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聂阳欣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秦朗日期：2024-08-05
唐一菲看过所有当事人的结婚证，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开心的，没有人会想到最后的一地鸡毛。对于困在离婚程序中的人而言，他们自愿地进入婚姻，却不能如愿地走出来。从阿曼、包惠、陈若莲和杜雯的经历，我们能看到当前离婚法律程序的复杂、律师如何在调解和诉讼之间寻求平衡、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所承受的压力和挑战（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卢俊杰/图）
阿曼的离婚案在立案时就遇到困难。阿曼生活在湖南，她的丈夫在外省的监狱服刑，第一次起诉离婚时，唐一菲选择在阿曼住所地（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2022年10月立案后，经过反复沟通才实现线上庭审。第二次阿曼选择在经常居住地（当前常住地）离婚，法官劝阿曼撤诉，“我不可能去外省开庭。”唐一菲据理力争，“在原告所在地起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为什么要撤？”随后唐一菲再次与被告服刑的监狱沟通，通过监狱内的科技法庭线上进行，庭审才顺利推进。
第一次审判的法官根据这些信件判断，阿曼与男方的感情“并未彻底破裂”，在2023年3月21日作出的判决中，法官驳回了阿曼的离婚请求。
半年后，阿曼在长沙市的区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二次诉讼，她的要求没有变，离婚并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她的儿子还给法官写了一封希望父母离婚的信。男方这一次没有反对离婚，但要女方等他出狱再离，并想争夺其入狱七年后女方购买的房屋。判决在2024年3月18日作出，法官认为阿曼与男方结婚多年，育有一子，有感情基础，男方不同意离婚的意愿强烈，所以不准予离婚。
唐一菲对判决结果感到意外。作为专门代理婚姻家事案件的律师，过去几年里她每年接触上百个离婚纠纷，经验丰富。第一次判决结果出来时，唐一菲像安慰所有当事人一样告诉阿曼，“首诉不判离”是一个默认的规则。近几年她代理的离婚案中，只要对方不同意离婚，就很难第一次在诉讼中获准离婚。有时候法官也会无奈地跟她说，“唐律师，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第二次起诉很大可能会判离，坚持起诉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事人离婚的决心。然而在阿曼的案例中，在双方分居多年且被告因服刑长期缺席家庭生活、无法承担家庭责任的情况下，唐一菲不明白为什么第二次也没能成功。
“感情是否破裂”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衡量婚姻关系能否持续的标准。1980年修订的《婚姻法》进一步将这一标准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感情破裂？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列举出14条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意见。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中将法定情形减少至5种，“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因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等被删除。202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延续了5种法定情形的规定。
唐一菲看过所有当事人的结婚证，除了一个为骗拆迁款而结婚的人以外，每一个人都是开心的，没有人会想到最后的一地鸡毛。在唐一菲的主观判断里，大多数提出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对目前的婚姻已经死心，“所有客户来的时候，我都会问，小朋友考虑清楚了没？你到底决不决定离这个婚？之后的想法可以改变，但此时此刻他们就是下了离婚这个决定。”不同意离婚的一方也未必存留感情，更多的是抱有执念，“有的人哪怕是过错方，也不会甘心放手。”
