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陈丕显、曹荻秋因“安亭事件”而落难
陈伯达被问得一时语塞，好半天才说：“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
11月15日晚，张春桥和交大红卫兵又胁迫韩哲一和曹荻秋到苏州，解决“工总司”另一个头头耿金章回沪的问题。张春桥与耿金章举行了谈判，很快就同意了耿金章等提出的又一个“五条”。在让曹荻秋签字时，他表示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张春桥在一旁冷言道：“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签字！”曹荻秋喃喃道：“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11月16日，在苏州铁路中学，张春桥将自己的思想历程说给上海造反工人听：
在1967年4月14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张春桥将“安亭事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上海一谈到工人运动，就会谈到“安亭事件”，去年11月初，革命工人起来成立革命组织，上海市委不批准，两千多工人就上火车到北京告状，开车不久，铁道部命令，把他们甩在安亭、苏州、南京几个车站上，人数最多的在安亭，工人把这件事叫“安亭事件”。工人不干，造成上海、南京一线火车全部停开。
对待这件事，实际上有两条方针、两条路线。一条是镇压，一条是支持。
主张压下去的，代表人物就是陶铸和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11月11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地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4点，干了16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
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毛泽东给“安亭事件”定了性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
14日下午，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有部分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他还要陈伯达负责起草一个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为什么毛泽东这时会改变主意，支持张春桥的做法？现在分析来看，一方面，他一直认为中国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内，也严重地存在于工矿企业中。他在陈正人信上的批语就是明证。他觉得，此时在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有助于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向前进。另一方面，学校红卫兵运动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已暴露出很多毛泽东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消极方面，学生红卫兵内部也明显发生分化，已出现走向低落的征兆。这使他感到忧虑，需要借助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人队伍，推动这场“革命造反”运动继续发展。他始终深信，抓了“文化大革命”，不但不会妨碍生产，相反还可以促进生产。但是，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一回事，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事实上，“文化大革命”进入工矿企业的结果，根本没有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对生产起推动和促进作用，只是造成大规模的混乱，对生产产生严重的干扰和破坏。
“安亭事件”明显地违背周恩来在这以前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一系列主张和努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更是多次批评类似的行动，竭力维护铁路运输的正常秩序。11月16日，周恩来亲自同江苏省委负责人通话，要求省委出面做好拦车群众的工作，放行被拦车辆。指出：“这关系到国家的信誉，关系到交通运输，关系到劳动人民。”28日，周恩来亲自修改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滞留在四川广汉（宝成铁路所经的一个车站）的“成都工人造反团”的一份电报，提出：“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
“安亭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周恩来向参加工交座谈会的成员及一些省、市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条条”中央还要发几个，并且一定要保证有效，如保障交通运输、城镇水电供应。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到国计民生。你把火车停了，这不能叫“革命行动”。出现这样的事，首先我们作自我批评，抓迟了；然后要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否则，就没有原则了。隔了几天，周恩来就经他修改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铁路运输正常秩序的通告致信陈伯达、江青：“碰头会上根据一个月来各地拦车情况，起草了这一通告，现送上请中央文革小组加以讨论，并提出小组的意见，以便确定报请主席、林彪同志审批。附上一个月的工人拦车情况，请参阅。”
周恩来以“安亭事件”作为全国铁路运输混乱的起点，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这个事件的态度。
直到这年年底，周恩来还在亲自过问上海铁路局的工作。当时正在病中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