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县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县的同志们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艰苦奋斗，把延安县建设成为边区模范县。毛泽东首次提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来概括他们的优良作风，高度赞誉“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并对这种精神作了全面的评价，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延安精神的典范，这种精神在今天仍值得各级干部认真学习和弘扬。
【关键词】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布尔什维克的精神；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陕甘宁边区；模范县；
一、延安县是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县
1929年12月，中共延安区委改为中共延安县委，属中共陕北特委领导。党中央进驻延安后，于1937年2月将延安、肤施两县合并，统称延安县，成立了新的中共延安县委员会，由原延安县委书记贺炳章任书记；原肤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刘秉温任副书记。合并后的延安县先属陕北省所辖，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归边区政府领导。
延安县所辖范围紧紧地环绕延安城，是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地域，面积3535平方公里，人口初期33000多，到1942年达到64000多。延安县的地理位置在保障边区稳定、团结、巩固、保卫党中央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1937年7月，刘秉温被任命为延安县县长。1940年3月，原延安县团委书记、后任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的王丕年被任命为延安县县委书记。这两位干部没有辜负组织的信任和期望，以非常出色的成绩和模范带头作用，给边区政府和党中央交了一张满意的答卷。
（一）发展经济的模范
农业生产是战时经济的命脉，是保障部队和中央机关生存的首要条件。延安县委、县政府首先把农业生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1943年1月25日，《解放日报》社论《把劳动力组织起来》一文指出：“我们必须学习延安县的模范，对于组织劳动力这一重要问题，……由旧的比较狭小范围内的组织，转到有组织的新的‘变工队’。我们首先要在今年春耕中，大大推广这种劳动互助组织，把一切具有劳动力的、身体强壮的、老弱的、儿童与妇女等，组织起来，实行劳动互助。”［5］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延安县还发展了纺织业，1941年县长刘秉温在《三年来我们是怎样建设延安县》一文中指出：“一年内发动5000个妇女从事家庭纺织手工业，纠正过去强迫命令及低价动员方式而代以政治的实际鼓动，并与延安县的‘群众’纺织合作社，密切联系进行。”每位妇纺人员年收入从500元增长到1000元，这在当时几乎相当一个工匠的收入。同时，还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纺织厂，推动了纺织工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提高了经济收入，还支援了边区各部队、机关。
畜牧业生产是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产业，牲畜是陕北人民最大的财富，又是发展农业的依托。延安县广袤的未开垦地，是发展畜牧业最好的资源。延安县广泛动员群众饲养牲畜，并采取了一些有效的鼓励政策，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从1938年到1941年，耕牛从7477头发展为11357头；毛驴从2741头发展为3709头，山羊从19619只发展到48419只，到1943年全县牲口值达一万万元以上。［6］畜牧业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群众生活，为发展运输业、合作社提供了资源，增加了群众的经济收入，形成一个一举多得的发展型产业。
还有合作社事业，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在延安县委、县政府领导下，成为延安县发展经济、为群众谋福利的实体，也成为边区最大、最受大众欢迎的群众合作社。它包含了商业、运输、纺织、工业等行业，分社达16处，“该社今年（1941年）分红1元可得2元，因购买了公债，1元也分了7角。利息之优厚可谓冠全国。”［7］
延安县各项生产建设都走在了边区各县前面，正如1943年2月3日《解放日报》社论《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中指出的：“以延安县论，那里的领导同志们数年如一日地提倡了经济建设，而延安群众财富增长的速度率站在全边区各县的第一位，财政负担能力也占全边区的第一位。”［7］
“延安县的模范作风，工作经验教训及其领导方式，是可为全边区各地去效法的，我们号召各县，大家去向延安（县）学习。”［8］340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延安县被评选为“发展经济的模范”，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赞誉。
(二)征收爱国公粮的模范
1939年11月1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布为延安县征收救国公粮事指令：“查该县这次征收公粮工作动员尚属得法，布置亦甚适当，发动群众自动交纳，踊跃输将，如期完成，超过计划颇堪嘉许。”［9］421
（三）自卫军建设的模范