但在判决中，只要没被认定为“感情确已破裂”，唐一菲和委托人就需要再等上一年，收集分居证据，再次提起诉讼。除了5种情形以外，法律还有一条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唐一菲的大多数委托人都是通过这条规定来实现离婚的，“比起证明感情确已破裂，证明分居容易得多。”
“一定要分居吗？”包惠问唐一菲，她前不久拿到第一次起诉离婚的判决书，正在为第二次起诉做准备。她是个生意人，在长沙市区有门面要照看，尽管早已搬进自己独居的房子，但她觉得收集证据很难，“每天早出晚归，跟周围的邻居碰不着面。”唐一菲教她：“在门口安装监控摄像头，定期保存内容。”
“可是我就见不到我儿子了。”包惠说出真正的担忧。她的儿子是中学生，跟丈夫一起生活，她无意争夺儿子的抚养权，但希望能时常见到儿子。“我儿子晚上回家，我都会给他倒杯水……我儿子很讲究，他的白衬衫领子要用手洗，菜做得不精致他都不吃。”
唐一菲耐心地劝她不要在家里见面，第一次诉讼开庭的时候，男方以她回家照顾儿子为理由，反驳了分居的说法。为了在第二次诉讼开庭前收集分居长达一年的证据，包惠不得不克制自己对儿子的母爱，这让她感到十分焦虑，“如果能早点判，我少分一点钱都愿意，早点判我能轻松一点，过好我自己的生活。”
包惠作出离婚的决定不容易，她年过40岁，认为离婚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去法院离婚的名声更不好听。她的母亲也不支持她离婚，“只有男的不要女的，没有女的不要男的。”2022年丈夫在吵架时提了三次离婚，包惠的态度从不想离婚逐渐转变为坚决要离。在她第一次去律所咨询那天，丈夫追着她吵架，她躲进派出所，随后丈夫及其亲戚来派出所大声叫喊，要让她净身出户。
“没有尊严。”被问到为什么要离婚时，包惠回答。“二十多年了，他们家都是这样，根本不懂得尊重人，认为女人嫁到男人家就是给男人做事。”包惠跟丈夫白手起家，从农村来到城市做生意，渐渐积攒起家业，她每天都在忙店里的事，同时还要承受丈夫的管束和猜疑。
丈夫不许包惠跟异性一起吃饭，如果发现她有往来的异性朋友，甚至会去找对方的麻烦。包惠给业务员送礼表示答谢，也被怀疑是出轨。实际上包惠对待感情很理性，“如果想在生意上跟对方长期合作，就不能有不正当关系，我怕别人以后拿捏我。”而丈夫则与店员有过暧昧关系，被包惠发现后，写过不再往来的保证书。
除去多疑，包惠最不能忍受的是丈夫性格中的暴戾。有一次她在晚上闭店后去直播工作间学习线上卖货，回到家被丈夫一顿盘问，争执之下丈夫用力地掐住包惠的脖子，“我从那个时候起就想离开，他掐我的时候，眼白部分是红色的，像狼一样。”
以往的很多细节让包惠相信自己身处险境，“我们认识几个月我就不想跟他谈（恋爱）了，他说要去烧我家的房子，我那时候20岁，没见过世面，又想快点嫁出去，独立挣钱，还是跟他结婚了。他一直很冲动，我们出去进货的路上吵架，他突然把方向盘打到底。当着小孩子的面吵架时，他拿着汽油威胁说要一起死。”
包惠急于摆脱婚姻关系，“（离婚后）我想干什么都行了，哪怕挣得少一点，我有自己的生活，能正常地结交朋友。”但她认为自己的想法没有很好地在庭审上表达出来，“开庭前跟法官没有任何沟通，庭审上问的是基本问题，什么时候结婚，有几个小孩，为什么想离婚。我内心的理由就是想躲开。我说他有家庭暴力，没有责任感，很恐怖。庭审后法官问能不能调解，就结束了。”
等待庭审期间，包惠多次与丈夫沟通，希望能够协议离婚。相对应的，唐一菲也写了数版离婚协议，她发现与包惠丈夫的沟通是徒劳的，“今天同意签字，让准备好离婚协议，明天去民政局就假装忘带户口本。”但下一次“同意签字”，包惠还是会去准备——万一是真的呢？协议离婚像是戏耍包惠的一个虚无的奖励，漫长的诉讼程序加深了这场“游戏”累积的痛苦。
唐一菲在律所的儿童看护房看案卷（郭立亮/图）
拖延带来了一些客观的变化。近20年来，我国离婚率经历了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据《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我国离婚率为1.28‰，此后持续增长至2019年的3.4‰，当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470.1万对。2020年离婚率有所回落，为3.1‰。2021年“离婚冷静期”实施后，连续两年离婚率降至2.0‰。
每年全国法院一审结案的离婚纠纷在总体上也保持着上升的趋势，2016年以后，数量保持在140万件左右，2023年达到170余万件。同期的民事案件审理数量上升更快，2014年民事一审结案数量为80余万件，2023年变为了170余万件，9年间案件数量增长了一倍多。
