨满祭祀仪式上吟诵、咏唱的歌。萨满神歌集中体现了萨满教的观念体系，记述了各民族萨满教仪式的过程，是萨满教研究中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萨满神歌包括口承和文本两种形式。对于口传萨满神歌的搜集，蒙古族学者起步较早，20世纪50年代即已展开，七八十年代后进入发展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末，包玉林、泰·满昌、巴特尔、乌兰杰等人先后深入科尔沁草原，搜集记录萨满教祭词、神歌。乌兰杰的《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白翠英等人的《科尔沁博艺术初探》[※注]等书，分别收录了作者在科尔沁地区采集的萨满教神歌。《鄂尔多斯祭奠赞祝词选》一书收录了鄂尔多斯地区传承的120余首萨满教祭词、神歌以及民俗化的祝词、赞词。2007年热得那班斯尔整理、其布热审订出版的《哈布图哈萨尔的阿拉格苏里德》（蒙文）[※注]一书中，收录祭祀成吉思汗二弟哈布图哈萨尔旗帜的祭词。
锡伯族学者先后在察布查尔民间发现数部萨满神歌，是研究锡伯族萨满教的第一手资料。锡伯族学者在翻译、整理《萨满神歌》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已公布的《萨满神歌》有5部，均为满文诗体。其中，发现较早，整理和研究起步也较早的是由南金保收藏的两部萨满歌《祈告、祝赞、祷告之神歌》、《治病时送巫尔虎之神歌》。这两部萨满歌主要有两个整理本，一是奇车山、贺灵、佟克力整理的《锡伯族〈萨满歌〉译注》，[※注]另一个为永志坚的整理本。[※注]
满族萨满文本的大量发现，可谓举世罕见，在世界萨满教研究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近20年来，中国学者在整理、研究满族萨满神歌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石光伟参与整理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吉林省卷》（满族石氏等家族神歌、神词）、[※注]石光伟、刘厚生编著的《满族萨满跳神研究》、宋和平译注《满族萨满神歌译注》、宋和平、孟慧英著《满族萨满文本研究》和尹郁山编著《满族石姓家族祭祀神歌比较研究》等。
二萨满教基本问题的讨论与争鸣
近30年来，中国萨满教研究的成就还体现在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问题的逐步解决和理论建设的不断加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成果更能体现中国萨满教研究30年的成就，也标志着中国萨满教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发展阶段。
1.萨满教的宗教性
认为萨满教是一种宗教形态或一种宗教类型的观点，一直是我国萨满教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改革开放之初，刘建国先生率先撰文论证了萨满教的宗教性质。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为理论指导，以宗教的基本要素为依据，论证了“萨满教是宗教”的主张。[※注]刘建国关于萨满教宗教性方面的论述和理论依据，代表了当时多数萨满教学者的意见。
孟慧英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一书对萨满教宗教性的界定方面具有理论建树。该书借鉴中国宗教学家吕大吉教授“宗教四要素”理论，对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作综合考察，提出萨满教的宗教观念—宗教感情和体验—宗教行为与活动—萨满教的社会组织是构成萨满教体系的基本要素。这四要素之间按照上述序列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的关系，从而对萨满教进行了整体的、系统化的概括。该书是第一次运用中国的宗教学理论对萨满教性质进行结构性的界定，具有很高的创新意义。
2.萨满教的性质
认同萨满教是宗教，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萨满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宗教。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学术界也是其说不一，大体可分以下几种意见：
（1）“原始宗教”说
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界说在我国学术界颇具影响力。“原始宗教”这个来自马恩经典作家的概念引入我国后，即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应用广泛的学术术语。长期以来，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原始宗教”这一概念提出诸多质疑，但中国学术界将中国古代的宗教、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和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萨满教统称为“原始宗教”，已约定俗成。在这种学术背景下，萨满教被看做原始宗教的组成部分，为许多学者所接受。[※注]
原始宗教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包含不同的历史形态和丰富的内容。基于此，学者们对萨满教的界定也更为具体。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宗教词典》将萨满教界定为“原始宗教的一种晚期形式”[※注]。满都尔图提出“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注]，是将萨满教与人为宗教相比较而言的。《萨满教研究》的作者对这种观点做了进一步的阐发。王叔凯提出的“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的原始宗教”[※注]，揭示了萨满教的流布区域和跨国性。这些界说使萨满教的原始宗教界说更为具体和深化，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萨满教的特征。
（2）“自然宗教”说