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是延安县工作的又一重大任务。在日、伪、国民党反动派不断阴谋破坏和捣乱边区的时刻，延安县非常重视自卫军的建设，不仅各区、乡组织了自卫军，还组织了妇女自卫军、儿童团，每到农闲季节，县、区的训练场上，杀声震天，一排排整齐的农民自卫军练刺杀、练步伐、练瞄准、练投弹；听取边区保卫干部介绍侦察手段，注意判断来往可疑行人等等。训练之后，都要进行自卫军大检阅，县长刘秉温亲自担任自卫军大检阅总指挥，给自卫军以极大的鼓舞与鞭策，使延安县形成自然的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屏障。延安县的自卫军和各区、乡治安干部先后抓获了30多名潜伏特务和破坏分子，收缴武器40多支，协助边区保安部门破获敌特案件6起。延安县东二区一个乡，由治安干部张丕谟负责的自卫军，以招待饭食、住宿等办法抓获敌特分子4人，缴获枪支7支，帮助边区保安处破获重大案件2起，为保卫党中央做出很大贡献，被延安县政府评为模范治安干部。
1938年，《新中华报》的报道指出：“最近，征调自卫军进行国防检查时，延安（县）不仅切实执行边区政府的命令，保障动员自卫军数目完成，而且对自卫军进行了深入的动员，每个自卫军均都了解此次国防检查，对于保卫家乡，保卫边区，保卫西北的重大意义，激发了他们参加抗战工作的热忱；所以，虽然处在极端困难与艰苦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在坚决为完成自己任务而努力着。比如敌机两次空袭延安后，其他各县自卫军，有的一部分放弃了自己的职守，而私自逃跑。但是延安县自卫军，没有得到上级遣散命令前，始终照常进行自己的工作，没有一个逃跑的。”这“与平常工作是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的。正因为延安县平时对自卫军有深入的教育，所以他们能在最危险的时候，始终不会离开自己的职责。”［2］
（四）合作社的模范
合作社事业是延安县为克服边区经济的巨大困难，通过互助合作的方法发展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的一种群众互助组织，也是延安县最早创建和发展起来的经济互助组织。著名的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创办于1936年12月，它在延安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以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实际困难为目标，发展壮大边区经济力量，繁荣社会经济。
合作社成立之初,通过各种方式宣传鼓励民众入股,并且采取半摊派半自愿的方式在民众中收集股金。“以苏票3角钱为1股,在人民群众中收集533股,共159.9元的股金,吸收社员160人。1937年2月第一期结算盈利200元,除优待抗属、慰劳前方、捐助学校外,每股只分红利1.8角”。［8］371
除此之外，南区合作社在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号召和推动下,开展了一系列社会服务事业的活动,积极开展公益、文教事业，不仅创办了业余剧团,为群众演戏,慰问军队,开展各项文化活动,帮助学校和政府购买办公用品和服装等,并且以南区合作社公益金下的教育经费为基础,通过群众入股的方式,为南区群众开办了教育合作社,也就是沟门小学，使许多无处上学的孩子有学上，开辟了群众办学的新路，推动了边区教育事业，成为边区合作事业的一面旗帜,受到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肯定和奖励。1943年1月，毛泽东亲自为南区合作社题词：“合作社的模范”,号召全边区向延安县南区合作社学习。［7］
二、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
毛泽东评价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这一评价是十分准确的。延安县同志们在工作中处处表现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宗旨意识，完完全全是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精神。
（一）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延安县的同志们，始终牢记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虚夸，不掩饰，深受群众爱戴。
每年春耕季节，延安县的干部都纷纷深入到农村，不是去发号施令，也不是检查春耕工作，首要的任务是深入到每个老百姓家里，看他们春耕生产有没有困难？发现群众的困难及时解决，具体帮助。当时的延安县既有老户，也有新户，生产劳力和春耕准备各不一，下乡的干部发现部分群众粮食不够吃，主动帮助在群众中调剂，保证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发现部分群众耕种没有籽种或籽种不够，及时帮助互相借用；发现部分群众有畜力，没劳力，及时组织劳力和畜力的换工或互助，帮助群众尽量减少和避免人力、畜力的浪费；发现农具不足的及时发放农贷，帮助群众提高生产力；发现群众中有情绪或矛盾的，及时做好思想动员工作，解决矛盾。他们把解决群众问题放在一切工作之首，做到不误农时。群众看到县、乡干部风尘仆仆，走乡串户，主动帮助他们解决春耕困难，体恤民情，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积极性和生产热情自然就高涨起来，有些群众还主动樱请超额完成任务。
1943年《解放日报》发表的《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的社论中，称赞延安县的同志们“认清了边区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积极领导了群众和机关部队的生产事业，不保守，不空谈，有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因而就有创造精神；还有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艰苦卓绝，对党对事业报有无限忠心。”［7］
（二）密切联系群众
