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女孩发帖吐槽自己的男友没有学历，是个送外卖的。
自己月薪4k，男友月薪15k，俩人在魔都生活一年，租房子一个月要花5000多，她感觉看不到未来……
于是有了下面这些聊天记录。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前不久同样火遍朋友圈的《一个北大毕业生决定去送外卖》中，作者张根问女朋友：“你愿意嫁给一个外卖员吗？”
女朋友答：“不愿意。”
送外卖，这是一个吸引底层青年们的高薪行业，但高薪，仍难使其摆脱低端劳动力行业身份，与这个职业在社会认同上遭遇的困境。
1.小哥工资挺高，但又累又危险
如今的职业可谓五花八门，但外卖小哥在城市生活中的出镜率极高，不论是现实生活还是微博与朋友圈。就这样，外卖小哥被人称为“最熟悉的陌生人”。
另外，我们能从很多地方知道，外卖小哥的工资确实不低。抖音上偶尔还会有跑单王晒出自己的工资账单，月入过万已经不是稀奇事。
外卖小哥月入过万已不是新鲜事
不过，既然是体力劳动，收入水平必定与辛苦程度和危险系数成正比，而这两者又被人们默默观察着。
例如腾讯·大家前主编贾葭老师就为外卖小哥发过一条朋友圈：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开车的时候怕撞死外卖小哥，走路的时候怕被外卖小哥撞死。
我觉得，外卖小哥这一职业的危险性，在被贾葭老师如此精辟概括的同时，也应引出人们对外卖小哥们的复杂印象与情感，包括我们眼中他们的辛苦、回报、地位。
一种职业的危险与辛苦，在外卖平台自己推出的报告中是看不到的，于是我通过自己的奶茶店朋友联系到了一位外卖小哥L，20岁。比我还小，这让我一直纠结要不要叫他L小弟……
不仅如此，与其余服务行业的一样，双休日、节假日也是外卖小哥们最忙的时候。因此，虽然外卖小哥们会有4天月休，但除特殊情况外，公司不会允许外卖小哥在双休日与节假日休假。
当女朋友吃晚饭时，小哥在送外卖；当女朋友睡觉时，小哥在送外卖；当女朋友休假时，小哥还在送外卖……
2.外卖小哥：送外卖没什么前途
“外卖行业有什么和之前在酒店上班不一样的地方吗？”
L小哥属于打字比较快，也比较能说的典型年轻人。在他发来的一长串回复中，我提取了几个关键信息：
“送外卖这个行业的话，它是一直要招人的，他不会说哎呀招到多少人，他就不招了，他会一直招，因为这个行业人口流动性太大了，他说不定今天来，然后下个月就走了，所以他会一直招人，然后的话就是可能你当天去（应聘）你当天就可以上班，比较方便。”
图/图虫创意
我追问L小哥：“为什么会出现跳槽如此频繁的现象？”
L小哥的回复开始有些言辞混乱了，我再一次追问后，他回复我：“因为父母觉得这不是个体面的工作吧，又危险又辛苦。”
“危险倒是确实的，不只是要为自己考虑，也要为父母还有对象、孩子考虑。”
“所以我比较注意安全。我还没有女朋友……”
“但这也不代表送外卖就不体面嘛。难道是因为这是服务行业，你们总需要给别人服务？”
“毕竟也没有什么前途。”
……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在现代社会，拥有一份工作对于保持一个人的自尊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对于正常工作的人来说，一天通常都是围绕着工作的节奏里展开的。很多时候这可能令人感到无比沉闷，但它确实提供了一种日常生活的方向感。
在当下的中国，在很多人的眼中，送外卖真的不能算是一份“正常的工作”、“体面的工作”，尽管这份“工作”很自由，可能薪酬也还不错。
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职业的看法往往来自家庭教育的“偏见”。
小时候我经常听我妈说起一位哥哥，要我向他学习，他的父母本是工厂工人，自己依靠努力考上了大学，通过了当地镇里银行的考试成为了一名职员，后来买了车和镇里的房子。
镇银行职员的职业，在很多父母眼里已经是很了不得了。
底层家庭的父母很少会对孩子有很高的要求，孩子未来最重要的不是当银行行长还是银行职员，而是要通过努力摆脱重复体力劳动，或说低端劳动。