自然宗教是以崇拜自然事物和自然力为基本特征的宗教，由此构成人类最早的宗教崇拜形式。尽管自然宗教和原始宗教的内涵并非完全一致，但我国学术界多将两个概念等同、互用，这种情况在萨满教研究中也存在。色音对萨满教的界定为：“萨满教是基于万物有灵论基础上的一种自然宗教形态。”[※注]
（3）“原生宗教”说
关于萨满教的性质问题，还有很多界说。如“萨满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巫教”[※注]、“是原始的自发的多神教向人为的一神教过渡的宗教”[※注]、“是一种近乎巫术的宗教”[※注]、“是古老社会后期形成的比较完整的宗教”[※注]、“满族的萨满教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宗教”[※注]、“萨满教是以天神为主的一神教”[※注]、“蒙古族萨满教是一种不发达的人为宗教或过渡型宗教”[※注]等，不一而足。
3.萨满教产生的时代
萨满教起源问题不仅是萨满教研究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对于宗教学理论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我国学术界在萨满教起源问题研究方面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满都尔图在《中国北方民族的萨满教》一文从萨满的产生这一视角，探讨萨满教的产生时代，认为我国北方民族萨满的产生可能在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期和晚期。[※注]吕光天、富育光、佟德富等学者也持这种观点，并在各自的论著中加以阐述。[※注]
萨满教起源问题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既有赖于考古学资料的发现，也有赖于宗教学理论的发展。就中国阿尔泰语族各民族萨满教而言，不仅各民族萨满教产生、发展、演变不平衡，而且同一民族各种崇拜观念和宗教活动的产生也不尽相同，形成大致的发展序列。因此，对萨满教起源进行具体、动态的分析，给萨满教起源问题以更加清晰的认识，是切实可行的。
4.萨满教流布的区域
（1）狭义说，即主张萨满教是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信仰的一种宗教形态。其内涵要比国际学术界的狭义说宽泛。迪木拉提·奥玛尔主张：“萨满教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曾信仰过的或尚在信仰的原始宗教。属于这个语系的诸民族，在语言、文化、历史上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离开阿尔泰语系的民族来谈论萨满教的分布是不很妥当的。”[※注]
（2）中义说，即主张萨满教流布于欧亚大陆北部渔猎、游牧民族中。这种观点与国际学术界的中义说基本相同。这种观点与我国萨满教历史现实相符，也与我国萨满教研究的历程契合，为我国学者所广泛使用，并做了具体的阐释。其中蔡家麒先生对萨满教地域及民族分布表述清晰明确，为我国学术界所接受。他指出：“萨满教系指曾经盛行在东起白令海峡、西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横跨亚、欧北部操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渔猎或游牧各民族的原始宗教。”[※注]这个界定除了观照地理分布、民族两个要素之外，又提出经济形态为渔猎、游牧经济这一要素，更加缜密。
应该指出的是，与国际学术界由格莱纳（F.Graebne）、史密特（W.Schmidt）、库柏（W.Koppers）等人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的文化圈理论（后来被称做“格莱纳—史密特—库柏文化圈理论”），认为萨满教只是一种北极地区的文化现象的“萨满文化圈”理论[※注]相呼应，我国学者对“萨满文化圈”的内涵、要素等也多有阐发。乌丙安、富育光等学者较早使用“萨满文化圈”这一概念，[※注]但并未作系统、全面的界定。台湾学者庄吉发先生对这一文化圈提出自己的界定，认为：“萨满信仰盛行于东北亚、北亚以迄西北亚的草原地带，以贝加尔湖附近及阿尔泰山一带为发祥地，表现最为典型……萨满信仰的盛行，就是东北亚或北亚文化圈的文化特质。”[※注]“萨满教文化圈”如今已成为一个广为使用的概念。唐戈曾依据文化圈的基本理论，从形的标准、数量的标准和文化层等构成文化圈的基本要素，论证了东北亚萨满文化圈的基本特质。[※注]刘厚生则从历史渊源、文化传统等方面探讨了萨满教文化圈的形成、源头及共同的文化特质等问题。[※注]
（4）萨满教的基本特征。萨满教的基本特征不仅对于认识萨满教的性质至关重要，对于界定萨满教的地域范围也将提供重要的支撑。我国学术界对萨满教特征的认识，是将其作为原始宗教（或自然宗教、自发宗教）与人为宗教比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萨满教研究》一书从创始人、教义、神灵体系、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场所、宗教神职人员等方面论述了萨满教区别于人为宗教的特征。[※注]张晓光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萨满教与人为宗教并非具有上述六方面不同的特征，二者之间有诸多共性和联系。[※注]
在系统研究阿尔泰语系萨满教的基础上，认识萨满教的特征，是另一种研究途径。迪木拉提·奥玛尔即据此揭示了萨满教的四点基本特征：萨满教因萨满而得名；萨满的主要活动是跳神；每个萨满都有自己的保护神；萨满教有一个庞杂的神灵体系。[※注]
（5）萨满教的功能。萨满教对于原始文化的传承和整理功能，学者们基本形成共识。秋浦主编的《萨满教研究》从萨满的作用为切入点，探讨萨满教的功能，提出萨满是“最初的歌手，最初的舞蹈家，最初的魔术师”。[※注]王宏刚认为：“在萨满教发展演化的漫长道路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不断地总结着生长在实践中得到的生产、天文、医学、艺术等知识与经验，又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某些养分，汇成了民族文化的巨川，因此，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注]郭淑云对萨满教与原始文化的关系做了具体的分析，认为“萨满教本身即如同一部百科全书，几乎无所不包”。并在具体剖析萨满教与原始哲学、原始自然科学、医学、文学、艺术等关系的基础上，对萨满教与原始文化的关系及萨满教的文化特质加以概括，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萨满教的文化功能，认为“萨满教是原始文化的综合体，具有综合性的历史文化价值。从原始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萨满教无疑是北方远古社会极其珍贵的‘活化石’，它如同一面透视镜，再现着原始文化的基本面貌”[※注]。