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他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县长刘秉温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力量在于相信群众。”正是这种强烈的群众观念，让延安县的各项工作都能得到群众的积极支持，顺利开展。
在艰苦的大生产运动中，为多打粮食，支援战争。延安县政府深知农业生产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有丰富的耕种经验，便要求工作人员深入各家各户做调查研究，认真听取群众对生产丰收的经验，将这些意见汇集起来，逐一分析落实。许多群众根据多年的耕种经验，提出“种地不要问，全靠土和粪”和“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的建议。延安县政府立即动员群众掀起“拾粪运动”，上至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干部，下至普通社员，每人每年积肥近万斤。延安县警卫队成为全县的积粪典型。鲁艺作家柳青专门撰写了延安县的《拾粪运动》，以朴实趣味的笔法描述了延安县川口乡在“拾粪运动”中的逸闻趣事。为了增加多种肥料，延安县还动员群众采取秸秆还田的办法，增加土地肥力，提高粮食产量。同时，县政府在延安市设立三个肥料站，收集延安市各机关和骡马店的人畜粪，由延安县卖柴送粮的牲口顺便驮回使用。由于肥足地壮，粮食产量由原来的每亩70—80斤，提高到100—120斤，实现了粮食丰产。
与此同时，延安县还根据群众建议“多耕深耕，地里出黄金”的办法，组织大家召开现场会，让大家充分认识深耕可以消灭害虫，勤锄草可以减轻旱灾的好处，并明确规定川地深耕要达到30—40公分，每茬庄稼至少锄三次，山地深耕要达到20—30公分，每茬庄稼至少锄二遍，从而保证了灾年不减产的良好效果。随着社员科学种田意识的提高，勤耕细作，肥料充足，粮食产量也逐年增加。
1942年，延安县为扩大劳动生产力，提出了改造“二流子”运动。在这一改造过程中，他们仍然依靠群众的力量，把全县的“二流子”统计出来，按其居住的区域，将“二流子”放置于群众中，三人或五人带一个，与“二流子”共同学习、共同劳动。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改造“二流子”，取得良好的效果。马阳区的党员主动团结改造“二流子”，何勇高组成了10人的札工队，吸收了“二流子”4人，帮助他们解决工具问题，结果增加了62亩荒地。中区一乡党员王生岐领导组织12人的变工队，并说服两个“二流子”参加，帮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在生产中全区党员共帮助“二流子”解决了窑洞24孔，土地238亩，工具48把，牛工72个，粮食28石，籽种1.3石，肥料330袋，瓜菜地11亩，锅21口。许多“二流子”见到大家在物资上支援他们，生产上满腔热情帮助他们，深深地被感染和震撼，逐步投入到生产大潮中，成为大生产运动中又一力量。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赞誉他们说：“延安县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的经验，是布尔塞（什）维克的好经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人民的拥护，巩固了社会的安宁。”［12］772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延安县的同志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他们始终把群众的衣食住行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正如王丕年书记所说：当县委书记，老百姓的吃穿住行都要挂记心上，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懂得群众的感情和需要。他们不仅对上级负责，更重要的是对群众负责。1942年，洪水淹没了延安县川口村川道庄稼，老百姓眼看到手的庄稼一扫而空，情绪低落、唉声叹气。王丕年、刘秉温立即组织动员全县的劳动力，自带口粮、牲口，昼夜帮忙赶种荞麦，一连干了十几天。他俩与群众一样浑身泥巴、汗流浃背、眼睛熬红了、身体累瘦了，但荞麦全部补种上了。秋后荞麦大丰收，群众感激地说：“多亏了咱们的好县长”。王丕年、刘秉温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亲民、爱民、为民的根本宗旨。
他们还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在制定政策，落实政策，方便群众生活等方面。
延安县的书记、县长及干部下乡工作，遇到群众急需的困难，必须立即解决，不等、不拖、不推。书记王丕年在农村检查工作，发现有孤寡老人和个别贫困户没粮吃，他立即让工作人员就地打借条，在有粮户把粮食借来，送给老人和缺粮户，先解决他们亟待解决的生活燃眉之急，政府再按照借条还粮或顶替来年公粮。这种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的工作作风使群众深受感动，也成为延安县干部解决群众困难的行动准则。
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带动了全县干部的工作热情，他们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要求，关心群众疾苦，尽力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
1941年，延安县根据部分群众盲目生产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项政策，县、区级干部下乡深入农村，一方面帮助村干部工作，一方面收集材料、了解情况、研究问题，还要深入到各家各户，帮助村民制定生产计划。六乡刘庄村有38户人家，94口人，以前未订农户计划，全村种的地也不多，农作物也不好，粮食不够吃。自从干部帮助农户订了生产计划后，每户有了奋斗的目标，积极主动性大大增强，不仅组织了变工队，还组织了札工队到外村锄地赚钱33万元。1942年，全村共收细粮275石，全村人除吃用外，还存有余粮，连“二流子”刘光喜在村人的帮助督促下，也收了12石粮食。村民高兴地说：“县、区干部真好，我们去年沾了订计划的光，多收了几十石粮，家家户户都有吃穿”。［1］760