与此同时，法官人数却在减少，2017年法官员额制改革后，全国法院的法官人数从20万左右降至12万左右。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廖向阳在直播访谈中介绍，“2022年基层法院的员额法官人均结案274件，其中有9个省（区、市）的基层法院人均结案量超过300件，最高的超过400件。”
唐一菲也见识过财产分割过程中人性的自私，围绕财产的争端层出不穷。曾有被判决离婚的一方心怀不满，把没有分给他的房产内装砸坏，理由是判决书仅仅写了房产，而没有把装修算在其中。之后唐一菲再写诉状时，会把装修、家电等细节都加在房产之内。
法官判决离婚就会陷入到这些麻烦纠纷中。贺欣认为，出于效率的考量，法官在第一次起诉中会倾向于判不离，“事实上，对于任何争议很大的案件，即使当事人不是首次提出离婚，拖延裁决也是法院普遍会采取的一种策略。”这样做的风险很小，因为“感情破裂”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即使不满意的当事人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也很少推翻不准予离婚的判决。
在陕西一件原告为女医生的离婚案中，贺欣旁听了庭审和调解过程。原告下定决心要离婚，说不离婚就“去死”，被告的态度同样坚决，他对法官说，如果判决离婚，他和原告会一起死。经过几轮调解，被告仍然对法官说，“如果这件民事案以离婚告终，你们就会在刑事法庭上见到我。”
一位法官对贺欣说，“未经慎重考虑的离婚判决可能会将冲突转移到法院，这对法官来说太过分了。”另一位法官说，“一些法官受到诉讼当事人的骚扰、威胁和羞辱，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极为谨慎。”
但对于已经遭受家庭暴力威胁或伤害的一方而言，有时候拖延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陈若莲第一次见到唐一菲是在一次严重的家暴之后，她从生活的H县逃往长沙，带着一身淤青和一双被硬生生掰掉甲床的手。在唐一菲的陪同下，她第一次去做了伤情鉴定。
陈若莲经历过无数次家暴，从她18岁谈恋爱起，男方就有过暴力的行为，当时她觉得这是“小事”，不想因此断掉感情。结婚后，暴力行为一次次升级，“一般我被打到趴在地上，他还说我是装死，又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提起来。”陈若莲今年43岁，对男方早已没有爱，对这桩婚姻只有悔恨和恐惧。
因为恐惧，陈若莲对很多事情做出了让步。她容忍男方出轨，男方直接在钱包里放其他女性的照片，和其他女性公然交往。她承担着全部的家庭经济压力，每个月要给男方3000元生活费，孩子的教育和零用也由她来支付；她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又在长沙市贷款买了一套房，还背负着七八十万元房贷。在庭审中，男方承认了陈若莲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对法官说，“钱都是她赚来的。”
“出轨可以，依靠我生活也可以，但我真的不能再忍受家暴了。我提醒过他很多次，再动手打我，肯定不会跟他过了。他无所谓，说什么也不听。”陈若莲从来没有过实质性的反抗，她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脖子被掐得淤紫，男方甚至拿起了刀，她十几岁的女儿报了警，警方把刀夺走后，她还是选择了不处理。
指甲被掰断的那次家暴之后，陈若莲才真正下定了决心，她想带着女儿离开。女儿同样遭受着男方的暴力对待，“她读幼儿园时，算术题做错了，他直接用竹条子打到她脸上，当时皮肤就紫了。”
第一次离婚诉讼在2022年10月立案，一个月后开庭，陈若莲提交了男方与其他女性言语暧昧的聊天记录、她给男方的转账记录、家暴伤情鉴定等材料。同时，她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为陈若莲发出了县城首封人身安全保护令，同时驳回了她的离婚诉求。
陈若莲觉得自己的经历没有在庭审中得到同情，“法官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每当我想说话，他就打断我，在讲到伤情鉴定时，男方说掰掉的是甲片，我说不是，法官让记录员过来看我的手，看掰断的指甲是真的还是甲片。”
在第二次诉讼过后，陈若莲拿到了她想要的离婚判决和女儿的抚养权，得到了两套房产中还欠有贷款的那一套，“我现在离婚等于一无所有，还分到了所有的债务。”
旁听过数十场庭审的贺欣用“职业”来形容他遇到的法官们，“他们不是从共情的角度来思考，如果情绪完全跟着当事人走，他们做不了工作。”