萨满教对氏族或民族精神心理的影响，是萨满教功能的重要方面。富育光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萨满们“一代又一代地铸造、陶冶、培育着北方诸民族的精神、性格和心理素质。萨满是民族之师、民族之神、民族之魂，承继着民族精神文化的全部遗产，从而享得全民族的尊重”[※注]。
萨满教其他方面的功能也逐渐得以认识和揭示。刘小萌在《满族萨满教信仰的多重文化成分》一文中指出：满族萨满教有助于满族社会协调其成员思想与行为、减少满族与外民族及其文化的隔膜与冲突和维系满族民族心理的稳定。[※注]郭淑云从萨满出神现象这一侧面，探讨了萨满教具有解除群体危机的功能、实现身心平衡的功能、增强群体凝聚力的功能、确立氏族神系的功能。同时简述了萨满出神现象的负面作用。[※注]她在《萨满领神仪式与青春期危机》一文中，专题讨论了萨满领神仪式与青春期危机问题，认为萨满领神仪式对于萨满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具有解除或缓解他们青春期身心危机的意义。[※注]
（6）“萨满”词源与词义。在国内外萨满教研究中，对于“萨满”一词词源的界定和词义的阐释都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应该说，我国学术界对“萨满”词源与词义的解说与分歧无不来自国际学术界的认识。国外两种颇具倾向性的观点，即“萨满”词源外来说和土著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中国学者产生着影响。在外来说中，“萨满”一词源于印度，与“沙门”有关[※注]的观点，在早期萨满教研究史上颇有影响。清末徐珂所著《清稗类钞》记述的萨满教“其教旨与佛氏与默宗相似。疑所谓萨满者，特沙门之音转耳”，即接受了这种外来语学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术界多持“萨满”一词源于满+通古斯语的土著说。这一方面与由И.Э.费舍尔等学者较早提出“萨满”词源通古斯语说在国际学术界日益得到认同有关，更是我国学者根据我国满—通古斯民族语言志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
对于“萨满”词义的解析，已故匈牙利著名萨满教专家Ⅴ.迪欧塞吉可谓独树一帜。他从构成Saman的词根入手，认为“萨满”（Saman）一词“由动词‘萨’（Sa）（知道）构成，这样，‘萨满’照字面讲意为‘无所不知的人’”。[※注]应该说，Ⅴ.迪欧塞吉的解释更切合“萨满”一词的原义，但这种解释并未得到国外学术界的认同。近二十年来，我国满—通古斯语族的学者贺灵、富育光、赵志忠、杜·道尔基等人以其民族语言方面的优势，分别论证了“萨满”一词在满语、锡伯语、女真语和鄂温克语中的意义和词性演化过程，所得结论与Ⅴ.迪欧塞吉的解释恰相契合。[※注]中国学者依据我们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和民族语言志资料，对国际学术界长期存有争议的萨满词义问题提出了富有说服力的论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7）萨满其人及其出神现象。在国际萨满教研究史上，有关“萨满其人”的话题历久弥新，几乎与萨满教研究的历史相始终。“萨满其人”问题讨论的焦点主要围绕萨满的生理、心理特点问题进行的，国际学术界长期就此问题展开讨论，由此而引发的学术争论至今方兴未艾。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此问题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或只是进行现象描述，致使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非常薄弱。富育光的《萨满敏知观探析》较早地开始了这方面的探讨。该文以生理学、心理学的方法，从萨满的认知层面切入，剖析了萨满所具有的特异的认知能力和思维特征，即萨满的敏知术、感知术。[※注]
郭淑云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以作者近20年来在北方民族中调查的著名萨满的口述资料和仪式现场调查资料为基础，对国际萨满教学界关于“萨满其人”的一些焦点问题作出回应，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萨满是身心健康的人；萨满病等症状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特定宗教文化的产物；萨满病是解决个体生命危机的一种手段；萨满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具有与众不同的品质和生理、心理、思维特征。[※注]这些基于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历史与现实实际的思考，是对萨满其人问题作出的自己的回答。
萨满出神现象的成因与机制问题，是萨满出神现象研究的核心。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色音在《试析萨满癫狂术的心理生理机制》一文中，将萨满附体纳入巫师附体的范畴内加以考察，论述了巫师与神灵关系的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萨满癫狂术的心理生理机制。[※注]张雨海、徐光志在《萨满昏迷行为的心理学分析》[※注]从催眠术和心理暗示等方面论证了萨满昏迷行为的机理。周普元、李小林在《萨满“通神”心理机制初探——兼谈弗洛伊德意义的“潜意识”》一文中，从选萨满、传授萨满知识、萨满“通神”三方面讨论了萨满性意识是一种潜意识；又从对萨满所通“神”形象的原型探讨，指出“神”是一种潜意识信息的流露。[※注]郭淑云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一书，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试将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置于多学科的视域下，运用心理学、宗教社会学等理论对这种现象作综合考察和研究。一方面将这种现象置于其所属的传统社会中予以考察，另一方面考察了萨满个体生理心理特质的特殊作用。