延安县的同志们心系群众，热爱群众，有的为了群众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延安县保卫局长杨风梁，出生在横山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9年，他组织当地农民进行抗粮、抗款、抗债等活动，国民党准备秘密逮捕他，因陕北特委及时报信，杨风梁带着父母和妻儿来到了人烟稀少的延安县元龙寺乡黄屯落户。1934年6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7月，杨风梁被任命为延安县第一任保卫局长。1938年11月20日，延安城内逢集，上午10点左右，7架日本轰炸机突然窜入延安上空，对延安城狂轰滥炸，街道上顿时弹石横飞，正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学习的杨风梁不顾个人安危，迅速跑到街道上指挥群众疏散，突然，他看到50多米外的南城墙内，有一个老头和老太太一瘸一拐地拉着一个小孩向西山（今凤凰山）艰难地走着，孩子吓得大声哭叫，老头和老太太还各提一个大包袱，炸弹一个接一个地在他们周围爆炸，掀起阵阵烟雾和尘土。情急之中，杨风梁一边大喊让他们趴下，一边向他们身边跑过去。就在他刚抱起小孩的瞬间，一颗炸弹落在了他身边，轰隆一声巨响，巨大的冲击波将他掀倒，他一把将小孩拉入自己的怀抱，飞起的弹片雨点般地砸在他的头部和身上，孩子得救了，杨风梁却倒在了血泊中，不幸牺牲，年仅35岁。
延安县干部的求真务实，敢于创新，为民服务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全县人民。人民群众就以十倍、二十倍的劳动积极性感谢他们。同时，也促进了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的进展。
为此，1943年，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给予延安县充分地肯定和热情的赞美，他说：“我们看，延安（县）同志们对于工作是怎样充满了负责精神的,……制定每个农户的生产计划，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这种精神，对于那些一遇困难就唉声叹气，就缩手缩脚的人们，对于那些办事不认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的人们，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1］767
（四）艰苦奋斗，克服困难
毛泽东在视察南泥湾时曾经说过:“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只要你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延安县的同志们在开展工作中，并不是一帆风顺，遇到了千难万险的各种困难和阻挠，都被他们用积极的态度和生龙活虎般的干劲征服了。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断绝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1941年到1942年边区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党中央、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延安的机关、部队、学校纷纷开展大生产运动。但是，机关的大生产仅仅是减轻了群众的负担，而真正解决边区供给的是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而延安县的人民群众功不可没。
模范共产党员申长林，家住延安县蟠龙区雷鼓川乡马家沟村，他始终不忘共产党员的职责，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1939年马家沟全村10户人家，共负担公粮11.8石，他家缴了5.5石；1940年全村负担公粮19.4石，他家缴了12石；1941年全村11户人家，共负担公粮22.9石，他家缴了13.8石；公盐全村900斤，他家负担了450斤；1942年，全村负担公粮22.5石，他自报缴13石，还是群众过意不去，硬让他减，仍然缴纳了12.5石，还缴了公盐595斤。从1939年到1943年5年间，马家沟村共负担公粮84.6石，申长林就担负了48.3石，占全村总数的57%。1941-1943年3年当中，全村共负担公盐3385斤，申长林负担1565斤，占全村总数46%以上。他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战争，支持抗日的民主政府——陕甘宁边区，体现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他常说：“我是共产党员，为了抗战，为了革命，多负担点是应该的!”［15］
1944年12月5日，林伯渠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边区军民生活已开始进入丰衣足食境地。而这两年大生产高潮取得的如此巨大的生产建设成就，是与学习模范县‘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密不可分的。”［16］456
三、延安县同志们的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延安县广大干部和党员的精神，更是延安县领导干部的精神。延安县的各项工作之所以都能走在全边区前面，为边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用毛泽东的话说，他们“学会了马克思主义领导群众的艺术。”虽然他们几乎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干部，但是，他们凭着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的领导方法，完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
（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延安县的领导干部没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始终贯穿在工作实践中，努力做到无一不是实事求是的。
