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被业界誉为“中国刑辩第一人”，亦被大众认为是“最有争议律师”。“律师不是正义的化身，但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维护正义。”这句话已经成了田文昌的标签。
律师不以输赢为评判。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律师通过对诉讼程序的整体参与，去实现和体现正义。我从来没有说过律师不追求正义，但我坚决明确地认为律师不能代表正义。
包青天是清官而不是真正的法治，中国历史上“青天”观念太深了。对“青天”的迷信只能是把公正寄托在个别清官的身上，而并没有正当程序做保障。法治依赖的则是程序的正当性。
律师自己救不了自己，需要全社会的理解，需要法制环境的改善。面对社会整体大环境，律师自己救不了自己，律师只能好自为之，独善其身。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暴自弃，消极等待。
刑辩律师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糟。最近的“北海律师事件”就非常典型，就是利用《刑法》第306条对律师搞职业报复，一次就抓了四个律师，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取证的时候是有录音录像的，录像中显示，没有任何问题。
作为司法机关，在舆论的监督下，应该坚持依法办事，不管舆论怎么说。一个美国法官讲过，审判案子时假如外边有五百个人在抗议，我怎么能知道更远处有没有五千人在支持呢？这是舆论的局限性。
如果法律不体现民意，法律就得修改，就是恶法；如果法律没有修改，我们认为法律就是体现了民意，严格依法办案就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民意。如果抛开法律，尊重某一个别的民意，本身就违背了普遍的民意。
最近的“北海律师事件”非常典型，就是利用《刑法》第306条对律师搞职业报复，一次就抓了四个律师，根本没有任何理由。
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责任不在舆论本身，司法机关不应当是被舆论牵着鼻子走，盲目地迁就舆论，而应当是正确面对舆论的监督，坚持公正司法。
代表正义和追求正义不是一回事，我从来没有说过律师不追求正义，但我坚决明确地认为律师不能代表正义。律师不以输赢为评判。
“腐败帮凶”命题是错误的。如果把律师的辩护活动视为“帮凶”，那就意味着要废除律师制度。从理论和法制观念上，是必须要澄清的。
田文昌：“腐败帮凶”这个命题是错误的。律师介入案件都是在腐败或类似犯罪案件发生之后，怎么能成帮凶呢？帮凶是帮着他腐败，这是一个明显逻辑错误。
辩护制度的设立就是为犯罪嫌疑人做无罪或罪轻辩护，这是法律对律师设定的职责。如果把律师的辩护活动视为“帮凶”，那就意味着要废除律师制度。从理论和法制观念上，是必须要澄清的。
律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维护法律的公正实际上是一回事。
田文昌：律师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既不代表正义，也不代表邪恶。律师通过对诉讼程序的整体参与，去实现和体现正义。代表正义和追求正义不是一回事，我从来没有说过律师不追求正义，但我坚决明确地认为律师不能代表正义。
律师通过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实现并且体现法律的公正性。从根本上讲，律师通过这种方式维护的正义、公正与社会道德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具体角度上可能会有差别，因为律师是代表具体的当事人。
田文昌：我一再强调这个问题，很担忧、很着急。因为我们国家律师制度的历史太短，始终难以达成普遍的共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呼吁、研究、论证律师职责定位。
田文昌：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律师。律师制度的兴起始于清朝末年，沈家本引入德国、日本的司法理念，但是清朝很快垮台，这是第一阶段。
旧中国时期学习西方国家实行律师制度，但是，外族侵略、军阀混战，整个律师制度没法正常发展，这是第二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开示实行苏联律师模式，但1957年的反右斗争，所有的律师全成了右派，理由非常简单，就是因为给坏人辩护肯定不是好人。
直到1979年改革开放提出以法治国的战略方针以后，再一次重建律师制度，至今才只有三十余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律师制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由此可见，律师制度在我国的提出只有一百年，而真正连续发展只有三十年。所以，在中国老百姓眼里，不知律师为何物也就可以理解了。曾有一个妇女找到我，让我给她伸冤，口口声声只说：“田教授救救我”“公检法都归你管”。她不知道律师是干什么的，拿我当包青天。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田文昌：包青天是清官而不是真正的法治，中国历史上“青天”观念太深了。对“青天”的迷信只能是把公正寄托在个别清官的身上，而并没有正当程序做保障。法治依赖的则是程序的正当性，程序公正是为了保障实体公正，也能够体现实体公正。