[※注]总体而言，我国萨满教学界对此项课题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距国际前沿性的学术研究还相距较远，但近十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是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综上所述，30年来我国学者对萨满教基本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提出并解决了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依据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丰富的实证资料，积极回应了国际萨满教学界的一些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丰富了国际学术界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当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多学科学者的通力合作。
三萨满教研究在多学科领域的丰硕成果
1.历史学
从史学的视角研究萨满教，是我国萨满教研究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这一传统仍得以继承。
我国北方是萨满教流布的核心区域，古代北方民族或部族，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契丹、匈奴、东胡、乌孙、乌桓、鲜卑、柔然、扶余、高句丽、回鹘、高车、西羌、突厥、鞑靼、吐谷浑、月氏、黠戛斯和蒙古族等都曾信仰萨满教。其中有的民族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融入其他民族，有的则经过演变、融合，形成现代民族。这些古代民族的萨满教既是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对象，也是萨满教研究中不容忽视的课题。其中东胡族系的契丹、匈奴族系的回鹘、肃慎族系的女真等民族的萨满教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注]
清代萨满教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是清宫萨满祭祀问题。3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清宫萨满祭祀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研究内容更加细化，在堂子祭祀起源与演变、祭祀仪式的考释、堂子祭祀神灵的考证及清宫祭祀体现的文化内涵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探讨了“堂子”的来历、[※注]堂子祭祀的历史演变，[※注]姜相顺的《神秘的清宫萨满祭祀》[※注]一书是清宫祭祀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作者在对大量清宫祭祀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清宫祭祀的主要内容和学术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考察了从满族萨满教到清宫萨满祭祀的历史演变过程，梳理并回应了清以来有关清宫堂子祭的学术讨论，揭示了清代宫廷祭祀所具有的国祭、爱新觉罗家族族祭的性质，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乌丙安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这部书作为萨满文化史的重要科学研究成果，不仅论据翔实，论证清晰，而且体系完整，科学性强，堪称近年来不多见的优秀论著；它对于研究清代文化史，对于研究国际萨满文化史及满族文化史，都有重要的价值。”[※注]
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历史悠久，有些民族萨满教历史传承与演变的脉络清晰；那些在历史上建立过政权的民族，萨满教多进入宫廷，与王权形成密切关系。帝王们“一方面虔诚地信奉萨满教，而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利用萨满教，为其政治利益服务”。[※注]萨满教也因此登上政治的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特定民族的历史进程。色音的《萨满教与北方少数民族帝王》一文，对中国历史上的巫王关系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2.考古学
萨满教与考古学的关系，是建立在萨满教具有历史性这一特征基础上的。考古学的发现对研究萨满教的本质、起源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考古发现的萨满教遗迹和遗存物是北方先民萨满教思想观念和宗教活动的产物，借助民族学、文化学、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揭示其所蕴藏的宗教意义，是探求宗教古迹的重要途径。孟慧英在《考古与萨满教》一文中，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时期的遗址发现，世界各国在原始洞穴画、岩画的发掘成果，来研究萨满教文化的起点与发展轨迹，展示考古学对研究萨满教现象所特有的学术价值。[※注]
对于萨满教与考古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张光直等学者从人类文明起源的视野审视萨满教，将萨满文化看做人类早期文明的一种类型的宏观考察，也有一些具体的研究。总体来说，可分为三方面的内容，即对萨满文化遗迹遗址和文物的考察[※注]、用萨满教知识体系解读考古遗存[※注]和从考古发现研究萨满教[※注]等三方面。
3.哲学
萨满教与哲学的关系是国际萨满教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1993年3月，在韩国全北大学召开的“东北亚萨满教与哲学”国际学术会议，即以萨满教信仰体系与哲学思想、萨满教与原始思维等为主要议题。
4.文学