在延安整风学习中，延安县的各级干部认真学习整风文件，掌握精神实质，联系自己的思想、作风深刻反省，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刘秉温县长带头以彻底的自我批评精神，检查自己思想保守、工作粗枝大叶的毛病。在学习的方法上，他们结合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实际情况，制定了不同层次的学习方式。对有文化的干部要求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写出学习笔记和认识。对于文化程度不高，无法完成学习笔记的，就邀请学习指导员与他们谈话，帮助他们进行反省，并整理他们的反省材料，找出原因和克服办法，使其学习系统化。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的干部，不过分要求记笔记，而是将重心放在讨论中，启发他们思考问题，检查工作，有思想上的认识就算合格。
同时，县委、县政府还结合同志们理论底子粗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实际，制定了学习的方法与步骤：
（二）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领导艺术。延安县的同志们把群众路线作为他们攻坚克难的重要法宝。在延安时期，由于战时经济的特点，征收公粮任务繁重，而这也是干群关系最容易发生矛盾、激化矛盾的热点。延安县的同志们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民主方法使这一热点问题得到科学、合理的解决，使延安县较重的征粮任务不仅提前完成，还经常超额完成。其主要方法：
1.民主选举征粮委员会。延安县的同志们把每年边区政府分配的征粮任务，没有采取硬性分配和强制下达，而是采取分层民主推荐做事公道、乐于奉献、德高望重的同志担任征粮委员会成员。各级征粮委员会与各区、乡、村干部共同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出征粮任务分配方案，再经反复讨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征粮分配任务。
2.民主征粮。各区、乡、村明确了征粮任务后，由各村选举的征粮委员会成员经调查研究，根据每户收成情况、人口多少，制定出本村的征粮方案，每个征粮委员会成员既是征粮者，又是出粮户，由他们带头缴纳公粮，并监督、宣传鼓动各户完成征粮任务。
3.按照实际情况增减。对各村的征粮任务分配，县政府还要求必须每年进行调研，以防家庭因出现生病、红、白事等，影响基本生活。必须以当年的实际情况给予增减。正如王丕年在《今年秋征中党的工作》一文指出的，我们不能“简单的分配一下数目就了事，而必须不怕麻烦的进行切实的调查。只有我们做好了调查工作，才能使今年的秋征公道，也只有实现了公道，党的政策才变成了实际。各级党的组织，必须紧紧地掌握住这一原则”。［11］
民主征粮的方法还防止了个别干部可能出现的“耍私情”、“看面子”、假公济私、包庇袒护等现象。［11］
（三）典型引路，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用先进典型指导工作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我党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有效途径。延安县采取典型引路的方法，选举了各行业的劳模，起到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各项工作样样走在前。
1941年，刘秉温县长在《三年来我们怎样建设延安县》一文中就指出：“配备有力干部，划出一定经费，建立一个模范乡以做实施各种工作办法与制度的试验区。然后再努力慢慢由模范乡而模范区，使每乡每区做到合乎标准的模范乡、区。”［6］典型引路是延安县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行之有效的方法。
1.劳动英雄。延安县的同志们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为了高效、快速地推动大生产运动的发展，他们积极深入基层，发现典型，宣传典型，发挥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全县的工作。1941年，他们在动员群众缴纳救国公粮工作中，发现延安县吴家枣园吴满有的事迹，他起早贪黑，精耕细作，加之吃苦耐劳，大胆改良农作物。1941年他共收粮食34石，缴公粮14.3石，公草1000斤，公债与公盐代金共815元。对此立即进行广泛宣传，《解放日报》在1941年4月30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吴满有的模范事迹，同时，发表了《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号召边区农民向吴满有学习，使边区涌现出成百成千的吴满有式的劳动英雄。
延安县碾庄乡的杨步浩在学习吴满有的号召中，年年多缴救国公粮。1941年上缴公粮9.5石,还缴优待红军粮1石。从1943年开始，每年还主动承担了毛泽东的1石公粮，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称赞，最后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的甲等劳模。延安县中区三乡曹家坪村的曹步旺，延安县南区乡郭有成、赵得才、张文明等户都只有两个半劳动力，在学习吴满有的号召中，他们克服困难，积极生产，每户开荒达到75亩。
朱德总司令高兴地说：宣传报道吴满有事迹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救国公粮。
2.模范移民。延安县南三十里铺的移民马丕恩和马杏儿父女俩在向吴满有学习过程中，吃苦耐劳，深耕细做，一年开荒159亩，打粮50石，上缴粮食25石。延安县政府闻其事后，专门在南区召开现场会，让马丕恩和马杏儿介绍经验，披红挂彩给予嘉奖，把马丕恩作为移民劳动英雄进行奖励，马杏儿作为妇女劳模给予奖励，并在《解放日报》刊登了《马丕恩、马杏儿父女边府奖为劳动英雄——劳动生产丰收五十石，一年便由难民升为自耕农》。特邀请延安鲁艺将此父女开荒的事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传遍整个边区。为了扩大移民，在宣传马氏父女俩的同时，延安县政府特派马丕恩专程回米脂、榆林，以他们的事迹号召人多地少的农民来延安县移民落户，并保证三年不缴租子、公粮、公盐，代为解决困难，绝对不扩兵；大量地少人多地区的群众看到报道，又听了马丕恩的亲身介绍，纷纷移民延安县，仅1941——1942两年，移民6090户，20438人，极大地扩大了延安县的劳动生产力。开荒生产的能力逐年上升，群众生活大为改善。
