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称，二审将会申请对吴谢宇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
10月13日，北京律师徐昕向新京报记者表示，他此前收到了弑母案当事人吴谢宇发来的书面委托，经多方考虑后接受了委托，将介入该案的二审辩护。
8月26日，吴谢宇弑母案一审公开宣判。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三千元。
新京报记者就接受吴谢宇本人委托的过程、刑事辩护制度的理念等话题，对话吴谢宇案二审辩护律师徐昕。
新京报：介绍一下你接受吴谢宇委托的过程，他是如何了解到你，又是如何联系到你的？
徐昕：吴谢宇在看守所看了我的书《无罪辩护》，写信出来请求我辩护。他在信中表达的意思主要有：一是希望我为他辩护；二是读了我的两本书《无罪辩护》《诗性正义》，结合自己的案件谈了一些体会；三是他表达了希望能活着，用余生来忏悔。书是我们另一个案件当事人亲属寄送的，吴谢宇与这个当事人同监室。
新京报：为什么最终决定为吴谢宇辩护，你的接案标准是什么？
徐昕：因为我认为，吴谢宇案不仅涉及生死、精神病司法鉴定等问题，也有助于思考人性，反思教育和社会问题，以减少近亲相杀悲剧的发生。
刑事辩护被称为律师业务的皇冠，命案辩护则可视为刑事辩护中最重要、最有技术性和挑战性的类型。命案、冤案、奇案、大案，以及自认为有意义的案件，大致算是我的接案标准吧。
我此前近一年没有接案子，近期只接了临沂苏纪峰、苏晓峰案和吴谢宇弑母案两个案子。这两个案件都是命案，而且都是法律援助，吴谢宇案还需要自己倒贴差旅费。临沂案是特大冤案，吴谢宇案不太冤，但有一定的意义。
“维持一审判决概率大，但仍有一线生机”
新京报：你提到吴谢宇案涉及精神病司法鉴定的问题，该案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情况如何？
徐昕：吴谢宇案一审没有申请司法精神病鉴定。据我了解，原辩护人征求吴谢宇的意见，吴本人不同意申请鉴定。但这恰恰是一种反常，因为包括吴谢宇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吴保命的可能性、甚至可以说唯一可能性是被鉴定为精神病，但吴本人却不愿意申请鉴定。
二审我会申请对吴谢宇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我会争取法院的同意，提示法官至少要避免“杀掉一位精神病人”的批评。我希望海内外知名的精神病鉴定专家能联系我，以专家辅助人的身份出庭，提出专业意见，来研判吴谢宇是不是精神病人、病情严重的程度、是否属于完全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新京报：你对吴谢宇案的二审结果有预期吗？
徐昕：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的概率大，但吴谢宇保命仍有一线生机。
新京报：你认为吴谢宇案“有一定意义”，其意义何在？
徐昕：吴谢宇案是一起惨绝人寰的悲剧，这既是吴本人的悲剧、吴家庭的悲剧，也值得全社会思考此类悲剧是如何形成的。我们的家庭教育、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才会发生如此残酷的近亲相杀事件。事实上，近亲相杀事件并不罕见，故此案更值得冷静地反思，以避免或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
为何为“坏人”辩护：“程序正义是实体公正的保障”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律师为‘坏人’辩护”的说法？
徐昕：吴谢宇是个“坏人”。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好”与“坏”并不容易区分，所以现代法治坚持以“无罪推定”为基本原则。如何理解为“坏人”辩护、为杀人犯辩护，关系到如何看待律师职业和律师制度。
不同的人对“坏”的评级不同，所有人都痛恨杀人凶手，有人特别痛恨强奸案的嫌疑人，有人特别痛恨涉黑恶犯罪的嫌疑人。在不少人的观念里，只要被抓了，就肯定是坏人。如此说来，只要律师为任何人辩护，都可能被指责为替“坏人”说话、为罪犯开脱。推而广之，刑事辩护制度将无立足之地。事实上，为“坏人”辩护，或许才是刑事辩护的出发点。
新京报：你说“为‘坏人’辩护或许才是刑事辩护的出发点”，这怎么理解？
徐昕：在法庭上，道德可以成为出罪的理由，却不可以作为定罪的根据。唯一的方法就是等待案件经过法院的终审判决，且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在此之前，任何人都应被推定为无罪，无论其道德多么低劣、群情如何激愤，他们都有依法获得辩护律师帮助的权利。即使他们没有精神病，即使他们罪大恶极，也有获得律师辩护、保障其诉讼权利的必要。
程序正义是实体公正的保障，只有做到为“坏人”辩护，才能防止无辜者枉受追究，才能为“好人”申冤。现代法治以人权保障为首要目标，只有律师不区分“坏人”“好人”地为所有“人”辩护，才是所有人的安全、所有人的正义的坚实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