萨满文学是北方民族民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萨满文学既具有民间文学或口头文学的共性特征，从而与作家文学形成本质的区别；又具有鲜明的特征，即宗教性和神圣性。正因如此，其价值和研究既体现在宗教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层面，也因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而体现于民间文学层面，具有文学性。
（1）萨满神话研究
萨满神话研究从一开始即是概论与分论并举，既有对萨满神话或一个民族的萨满神话的综合研究，又有对萨满神话的专题考察，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在神话研究中，学者们常常围绕一个主题，从不同的视角展开论述，使研究更为细化，成为萨满神话研究日益深入的标志之一。乌丙安以《满族神话探索——天地层·地震鱼·世界树》[※注]这样生动的题目和具体的内容，论述满族萨满教的宇宙神话；富育光的《萨满教天穹观念与神话探考》[※注]运用神话资料解读萨满教天穹观；赵永铣的《蒙古族创世神话与萨满教九十九天说探新》[※注]从神话学的视角，对蒙古族九十九天说探新提出了新的界说。
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一书被视为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我国萨满教研究走向具体化、范畴化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注]。“向人民展示了萨满教丰富多彩的萨满世界……是对北方神话作系统的拓荒之作。”[※注]作者在该书中首次公布了大量的满族神话，其中尤以流传于古代黑水女真人中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最有价值。这些神话和史诗的公布，丰富了我国神话学的文化宝库，填补了我国北方神话学研究的空白。
萨满教女神研究取得的成果在神话学研究中可圈可点。其代表性的成果为富育光、王宏刚所著的《萨满教女神》[※注]一书。该书以北方诸民族古文化史为背景，依据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首次系统地梳理出萨满教女神神系，即创世女神、自然—文化女神、图腾—始母神、萨满女神，从中探索女神神系及萨满教萌生、形成，演变的历史轨迹，展示北方先民生动而丰富的精神景观，填补了国内系统研究萨满教女神神系的空白。
（2）萨满神歌研究
萨满神歌是萨满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萨满神歌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萨满神歌研究是与其收集、整理工作密不可分的。收集、整理不仅是神歌研究的基础，其中也饱含着整理者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思考，本身就具有研究性，其研究是建立在对神歌整理基础上的，或贯穿于神歌整理的过程中。前述的几部满族神歌（即文本）著作即是整理与研究的结合之作。
其次，注重从宗教学、文化学、人类学、民俗学的视角研究神歌。如刘建国的《〈科尔沁萨满教诗歌〉初探——再论萨满教的宗教性质》，[※注]将科尔沁萨满神歌作为论证萨满教宗教属性的基本资料。孟慧英的《神歌与萨满教仪式》、[※注]汪立珍的《从满族萨满神歌的神名看满族宗教信仰》[※注]和郭淑云的《从神歌看鄂伦春族萨满教》，[※注]都是通过萨满神歌考察该民族的萨满教信仰观念或萨满教仪式。
蒙古族萨满神歌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成就及水平，是与蒙古族文学研究的进程与水平相一致的。大量萨满教神歌整理问世，受到蒙古族萨满教研究者和文学、文化学者的高度重视，促进了萨满教研究的深入开展，也为蒙古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此后，有关蒙古族萨满神歌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这些成果大多将萨满神歌置于蒙古族民间文学源头的地位加以考察，并从文学的视角分析其性质、特征和价值。荣苏赫、赵永铣、梁一儒、扎拉嘎主编的四卷本《蒙古族文学史》，在萨满神歌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该书将萨满教祭词、神歌作为蒙古族远古文学的组成部分加以考察，看做蒙古族文学的源头，对其在蒙古族文学史上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萨满神歌的性质、分类、思想内容、艺术特征、历史地位及其影响，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
综上可见，萨满神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有一些不足，各民族萨满神歌研究很不平衡，上述满、锡伯、蒙古三个民族的萨满神歌研究成果较为显著，北方其他民族的萨满神歌研究成果和综合性的理论研究还不多见。
（3）萨满传说《尼山萨满》研究
《尼山萨满》是一部广泛流传于我国满、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赫哲族中的萨满传说，既有用满文书写的手抄本，更有活态传承的民间口承本。《尼山萨满》的内容涉及上述民族生活的多个层面，包括文学、宗教、习俗、语言、社会等，故有“百科全书”之美誉。
《尼山萨满》手抄本汉译和民间口承本的采录、整理工作，是我国《尼山萨满》研究的基础。30年来我国满学界和北方民族工作者、民间文学工作者在采录、整理、翻译《尼山萨满》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译、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尼山萨满》文本。目前已知的满文手抄本共有六种，即海参崴本、齐齐哈尔本、瑷珲甲本、瑷珲乙本、海拉尔本和民族所藏本。这些版本都有汉译本在我国出版。此外，还有数量可观的民间口承整理本。这些文本的发现翻译、整理与出版为尼山学的兴起和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尼山萨满》的艺术特色，学者们进行了多视角的讨论。宋和平在《〈尼山萨满〉语言艺术论析》、[※注]《〈尼山萨满〉传说中人物论析》、[※注]《满族说唱文学〈尼山萨满〉考》[※注]等文中，分别探讨了《尼山萨满》的语言艺术风格、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的艺术成就。陈立萍的《论尼山萨满形象的女性美》[※注]从性别角度介入尼山萨满研究，揭示了作品主人公尼山萨满所具有的女性独特的端庄矜持、珍爱生命、沉着机智、口齿伶俐、善于答对、明辨善恶、节制自律等特点，在对待丈夫方面，既尽妇道又不受制于丈夫，具有独立自处的美德。该文视角新颖，从一个侧面提示了《尼山萨满》的艺术特色。