从小我妈和领居阿姨进行典型的中国大妈式闲聊时，她们就会教育我和发小：“在厂里上班苦啊！不好好读书，难道以后又和我们一样去厂里上班？”
如果说工人有梦想，他们的梦想就是摆脱工厂。
1994年在东莞，当地民工频繁跳槽，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项飙这么总结工人们的思维：赶快跳槽、赶快赚钱，积蓄尽量多的钱，以后不用再当民工！
这个梦想一写下来看，就让人觉得很诡异。
底层父母与如今常被质疑的那些“将自己未能达成的梦想安在孩子身上”的父母没什么不同，发现多年打工而无法逃离打工后，他们将梦想着让孩子健康成长，并摆脱低端劳动。自己则成为真理：重复低端劳动无助于摆脱底层现状。
外卖小哥送餐时车被偷，蹲坐在雨中哭泣
送外卖也是这样一份重复低端劳动的工作，我想这一行业的流动性如此之大，便与工作者对职业的认同感有关：
反正都是为了挣钱，反正都不体面，反正跳槽方便，那么哪里不舒服了，换个工作一样是挣钱。
3.一位跑单王，不及上海本地小姑娘
不少父母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大多想让孩子摆脱自己干的这一行。我们经常能听到类似这样的消息，比如医生父母不想让孩子干医生，律师父母不想让孩子干律师，码农父母不想让孩子干码农。
何解？因为艰难。压力太大，生活作息难以稳定，容易猝死，容易落下一身病。自己受苦受罪就算啦，孩子要是也吃这个苦，心疼啊！
那么，除了重复的体力输出换成了重复的技术输出，外卖小哥与律师、医生、码农在生存环境上有什么不同吗？
明明大家过得都很不容易呀，大家明明都是靠辛勤劳动吃饭呀，体面的生活，难道不应该是能够赡养父母、照顾妻子、抚养孩子，给家人提供良好的生活吗？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呀。
说得都对，但是外卖小哥与律师医生码农这些人当然不同。
虽然大家过得都不容易，但成为律师或医生，就意味着在社会资源上占优势，信息资源，一些后门之类的资源。这些资源才真正将律师、医生们与外卖小哥拉开了差距，这也是技术输出与体力输出的差距。
拥有资源，便等于拥有更多可能性，等于拥有更多生存方法。
一位月薪2万元的跑单王，他的资源拥有量很可能不及一位月薪3000元的上海本地小姑娘。
我想，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姑娘很可能会愿意对一位外卖员说谢谢，却很难愿意与他结婚了，即使他收入比自己高好几倍。
别说是社会资源，外卖小哥们甚至缺少社会保障。
我问L小哥：“你们有社保吗？”
“社保这个我们这里是没有的。我们有意外险，从工资里扣。”
社保也是一个企业的支出成本之一，外卖小哥的流动性高，恰好解决了企业的这一块成本，因为外卖小哥一般与公司签的是兼职合同，这样公司就不需要耗巨资去为这么多外卖小哥缴纳社保了。
人员管理的不稳定，加剧了流动性，也在加深人们“送外卖不体面”的印象。
4.外卖小哥形象不体面，媒体也“功不可没”
2018年4月，《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总决赛落幕，来自杭州的外卖小哥雷海为击败北大硕士，夺得冠军。
曾夺得《中国诗词大会》冠军的雷海为（图/图虫创意）
这个故事很励志，但并不是人人都像外卖哥雷海为这么幸运的。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的李双曾以人民网、新浪网的报道为研究文本，研究了“外卖小哥媒介形象建构”，结果发现，在媒体关于外卖小哥的报道主题中，表彰鼓励/英雄事迹占比22.48%，生存状态占比19.27%，违法失范、违法犯罪共占比23.40%。几者综合起来占比超过总数的六成五，具有一定的倾向性。
而且，李双的研究还发现，无论是代表民间舆论场，还是代表官方的舆论场，“其对外卖小哥的媒介形象塑造都处于负面状态”。
自然而然，公众容易对外卖小哥形成刻板印象，认为其总是违反交通规则、偏激不理性，或是生活艰辛并时常遭受苦难，并使得外卖小哥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无法获得尊重。