贺欣对广东的一件离婚案印象深刻。原告是一名40岁的女性，当法官问她为什么要离婚时，她说丈夫对她实施了六百多次家暴，不仅打她，还打他们的孩子。这名女性在庭上的讲述情绪激动、细节丰富，使得贺欣马上相信了她的话，但贺欣知道，这是“外行的想法”，法庭需要的是证据，法官冷静地提问，是否有拍摄到家暴的监控录像。
根据司法大数据离婚纠纷专题报告，在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女性原告占比高达70%以上。论文《诉讼话语视角下的女性诉讼离婚难研究》指出，女性在诉讼中通常使用非直达要点的、情境化的、解释性的关系型表述方式，而法官更偏好直接的、高效的男性化的规则型话语。意味着女性当事人内心的控诉不仅难以引起共情，有时还会让女性处于劣势状态。
在贺欣记录的那场庭审中，女方控诉完男方家暴后，法官立刻问男方是如何打“女方”的，男方的讲述平淡得多，但或许是不熟悉法律，他在言语间承认了有过掐脖子的举动。法官后来告诉贺欣，这份证词已经足够认定家暴，不需要再收集监控录像。然而，在接下来的调解阶段，法官没有再提起家暴这件事情，分财产也是公平分配。
贺欣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法院很少认定家暴，因而很少给予受害者经济赔偿。在主动撤诉、调解和好、不准予离婚等情况下，讨论家暴不利于维持婚姻形式；在调解离婚时，为了使得双方达成一致，法官会保持相对和谐的氛围，讨论家暴会招致施暴者的抗拒；而在判决离婚中，为了让双方都能接受判决结果，做到真正的“案结事了”，法官也会沿用调解的思维。
“原本子女抚养权、婚内财产等要素是分开的事情，都有清晰独立的法律规定，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利，首先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划分，在有家暴的情况下，要对家暴受害者做一些补偿。”贺欣解释，但在实际判决中，为了安抚不愿离婚、心怀不满的一方，“想离婚的当事人，都要做一些财产和抚养权上面的让步。”
“我希望抚养两个女儿。”两次提起离婚诉讼，杜雯的诉求都没有改变。
杜雯一直记得小女儿出生时丈夫嫌弃的眼神，他话说得毫不客气，“又是女儿，我都没有脸出门了。”大女儿出生时，丈夫就不高兴，向她质问，为什么医院产房里十有八九是男孩，她却生了个女孩。
2018年，小女儿10个月大时，突发癫痫，后来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杜雯的丈夫依然不管不问。杜雯一家以前住在村里，离镇上远，每次带孩子去镇上看病，都得麻烦村里的邻居。有时候杜雯想让丈夫和婆婆帮忙带孩子，他们会反问，“谁让你生的？”
在丈夫家里，杜雯几乎没有感受到尊重，“女儿生病的时候，他跟一起做生意的女人搞暧昧。有一次喝醉酒后，他说让我别管他，带我的小孩就行，随便他怎么搞。”丈夫在镇上做猪肉生意，杜雯也会去摊位上帮忙，但她的劳动没被尊重，“他总是说，钱是他一个人挣的。”
吼骂声总是突然来临，在照看摊位时，杜雯没按照丈夫说的去做，会当众被骂。他们去县城选房看装修时，丈夫要订黑色的室内推拉门，杜雯说了一句“想要白色的”，丈夫立即在店内大发脾气。杜雯和丈夫吵架时经常提到“离婚”，但她觉得自己思想保守，承受不了村里人的眼光，父母也不希望她离婚，所以一直忍着。
大女儿上小学后，杜雯带着两个女儿在县城租房住，与丈夫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丈夫每个月给杜雯2000元生活费，其中包括日常生活开支、教育费用、租房费等等，“不会多给钱，也从来不会干脆地给。”每月的生活费总是不够用，在小女儿病情好转、大女儿也能帮衬照顾妹妹后，杜雯不得不在县城里找了一份工作。但据她了解，猪肉摊一年的收入有三四十万元，钱全掌握在丈夫的手中。
2022年，杜雯最终下定决心离婚，因为丈夫一直逼她生三胎，“他说不生儿子不甘心”，但她想起之前独自坐月子、照顾孩子的经历，不想再生育了。从决定诉讼离婚开始，杜雯就没想过和好的可能，“已经吵吵闹闹这么多次了，如果闹上法庭后再回去，他更加不会把你当回事。”也是从正式沟通离婚开始，丈夫几乎不再支付孩子的生活费。后来梳理证据时，唐一菲统计到，两年间丈夫转给杜雯的钱只有几千元。
第一次离婚诉讼判不离，杜雯有心理准备。2023年底第二次起诉离婚，双方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孩子的抚养权。大女儿年满8岁，表示想跟杜雯一起生活，小女儿从出生后一直由杜雯和姐姐照顾，她们一起生活更有利于孩子成长。但在庭审中，男方坚持要求至少一个孩子的抚养权，并且要求孩子实际跟他一起生活。