宋和平的《〈尼山萨满〉研究》[※注]和赵志忠的《萨满的世界——尼山萨满论》[※注]两部专著对《尼山萨满》做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被视为我国《尼山萨满》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
5.艺术
德国学者洛梅尔提出萨满教是“各种艺术的综合体”。萨满教活动就其主要部分而言是属于艺术范畴的，即戏剧表演、歌唱、舞蹈和造型艺术。[※注]从某种意义上说，洛梅尔的观点揭示了萨满教的主要特征。国内外学者从艺术的视角考察萨满教，也正是基于萨满教的这一特征的。萨满教艺术研究主要包括萨满音乐、舞蹈和造型艺术，这方面的著作展现了我国萨满教艺术研究的发展轨迹，代表着我国萨满教艺术研究的水平。
（1）萨满音乐
有关萨满仪式音乐的论文有刘桂腾在《乐府新声》2007—2008年连续发表的八篇系列论文，分别探讨了满族、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锡伯族萨满音乐的主要内容，包括萨满乐器的形制、鼓点、神歌等方面。贾瑞祥的《满族萨满跳神音乐的节奏形成》一文，重点考察了满族萨满音乐的节奏及其特点。白翠英、邢源、福宝林、王笑的《科尔沁博艺术初探》一书从调式、节拍、节奏、结构、表现手法等方法，探讨了蒙古族萨满音乐的特点。
刘桂腾的《满族萨满乐器研究》是我国第一部从音乐学的视角研究萨满法器的专门著作，并赋予“萨满乐器”的术语。该书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满族萨满乐器的形制结构、配制模式、演奏方法及象征意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考察萨满乐器及其演奏的器乐在萨满仪式中的功能。李来璋的《浅谈萨满其人及其歌舞音乐的基本功能》[※注]和冯伯阳、石光伟《中国萨满音乐的社会价值分析》[※注]对萨满音乐的工作进行了专门的讨论，认为萨满音乐不仅具有信仰、娱乐、医疗方面的作用，在文化传承方面也体现出明显的社会价值。
（2）萨满舞蹈
（3）萨满造型艺术
萨满造型艺术是萨满教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萨满造型艺术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萨满的服饰、神像、面具、装饰图案等均属于萨满造型艺术的范畴。对这些具体艺术形式的探讨，是萨满造型艺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从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的角度考察萨满艺术是萨满教造型艺术研究的重要视角。苏日台《萨满（博）服饰与原始信仰比较研究》[※注]一文认为，萨满服饰的款式、造型、装饰等与萨满教原始信仰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民族的萨满服饰种类繁多内涵十分丰富，为学者研究萨满教文化艺术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可视性形象资料。他与鄂晓楠合著的《原生态民俗信仰文化》[※注]一书依据北方诸民族萨满教美术资料和民俗资料，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对原生态萨满文化进行综合考察，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波·少布的《赫哲萨满牛尔罕研究》[※注]的研究对象是赫哲族具有特殊功能的神像牛尔罕：一种是治病用的牛尔罕；另一种是狩猎用的牛尔罕。该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牛尔罕的制作、种类、内容、功能做了深入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创新价值。郭淑云的《萨满面具类型刍议》、[※注]《萨满面具功能与特征》[※注]等系列论文，对北方诸民族萨满面具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系统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面具的类型、功能，并将其与傩面具相比较，揭示了萨满面具的特征及其成因。
从美学的视角研究萨满造型艺术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些美术学者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鄂·苏日台的《狩猎民族原始艺术》中，设专章论述北方诸民族萨满造型艺术。王纪、王纯信的《萨满绘画研究》一书考察了萨满绘画艺术的主要内容，并依之划分了萨满绘画的类型，探讨了萨满绘画的艺术特色。《萨满绘画研究》一书在对各种类型的剪纸进行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萨满剪纸与萨满教的关系，揭示了萨满剪纸的艺术特色及开发利用价值。李宏复的《萨满造型艺术》从面具、服饰、神像、法器、祭祀艺术和原始文字艺术等方面，探讨了萨满造型艺术的形式及其象征意义。
6.人类学
近年来，随着人类学及其分支学科在中国的繁荣发展，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被一些学者引入萨满教研究，开辟了萨满教研究的新领域，成为萨满教研究新的增长点之一。
色音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从宗教人类学或人类学的其他分支学科诸如艺术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的视角，对萨满教本体及诸文化现象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析。[※注]其新著《科尔沁萨满文化》运用宗教人类学的方法，对科尔沁萨满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萨满教予以深刻的重新思考，提出“哲学是萨满教的重要基础，萨满教也可以说是一种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是对宇宙人生所持的一种独特态度和观念”的新观点。该书是一部颇具理论功底的萨满教研究著作。