不过，也别总瞧不起送外卖的小哥，其实，有时候人家小哥也看不起下单的老主顾。
纪录片《仕递》里就讲述了这么一个情景：
“这个行业培养了很多懒人，我接到过送一瓶水的订单，一瓶水配送费６元，还遇见过送完餐，让我等一下把垃圾顺便带走的客户，其实垃圾桶距离他就２米，当时也不愿意，但是没办法，如果没有帮他带走垃圾，很可能就是一个差评。”
说这话的，是一个送外卖的“老哥”陈师傅。
可见，不要看不起谁，都是为了讨生活，相互体谅一下，不可以吗？
5.都市越来越离不开小哥，小哥们却终将离开
L小哥告诉我，2018年3月，他所在的外卖平台推出了跑腿服务，用户只要在软件上支付一些跑腿费，外卖小哥就可以帮人们拿快递、取文件、代购零食药品等。
很明显，外卖小哥正在更进一步地参与城市生活，外卖小哥对于城市居民的意义也越来越重要。而根据饿了么对外卖小哥职能发展规划，外卖小哥未来很可能成为社区中的重要组成力量。
外卖小哥将成继物业、家政、安保后，与城市居民的接触最为密切的行业之一。
而从外卖行业报告看整个外卖行业时，又能察觉到这个行业对于年轻人们的意义所在。
饿了么蜂鸟配送在2018年年底时发布了一份《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除了展示外卖小哥们的平均工资水平外，报告还显示，77%的骑手来自农村，而18-38岁的青年与中青年占到了骑手中的近9成。
外卖配送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年轻人聚集的新兴行业，底层青年们依靠送外卖，在城市暂时站稳了脚跟。
从这两张图可以看出，外卖小哥主要来自安徽、河南、四川等地，上海与北京是最受他们欢迎的城市。
但是，大城市欢迎外卖小哥的服务，却难以承载他们在此扎根的梦想。
以上海为例：据上海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底上海外来常住人口972.69万，比上年末减少7.52万。到203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左右，也就是说，接下来的17年，只剩不到82万个常住名额了。
北京的外来常住人口也在减少。
严格的人口调控政策下，小哥们在上海、北京办下长期居住证，让自己的孩子在工作的地方入学或中高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而没有居住证的小哥们，虽然进入了北京与上海工作，却并不属于这些城市，他们随时可能因为一次大排查、大整治、大清理，被驱逐出拥挤的群租房。
大都市付给薪资，外来青年献出青春后离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专属于大都市的外来人口秩序。
而外卖小哥将成为这个秩序下最为尴尬的职业之一——他们全是外来人口，并且这个行业的人员流动性如此之高，却与城市居民、社区居民如此频繁、密切地来往。
6.外卖小哥们流动到哪儿去？
我们经常在自己的朋友圈子里提倡：当外卖小哥将外卖交到我们手里时，我们该对人家说声谢谢，以示对小哥辛勤工作的尊敬。
但其实我们并没有将外卖小哥们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即使在法律与政治正确面前我们平等。根深蒂固的社会层级观念，让我们在心里暗暗将彼此的地位分出了高低。
“张华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不过是句政治正确的口号，我们一直不甘庸常，更对低端劳动力行业的辛劳与不体面怀有深深的恐惧。
于是我们逃离，我们进入都市，都市里到处漂着我们的梦想，关于自由、财富、资源、地位，而这些梦想最后大多坠落成老家的新房与快出生的孩子。
2019年了，这种恐惧还在蔓延，从中年到青年，从社会到曾经的象牙塔，我们并非恐惧自己对世界的价值不足，而是恐惧自己无法逃离底层。
有一个老问题是：年复一年，当青春耗尽，我们最终得到了什么？我们还能逃到哪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