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
1966年11月初，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等人，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没有被上海市委承认。11月10日，王洪文便率领二千多工人，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在安亭车站被截停后，便卧轨拦车，致使沪宁铁路交通中断近31个小时。“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主持召开常委扩大会，根据中央确定的原则，让陈伯达致电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并派张春桥去现场处理。可张春桥到了现场之后，发表了支持工人的讲话，恢复了铁路交通。
张春桥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是擅自做主，违背中央原则的。但也是无奈之举，要恢复交通，还不能对工人来强硬的措施，只能答应他们的条件。事后张春桥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认为他绕过华东局、上海市委签字是错误的，他没有这么大的权力。事情到了毛泽东那里，在11月14日召开的会议上，他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说“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并且要陈伯达起草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这又是一次毛泽东“凌驾”于组织之上的“错误”行为，也是他“独断专行”的一个证据。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自延安七大之后，毛泽东便被赋予了“最后决定权”，因此他同意或否决中央集体作出的决定，是完全符合组织程序的，符合中央规定的。
这个事件实际引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在工矿企业及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这一点毛泽东是慎重的，因为牵扯到工农业生产的问题，牵扯到亿万人生活和吃饭的问题。是以在9月14日批发了周恩来起草的两个文件，对工交系统及农村的文革运动做了规定。但对这些地方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一直是想彻底处理的。1964年12月4日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社教蹲点后，写信汇报说：“一部分老干部”“脱离群众监督”“违反党的政策”“为所欲为”。毛泽东对其批示中，认为不解决，会发展为“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次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这个严重问题也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是以他支持了张春桥，并要陈伯达起草工矿企业开展文革的文件。
陈伯达起草的文件，在接着召开的全国工交座谈会上，基本上被否定了。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余秋里、谷牧经过调研，搞了一个《汇报提纲》。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个《提纲》受到了文革小组的批判，同样也被否定了。主持会议的林彪发言说：“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次批判干部的运动。干部当权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非蜕化变质不可。这一回，硬是要发动群众大批判一下!”不愧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倚重的人，把文革讲的如此言简意赅。
12月21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时，论述了有关文革的一些问题。他说：“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村去，把工人、农民组织起来。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一些人不很理解，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成，我们就高兴。他们只赞成我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他们。并且他们还在党内，早就钻进来了，有老党员，也有新党员。我们的党员百分之八十是一九四八年后入党的，有些是资产阶级投机分子。领导机关对他们毫无办法，他们就怕红卫兵。在工厂要组织红卫兵，在农村也要组织红卫兵。看看谁胜谁负。”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把文革的目的，文革发展的脉络说的比较清楚了。对于从机关到工厂、农村存在的大量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红卫兵冲击”，因为别的“对他们毫无办法”。但原来红卫兵的主体是学生，对付文化领域及党政机关的“权威”还可以，对广大工矿企业及农村“独立王国”的“土皇帝”，就力不从心了。对付他们，必须要组织以工人农民为主的“新红卫兵”，也就是“造反派”了。他们知根知底，既有“反修防修”的“国恨”，也有平时被打击压制的“私仇”。造起“反”来，肯定是既坚决又彻底。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生产实践经验，不似原来的“红卫兵”小将，不知“工农业”，不能“接班”。因此，在工厂、农村开展文革，组织“造反派”，除了“反权威”外，还有培养“接班人”的意图。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他邀请了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峰、姚文元、戚本禹到家里吃饭。期间，他说了著名并引起争议的那句话：“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这让现场人员感到震惊，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这样说：主席似乎看出了大家对他话的不理解，在吃了几口面之后，他又陆陆续续地讲了，不仅是学生被镇压，机关里的造反派、工厂里的造反派，也遭到围剿。没有大民主，小民主也没有，给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热气腾腾的群众运动一下子被搞的冷冷清清。那些被造反派反对的领导人，过去经常要群众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次他们又挑动群众斗群众，组织党团员、积极分子跟造反派斗。于是，许多地方在群众中形成两大派，一派要革命造反，一派要保护旧秩序，两派打起内战，有些地方甚至发生武斗。我们要支持革命造反派，给群众宣讲文化大革命的道理，团结大多数，争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戚本禹回忆录，543页。)
“全面内战”预示着文革将到达高潮，其最重要的目的——“反权威”，即将拉开帷幕。对普通的人民群众而言，“反权威”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打倒面前的“当权派”。是的，没有什么比打倒自己的领导，把他们手中的权力夺过来，更有“反权威”的教育意义了。于是，全国各地都展开了一场“夺权”与反“夺权”的斗争。对于“权力”的争夺，历来都是非常激烈的，文革中的“夺权”也不例外。在这个混乱、暴烈甚至流血的过程中，所有人都接受了一场精神上的洗礼，上了一堂生动的“反权威”实践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