刘桂腾的《中国萨满音乐文化》运用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萨满音乐的一部力著。该书以扎实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将萨满音乐置于音乐人类学的视域加以考察，分别论述了满族、赫哲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锡伯族的萨满乐器形制、音乐形态及其特征与功能。作者将该书定位为“音乐人类学的地方叙述”，但全书无不贯穿作者对中国萨满音乐文化的理论探索，“导论”和“综述”两章更集中表达了作者的理论思考。
乌仁其其格的《蒙古族萨满医疗的医学人类学阐释》一书以科尔沁蒙古族萨满的医疗活动为个案，综合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萨满治疗仪式的类型、构成、象征意义以及治疗仪式的特征、治疗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阐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唐戈的《满族萨满医术——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一书也是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考察萨满医术。[※注]
四比较研究的领域日益广阔
比较研究是宗教研究的基本方法。早在麦克斯·缪勒开创宗教学的一个世纪前，即提出了宗教研究的比较方法，并一直为西方宗教学界所认同。近年来，跨文化比较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萨满教比较研究的领域亦日益广阔。
1.中国萨满教文化体系内的比较研究
贺灵的《锡伯族〈萨满歌〉与满族〈尼山萨满〉》[※注]一文将锡伯族的《萨满歌》和满族的《尼山萨满》进行比较研究。黄任远的《通古斯—满语族萨满神话比较研究》[※注]探讨了萨满神话在通古斯—满语族神话中的地位及特征，提出萨满神话是构成通古斯—满语族神话“中生层”的主流之观点，在此基础上对通古斯—满语族的萨满神话作比较研究。黄强的《北方萨满祭祀仪礼的构造成形态——以鄂伦春族“春祭”和满族“家祭”为主要考察对象》[※注]，是对同一语族内的两个民族萨满教仪式的结构类型进行比较。上述诸文属于同一语族内的萨满文化现象、神话传说的比较研究。苏日台的《萨满（博）服饰与原始信仰比较研究》[※注]则将比较的范围限定在内蒙古自治区这一行政区域。
2.世界萨满教文化圈内的比较研究
色音的《东北亚的萨满教——韩中日俄蒙萨满教比较研究》[※注]和黄任远的《赫哲那乃阿伊努原始宗教研究》[※注]两部著作是萨满教比较研究的代表作。前者是我国第一部东北亚萨满教的研究著作，突破了中国以往的萨满教研究仅限于国内民族的考察范围，将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置于东北亚萨满文化圈中加以审视；运用多文化人类学、比较民俗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对韩中日俄蒙萨满教进行微观与宏观结合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些创见性的观点。后者将比较的对象确定在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地域相邻三个民族之间。通过对它们崇拜观念、萨满教仪式、萨满的传承方式、神偶、法器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比较，揭示了各民族萨满教的特征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填补了我国萨满教研究的某些空白。
3.中国南北方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比较研究
王纪潮的《楚人巫术与萨满教的比较研究》、[※注]顾希佳的《从吴越神歌与萨满、傩的比较研究看吴越文化心理的地域特征》将萨满文化与南方的某一地域文化相比较。钱安靖《论羌族原始宗教与北方民族萨满教相类》、[※注]张云的《西藏苯教与北方萨满教的比较研究》、[※注]班玛更珠《比较宗教学视野中的本教、祆教与萨满教的宗教观念》、[※注]蔡富莲的《四川凉山彝族的“尼”与我国北方萨满的传承比较研究》等文的比较研究是针对南方的某一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与北方萨满教所进行的。色音的《萨满教与南方民族民间宗教比较研究》[※注]则从宏观上对南北方民族的原始宗教作出比较。
傩文化和萨满文化被国内一些学者视为南北方原始文化的两大体系。这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庹修明《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比较》、[※注]波·少布《浅析勃额教与喇嘛教、傩的关系》、[※注]曲六乙的《人类学：巫傩文化与萨满文化的比较研究》、[※注]柯琳的《中国巫文化探源——萨满与傩之比较》，[※注]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探讨了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异同。其中曲六乙的论文，从起源、主体、哲学、神话、神系、仪式、艺术形式和反映方式等方面，全方位、多视角地对中国南方巫傩文化和北方萨满文化两大原始宗教文化系统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层面上的讨论，阐述了巫傩文化和萨满文化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态、表征及其成因，对二者的共性特征也予以考察，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此外，有学者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展比较研究，如萨满神话与华夏神话、萨满神话与希腊神话的比较等。相信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会随着跨文化研究的深入而有更多的呈现。
五国外萨满教研究译介
第三节反思与展望
一中国萨满教研究特色