同时，他们还评选模范区、模范乡，模范区长、模范乡长，模范治安干部等等，以此为典范，号召大家学习。这些模范人物又带动和影响了大批群众，给延安县创造了一个学模范，赶模范，人人争当模范的良好氛围，各类先进工作者，模范人物层出不穷，在陕甘宁边区的模范人物中，延安县的典型和模范人物占到四分之一，极大地促进了延安县的各项工作快速发展。
3.模范共产党员。延安县蟠龙区马家沟共产党员申长林工作积极，埋头苦干，从1939年到1942年4年间，他一家上缴公粮43.8石，公盐1045斤，占全村公粮总数的57%。他还积极组织妇女纺纱织布，为帮助移民生产，主动将自己上好的川地送给新来的移民，自己重新开垦荒地做以补充，成为全村学习的楷模。1943年2月，延安县党的干部会议正在进行之中，县委书记王丕年获知这一典型，立即派人从蟠龙区将这名农村党员接到会场，并说：“一名模范共产党员在百里之外的蟠龙区雷鼓川马家沟发现”。［17］这名共产党员就是申长林，他被接到延安县的干部会议上，介绍了其积极生产，踊跃缴纳救国公粮的事迹，延安县委、县政府马上给予嘉奖，评选他为延安县模范共产党员，轰动了延安。后又被评选为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共产党员，《解放日报》专门刊登了《奖励模范党员申长林——对党忠诚，八年如一日，生产积极，深得群众拥护》，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向申长林学习。在申长林的带动下，许多共产党员增产节约，踊跃缴纳救国公粮，涌现出多名申长林式的模范共产党员，这在延安县的生产建设中发挥了良好模范带头作用。
1942年，延安县为加强自卫军军事素质，提高自卫能力，需要在基干自卫军中挑选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组织一支模范的基干自卫军，给予各种军事与侦察训练，这样，势必影响个人的生产任务。县政府在动员中，首先号召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在延安县川口区第四乡赵家窑的宣传动员会上，首先有俩名共产党员白生海、陈志海踊跃报名，白生海还激动地说：“咱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站在群众的前面，为保卫边区民众利益而奋斗。”［18］在他俩的带动下，一位名叫赵克明的群众，自告奋勇地举手说：“保卫边区不是共产党单独的责任，请也把咱——叫赵克明的名字写上，来保卫咱自己的土地和牛羊。”［18］在这3勇士的影响下，该村就有22位报名参加模范基干自卫军，成为川口区报名参加模范自卫军最多的村。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成为延安县同志们领导艺术的“拿手好菜”。
（四）替党分忧，着眼全局思考问题
延安县的同志们，始终把做好延安县的工作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统一部署结合起来，服从大局，维护大局，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个人与集体、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替党分忧，着眼全局思考问题。
刘秉温县长从全局出发，特意实地考察了全县的荒地，发现荒地在全县分布不均，有些肥沃的荒地分布于人口稀少的地方，难以全面开垦。他立即决定，打破村落界限，集中力量，圈地开荒。他带领县政府各科科长奔赴各区，调剂劳动力及牛具。首先在荒地最多的柳林区和川口区等地，突击开荒20天，开荒100多亩。又将牡丹、河庄、丰富三区调集部分群众到柳林区开荒，乌阳区调集群众到姚店区开荒，青化区调集群众到川口区开荒，县政府又调剂了三乡粮食37石给开荒大军解决吃粮问题，从而极大的提高了全县整体劳动生产率，使全县的人力、畜力、荒地得到最佳的调配和利用，促进了开荒生产。原定10万亩的开荒任务，实际两年完成了40万亩，不仅超额完成了征粮任务，还提高了农民的粮食收入，改善了农民生活。广大干部及各地群众对延安县同志们的开拓意识和领导水平赞叹不已。
1937年12月，党中央进驻延安不久，大批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涌进延安，加之保卫边区的部队约5万人以上，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后勤保障力量才能保证其生活、工作供给。当时虽有国民党提供的军饷、海外华侨的支援，但是，基本的吃喝拉撒必须由本地解决，延安县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可仅延安县是无法满足其供给的，必须带动全边区的群众一齐来担当这一使命。刘秉温想出了与各县开展竞赛的方式带动全边区的生产，可这事风险较大，弄不好，就会出现工作抓不上去，落个骂名，或身败名裂的境地。但刘秉温最终认为个人的名誉得失是小事，而保住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在延安能吃上饭，能开展工作，带领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是大事。于是，他与当时的县委书记贺秉章商量，毅然向全边区各县提出挑战书。1937年12月4日，《新中华报》刊登了征收救国公粮竞赛运动《延安县向安塞延川挑战——看谁愿与他们来比一比？》
延安县……无条件地接受完成1000石米粮的任务，……并提议发起各县的竞赛运动，现将竞赛的具体条件列后：
一、各县于10天内（本月30日至12月10日）完成任务，能超过特委所规定的数目更好。
二、保证不发生强迫与摊派的方式，必须经政治上动员，使群众自动踊跃的缴纳。
三、进行广泛宣传鼓动和解释工作，使每个人民都了解缴纳救国公粮的意义及其重要性。
四、揭破汉奸卖国贼托派等一切反动分子的造谣破坏，使他们在群众中不发生丝毫坏影响。
五、工作的进行和完成，保证不违背特区政府颁布的征收条例。［20］