男方认为将抚养权和一半的房产交出去，是在“花钱养别人的小孩”。而杜雯不相信男方有照顾孩子的耐心，尤其小女儿患有自闭症，“她比同龄的孩子要‘笨’一些，生活自理能力差，吃饭要吃很久。”
双方僵持不下，庭审没有当众宣布结果，之后杜雯向法官询问判决结果，法官问她，“房子你要不要分？”杜雯说，“肯定要分，这是夫妻共同财产。”法官再问，“小孩抚养权你要不要争？”杜雯说，“抚养权要按照法律来判。”
杜雯难以查清以往的家庭收入，也不知道丈夫有多少存款。在当地的司法实践中，只有以具体的银行名向法院提出申请，甚至提供银行卡号，法院才能为当事人查配偶的银行流水。杜雯申请查询了两所银行，但没有发现对方的存款。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子的一半所有权和抚养费是杜雯能争取的最后保障。其实杜雯心里没有着落，只能寄希望于法律，“按照我对他（男方）的了解，是不会给抚养费，但是法院肯定有妥善的处理方案。”
第二次离婚诉讼也被驳回了，杜雯很失望，“我不知道法院为什么不判离，我要继续第三次诉讼了，拖着对谁都不好。”
法院并非独立于真空之中，贺欣提出过一个概念“embeddedcourse”（嵌入的法院），“法院是镶嵌在社会里面的，自然或不自然地受到法外因素的制约，例如制度和行政管理上的影响。”
不断上升的案件数量使得法官追求更有效率的办案方式，确保不引发当事人的极端反应则使法官需要更为平衡地作出决定。这两项不仅仅是现实的办案压力，而且是考评法官的指标，结案数和法定审限内结案率对应为“效率”，而案件被改判发回重审率、一审服判息诉率、信访投诉率等则是要求“维稳”。
现实情况和行政制度都要求法官更高效、更安全地处理案件，反映在离婚案中，就形成了“首诉不离”、“拖延判决”等做法。用贺欣的话来说，“在离婚案中，一方要离、另一方抗拒离婚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出事情，出于效率和维稳的考虑，很难完全按照法律来判。”
法院对于离婚案的判决方式，又影响了婚姻家事律师的工作方式，有的律师不接第一次诉讼离婚的案子，有的律师会劝说当事人协议离婚。四川成都的谢女士从怀孕期间开始遭到丈夫贺某阳的严重家暴，她提出离婚，被拒绝，律师以“起诉离婚耗时长”为由，建议她继续协商离婚。
随后两年，谢女士依然没能离婚，并在2023年4月的家暴中被打成重伤，多处器官受伤，需终身挂粪袋。直至2024年5月31日，谢女士的离婚案开庭，法院判决准予离婚。
“婚姻家事的案子越来越麻烦。”这是唐一菲的从业感受，她在7年前开始涉及离婚案，2018年底选择将婚姻家事案作为主要的职业方向，“《民法典》出台以前，离婚案很好做，当事人可以在第一次起诉时获准离婚，我们不用费力调解。但现在我们要费尽心思跟对方谈判，即使己方当事人是无过错方，但为了协商一致，要去满足对方的条件，不然当事人就要被离婚程序拖累，也很难通过判决达成离婚。”
如果调解不成进入诉讼程序，当事人也不用担心因诉讼失败而被律师拒绝，事实上，诉讼离婚的程序阻止不了下定决心离婚的人。据唐一菲估算，“能走到请律师去起诉这一步的人，90％都会进入第二次起诉的。”
尽管基层法院在实际案件审理中遇到现实困难，但在制度层面，地方和最高人民法院在不断完善条例和法律，更加注重对婚姻中经济弱势一方的保护。
2024年3月27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其中第四十五条规定，“妇女持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可以依法向房地产行政管理、车辆管理等单位申请查询配偶的财产状况，有关单位应当受理，并且为其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这一条例针对地域内大多数家庭由男性控制财产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保障了妇女在婚姻中的财产知情权。
对于离婚经济补偿，《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已有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但如何补偿没有明确说明，在诉讼实践中也很少被提出。
贺欣对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持积极态度，“它是保护女性的。”通过大量研究和观察，他发现女性在离婚诉讼过程中是明显的弱者，“整个社会的两性不平等问题，会反映到离婚这个节骨点上。”普遍性的状况仅凭个别法官的性别意识觉醒无法改变，唯有立法和制度的改善才能导向一个更和谐平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