我国萨满教研究经历了曲折的过程，走过艰难的发展道路，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2.我国萨满教研究主要以本土萨满教为研究对象，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根据近些年来在东北、内蒙古、西北地区的田野调查，我国满、鄂伦春、鄂温克、锡伯、蒙古、达斡尔、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朝鲜等民族至今仍有活着的萨满，其中某些氏族仍遵循一定的程式产生氏族萨满、举行族祭活动，具有突出的活态性。我国萨满教活态文化是一批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我国萨满教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也是我们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的资本，借此研究形成的传统也成为我国萨满教研究的重要特色之一。
3.我国萨满教研究经历了一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对萨满教现象自发性的记述和思考，是古代文人之所为，即使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萨满教研究兴起之初，许多学者的调查研究也带有自发性。他们多是在从事民族学、民间文学、民间艺术的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认识到萨满教的价值并开始从事萨满教研究的。自觉地从事萨满教研究，则是近20多年的事情。随着萨满教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的深入开展，人们的视野逐渐开阔，学术自觉性也日益提高。
4.我国萨满教研究队伍的形成带有自发性和民族特色。与我国萨满教研究带有自发性一样，研究队伍的形成也具有自然形成的特点，并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二走向未来的中国萨满教研究
中国萨满教研究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但与国际萨满教研究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提高和完善。
1.加强萨满教学科建设
在国际学术界，萨满教研究业已成为一门特殊的学科——“萨满学”（Shamanology）。相比之下，由于我国萨满教研究起步较晚、学科基础理论薄弱、研究方法相对滞后和学术队伍处于自然成长状态等原因，距离建立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迄今为止，我国萨满教学科建设还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目前，全国设有宗教院系的高校不下几十所，但开设萨满教专业课的宗教院系却寥寥无几，既没有萨满教博士、硕士学位点，也缺乏专业的教师，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还远未形成。中国萨满教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
2.逐步建构和完善中国萨满教的理论体系
如何建构中国萨满教理论体系，金泽提出的将默顿的社会学的“中层理论”的内核引入中国宗教学理论建设的建议，很有见地，亦符合中国萨满教研究的现状。他指出：“当下需要的不是从建构一个新的宏大叙事理论入手，更紧迫的当是将一般性理论与地方性知识结合而形成的‘中层理论’。在此基础上再建构‘世界体系’，才是既有世界宗教学已有理论在中国的印证，也有中国理论范畴之贡献的宗教学理论。[※注]”对于中国萨满教研究而言，“中层理论”的建立是既立足现实又切实可行的当务之急。
3.进一步提升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
4.不断提高中国萨满教研究的国际化水准
萨满教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萨满教研究是一个世界性的学问。中国学者不仅要对中国萨满教做深入系统的研究，而且应该了解世界各地萨满教的基本情况，了解国际萨满教研究的历程、一般观点和存在的问题，应该有能力研究国际萨满教学界关心的一般和前沿的学术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与世界接轨和与世界对话。
5.切实地做好萨满文化遗产的挖掘、传承和保护工作
中国阿尔泰诸民族萨满教活态文化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也是各民族最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鲜明的地域特色、活态传统和独特的文化价值等非物质文化属性。目前，东北、内蒙古地区已有十余项萨满文化的项目被列入为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何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萨满文化遗产挖掘、传承和保护工作，保护萨满文化的生态环境，也是中国萨满教学界面临的新课题。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的30年中，中国萨满教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经过30多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学者不仅在萨满教田野调查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对国外萨满教学界不同阶段的主要学术问题也多有触及，并基于中国萨满教的历史现实资料，积极回应了国际学术界的一些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推动了萨满教研究的发展。当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诸方面因素，我国萨满教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与国外萨满教研究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我们不懈地努力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