这一挑战书，像吹起一股拥护党中央、支持边区政府的春风。首先应战的是安塞县、延川县，他们提出，看谁家能按时或超额完成边区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有些县还派人来向延安县学习，延安县的书记、县长热情接待，认真介绍情况，同时还交流了工作经验。就是在这种竞赛的热潮中，各县对边区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越来越积极，任务完成情况也越来越好。延安县更是努力工作，各项任务都争先在前，处处起到先进县的“领头羊”作用。这一挑战，自然地把延安县推向历史的风头浪尖，延安县的同志们也愿意充当这样的领头羊，以全县的模范带头作用，带动了整个边区的生产运动。
（五）积极主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不可或缺的内容。延安县之所以各项工作走在边区各县前面的重要因素，就是做好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延安县的同志们始终认为，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之首。每项工作，每项任务之落实，首先要让老百姓从思想上认识，才能在行动上落实。他们采取了有效的人文关怀、思想动员与实际工作结合、大会动员与具体组织结合等方法，收到意想不到的成果。
1.关心群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延安县同志们的思想工作艺术，莫过于真心关心群众。县委、县政府在各项工作的动员之前，首先要调查了解群众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困难，从解决困难入手，打动人心，提高思想认识。每年的春耕、夏割、秋收、征粮，都是从帮助群众解决完成任务存在的问题入手，然后动员完成任务。例如：1942年春耕运动开始之际，延安县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动员措施的第一条就是：“安定民心，稳定老户，安插好难民移民新户，化解1941年因老百姓负担过重而造成的不稳定情绪，并要求此项工作由最接近群众的区长、乡长负责做好。”第三条：“以乡和村为单位，调节粮食、工具、劳动力、土地等，帮助群众获得农业贷款，尤其是解决好新移民难民的生产生活问题。”［21］以这种人文关怀促进工作，而这种关怀往往是最亲切，最有力量的政治思想动员。正是这种创造性的领导艺术，激发了群众拥护政府，支援革命的热情。
3.大会动员与群众动员相结合。1938年《延安县积极推进夏耕工作》的指示信要点指出：
首先是动员工作怎样去进行？一、在政治上进行宣传工作，把上级所提出的口号和边区建设厅关于夏耕工作的指示信，以及这次春耕总结的经验与教训等，在群众中彻底展开讨论和解释，并且要着重的说明夏耕夏耘的重要和缺点（劳动力的缺乏）。二、加强组织上的推动和领导：迅速将各区乡春耕委员会，改组为夏耕委员会，继续指导夏耕夏耘工作。同时，要格外加强各级劳动组织（互助组、代耕队、妇女生产组、杂务队），提高劳动纪律，以集体的办法完成夏耕任务。在各种劳动组织内布置工作要具体、要详细、要实际、要深刻、要严格、要实现（不让一个闲人站在生产战线以外）的口号。……多举实际的例子，少说原则上的空话。［22］
在大会动员的基础上，组织青年团、妇委会、互助组等以小会方式进行层层动员，而小会的方式更加具体，切合群众的思想实际，使思想动员工作深入人心，落在实处。
在宣传方法上采取大会动员，小组讨论，个别谈心、党组织生活会议和集体谈话，形式多样，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积极向上的良好风尚。正如1939年延安县二科科长胡起林在征粮报告中汇报的那样：
一、各组织的加强动员，自10月28号在县开会后，29号在区召开了活动分子会议后，仍编成工作组分头下乡，同样召集下乡干事会议及活动分子会议，各个乡均召集了三十名左右之干部参加会议，到农村首先召集了党的小组会议，以正确的估计了各群众收获粮食之多寡及应征收之数目字。
二、宣传动员，各个农村均有四、五名干部，在三十号下午一律开始宣传，各个农村均召集了群众大会，以彻底地宣传了今年征收公粮之重要意义。而各乡一般群众都很了解，特别大部分群众说，日机经常来轰炸延安，这样惨无人道，我们甘心出救国公粮以使前线打日本。一般情绪很好，特别各个小学校学生调换农村宣传及张贴标语，如六乡学生除教员讲话外，他们亦讲话。
三、征收公粮，自宣传后，在三十一号各农村均召集群众大会并推选了报粮员开始征收。特别党员起了极大模范推动作用，影响一般群众自动提出征收数目字。据检查，各乡均很顺利完成征收计划，而且有些超过并未发生问题。……如六乡曹家沟李姓抗属来了个儿子自动很热烈的提出缴了五升，三乡川口李金禄抗属自动提出八斗。［9］422
1937年11月，刘秉温县长在《延安县征收公粮工作检查及今后工作方针与布置》的报告中指出：“宣传工作比较好，群众对这一问题很了解，获得了群众欢迎与赞助。他们说：‘日寇这样残酷，我们愿意节省，多缴纳公粮，供给抗日军人给养。’”［23］
从上述汇报中可看出各项政治思想工作的扎实深入。
良好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干部群众焕发冲天的干劲和热情支援革命的信心。有的干部表现出了对党和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如延安县金盆区仓库主任张林，在征公粮中，他注意到收粮的质量，并能耐心地向群众解释。有一天他给群众退了20石湿玉米，说服群众晒干后再送来，以免影响仓库粮食霉烂，使公家吃亏，因此群众很满意地把湿玉米驮回去。
（六）率先垂范，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古人云：“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延安县委、县政府做出如此辉煌的成绩，首先得益于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模范带头作用。
延安县政府驻扎在离延安城二十多里的川口，“过去是老百姓住家的大院落里，有着几间平顶石窑，这里看不见堂皇的衙门，也看不见威风凛凛的大堂，更看不到什么县长的公案，也没有门禁森严的卫兵。这里有的是一个民选的政府，和一个艰苦耐劳的农民出身的民选的县长。”［24］
刘秉温县长，在他任职期间，他的家人依然是万花乡念庄村的农民，由于主要劳动力不够，他家的生活还不如普通农民家庭。他的孩子冬天穿不上棉衣，延属分区有给困难户救济的政策，供给部把棉花和布给他家送去，他又让警卫员送回去。他坚定的说：我们有再大的困难，都要带头自己解决，我们解决的是群众的困难。他的大儿子，就因从小营养不良，造成智力发育不全，体质衰弱。
