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律师这个职业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那么
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呢？
“坏人”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这是一个情绪化的称呼，带有严重个人感情色彩，完全是凭个人好恶来进行评判。
“坏人”即使坏，但他首先是人，他应该享有人的权利和尊严。现实中办案单位常不把“坏人”当人看，剥夺他的诉讼权利，甚至会造成冤假错案，所以刑辨律师是在保障“坏人”做人的权利。
在刑事法律中，没有“坏人”和好人之分，只有犯罪人和非犯罪人的区分。
《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在罪”。
因此，每个人在未经判决前都是无罪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
当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律还规定必须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一章第二条：
刑事诉讼的任务，除了“惩罚犯罪分子”，还包括“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
是的，刑法惩罚犯罪，但同时也保障人权。
在社会道德与职业道德之间，律师需要尽力和优先维护和遵守的应当是职业道德。
律师的工作不应该受到社会道德的粗暴绑架。法治社会应当以法律作为调和指导社会关系的依据，而不应该是道德。
为一个“坏人”做辩护，才是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应有的姿态。历史上著名的审判比如纽伦堡大审判、东京大审判，这些反人类反社会的罪人，这些审判之所以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就是因为审判者给予了“坏人”充分的辩护权。
今天我们以“好人”的姿态去看那些“坏人”，觉得那是一种快感。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你也会成为那个给他人带去快感的“坏人”。
每个人都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是不是也希望自己的辩护律师能排除万难、据理力争，而不受舆论的干扰呢？
延伸阅读
吴谢宇案二审辩护律师徐昕：我为什么为“坏人”辩护？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律师为‘坏人’辩护”的说法？
徐昕：吴谢宇是个“坏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好”与“坏”并不容易区分，所以现代法治坚持以“无罪推定”为基本原则。如何理解为“坏人”辩护、为杀人犯辩护，关系到如何看待律师职业和律师制度。
不同的人对“坏”的评级不同，所有人都痛恨杀人凶手，有人特别痛恨强奸案的嫌疑人，有人特别痛恨涉黑恶犯罪的嫌疑人。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只要被抓了，就肯定是坏人。如此说来，只要律师为任何人辩护，都可能被指责为替“坏人”说话、为罪犯开脱。推而广之，刑事辩护制度将无立足之地。事实上，为“坏人”辩护，或许才是刑事辩护的出发点。
新京报：你说“为‘坏人’辩护或许才是刑事辩护的出发点”，这怎么理解？
徐昕：在法庭上，道德可以成为出罪的理由，却不可以作为定罪的根据。唯一的方法就是等待案件经过法院的终审判决，且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在此之前，任何人都应被推定为无罪，无论其道德多么低劣、群情如何激愤，他们都有依法获得辩护律师帮助的权利。即使他们没有精神病，即使他们罪大恶极，也有获得律师辩护、保障其诉讼权利的必要。
程序正义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只有做到为“坏人”辩护，才能防止无辜者枉受追究，才能为“好人”申冤。现代法治以人权保障为首要目标，只有律师不区分“坏人”“好人”地为所有“人”辩护，才是所有人的安全、所有人的正义的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