在他的带领下，县委、县政府的机关干部，一心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县委、县政府机关也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县政府成立“机关劳动生产委员会”，规定机关干部每人开荒地3亩。县委书记王丕年、县长刘秉温首先超额完成任务，带动各级干部都提前完成原定计划。1939年他组织机关干部开办了4个农场，还办起豆腐坊、磨坊、粉坊、皮革厂、商店。到1942年，延安县机关已实现了主副食、办公用品全部自给，每个干部还上缴公粮1大石。
1939年4月，《新中华报》记者采访了刘县长，谈到县政府的生产运动时，他说：“干部对生产运动已经用事实来表现了他们无限的热忱，除了每人捐出五个月的津贴买耕牛外，农具便是自己家里拿出来的。他们并曾经一袋一袋的把包谷、谷子的籽种送给公家，还有一担一担的洋芋，凡是没有钱来买的，大家便从自己家里拿出来解决了。保安队干的更起劲，在天未明的时候出去拾粪，如今已经拾得了一万五千多斤”。县长在微笑中又说：“记得有一次，我到区里去看群众的春耕，老百姓说：‘刘县长你还挖地’！他们好像是觉得了不起的事。我便说：‘毛主席、高主席都在挖地哩！’。”［24］干部与群众，都战斗在同一条生产战线上来，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1945年春，延安县曹县长得知棉花发现油汗，棉苗枯死很多，他立即赶赴川口区高峁湾村棉田观察，并听取了有关技术人员的意见，用手摸的办法可以帮助除虫，为了及早制定消除油汗的有效办法，他忍饥挨饿，不顾疲劳，和六个干部在两个小时内摸完一亩地的棉花，发现效果很好，虫子已除干净。取得经验后就地开会，立即组织身边的干部将该办法迅速介绍给各区，要求区干部帮助群众驱虫，并亲自赴植棉地区指导群众消灭虫害和打杈。由于曹县长亲自实践，制定办法和实施及时，使这次虫害未给群众的棉花造成损失。群众称赞县、区干部是群众的“服务大队”。
延安县的干部群众大力倡导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从一张纸、一片布、一滴灯油、一根火柴开始节省，他们严格遵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加强民主监督，严格财经纪律，约束从政行为，严惩贪污腐化分子。各级领导干部都能以身作则，廉洁从政，从不搞特殊，从不公权私用，从而赢得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美誉。就在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那几年里，延安全县民众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征收到足够数量的公粮和草料，有效地保障了供给，成为供应抗战需要、保卫边区的模范县。
延安县委、县政府领导干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让延安县取得了突出成绩，也给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树立了榜样。
西北局高干会，王丕年和刘秉温给大会写了一个延安县总结与计划，简单明了。就其报告，高干会结论中指出：“此种文件是我党优良作风的表现，以与那些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党八股式的文件相较，真有天洞之别，号召大家学习王、刘二同志及其他相似同志的作风，在实际工作中洗净主观主义、党八股的遗毒。”又指出：“查王丕年同志：横山人，移住延安十多年，当了三年延安县委书记。刘秉温同志，亦横山人，当了七年延安县长。二人均与全县干部及全县人民结合在一起，善于调查研究党里面的及人民里面的一切重要问题，并善于领导党员与人民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对政府的抗战负担，不论如何困难，总是能够完成，并超过任务；但又不妨碍人民利益，全县人民的物质生活已获得空前改善。他们真正掌握了党的政策，懂得人民的情绪与要求，毫无官僚主义作风。他们的工作是各方面均好，不只是经济建设一项堪称模范而已。”［25］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延安县领导干部的优秀政治思想品质、优良作风和马克思主义领导艺术的概括，它与建国后提出的“延安精神”从提法到内容都有相当大的关联度。有人认为“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最早提法，是延安精神的雏形；也有人认为：延安精神由“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衍生而来，它与抗大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等形成伟大的延安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延安精神的典范，过去今天和未来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弘扬的革命精神。
【作者简介】霍静廉，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研究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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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延安县整军热潮——挑选模范基干自卫军三勇士抢先报名参加［N］.延安:解放日报，1942-06-01.
［19］王国华.登记党员的一些经验［N］.延安:解放日报，1942-07-19.
［20］征收救国公粮竞赛运动，延安县与安塞延川挑战——看谁愿与他们来比一比？［N］.延安:新中华报，1937-12-04.
［21］延安县首次检查春耕［N］.延安:解放日报,1942-04-20.
［22］延安县积极推动夏耕工作［N］.延安:新中华报，1938-07-20.
［23］延安县征收公粮工作检查及今后工作方针与布置［N］.延安:新中华报，1937-12-4.
［24］秦丰.延安县政府访问记［N］.延安:新中华报，1939-04-10.
［25］模范县书记王丕年模范县长刘秉温两同志关于延安县过去经建总结与1943年的经建计划［N］.延安:解放日报，1943-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