律师不以输赢为评判，有的律师说辩了半天还是定罪了，接受不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如果律师辩一个就无罪一个，那检察官不就都成了吃白饭的？同样道理，有时检察官说：“诉了半天白诉了，没有定罪。”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如果只要诉了就一定有罪，那么法官和律师不就都成了摆设吗？控辩双方能够从不同角度充分表达理由，法官才能做出公正的分析和裁判。
即使对于证据确凿的犯罪而言，虽然当事人被顶嘴了，律师的辩护活动也并没有白费，因为他向社会公示了判决是公正的，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律师的辩护可以避免错判，维护被告人、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是实现法律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
田文昌：律师代理是法律服务行为，费用应该协商来处理，现在制定了收费标准（编者注：我国实行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制度，不同类型的案件收费标准不同），这一点律师界是有不同意见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给律师收费定标准。
我们国家对刑事案件诉讼收费标准定得更死，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本来律师办理刑事案件就风险大，又费力不讨好，再压低收费标准，就更没有人愿意办刑案了。
田文昌：这个很难统计。前些年北京律师协会有一个统计，整体律师的平均收入水平跟出租车水平差不多，刑辩律师就更差了。收入高的律师也有一些，但毕竟是少数。再说律师的收费与实际收入是两个概念，因为律师工作的成本很高，收费扣除成本后才是收入。
田文昌：捞人捞钱是一种贬义的说法，正常的辩护活动不能称之为“捞人捞钱”，个别人也许有这种情况，但即使有也不能代表主流。
田文昌：刑辩律师本身风险很大，作用也受限制，收费又低。现在，刑辩律师的刑事辩护率由百分之三十降到百分之二十多，也就是说一百被告中只有二十个人有律师。这对法治化进程是极大的冲击。
此外，刑辩律师的处境也变得越来越糟。最近的“北海律师事件”（编者注：广西北海四名刑辩律师于6月13日因涉嫌律师伪证罪被抓）就非常典型，就是利用《刑法》第306条对律师搞职业报复，一次就抓了四个律师，根本没有任何理由，杨在新（编者注：“北海律师事件”中被抓律师之一）取证的时候是有录音录像的，录像中显示，没有任何问题。更不能容忍的是，另外两个律师就没有取证，没见过证人的面，还以引诱证人作伪证为由，给抓起来，这是非常恶劣的。
表面看这是侵犯律师的权益，其实真正侵犯的是当事人的权利，这是对法治的破坏，最终破坏的是和谐稳定大局。这个情况必须引起重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8条，1997年《刑法》产生了第306条，把律师单独作为一类伪证罪的主体加以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306条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单列为特殊主体，明确规定律师的伪证罪，既有歧视性又有引导性。我做过考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规定。
田文昌：二者应当是互相制约的关系，因角度不同而指责也不同，但对于司法公正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田文昌：律师是法官的助手和朋友，法官离不开律师。但我国目前法官与律师的关系还没有理顺，这是不正常的。
田文昌：事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律师肯定要维护权益，有一定必然性。有人说这是律师闹事，我认为迫害律师的人才是闹事，而律师是在维护司法公正，是在维护大局，是在为国分忧。
田文昌：律师界声音是有，但是太弱。律师一直都在呼吁，但是总是显得不够力度。最近“北海律师事件”引起大家进一步重视，我希望通过具体事件能够产生一个推动力。代价不要白付，应有所推动，这才是历史的进步。
田文昌：舆论对司法的干预，责任在舆论还是在司法机关，这是最大的问题。我认为，防止舆论干预司法的有效方式，不应当是限制舆论，那么做无异于因噎废食，而应当从司法机关自身找原因。如果连这点可怜的舆论监督都要扼杀，司法就更没有办法实现公正。舆论就是舆论，媒体就是媒体，想说什么谁都管不着，谁都堵不了人家的嘴。但是只要能坚持做到公正司法就不会盲目迁就舆论。
不能把司法被舆论控制和影响的责任推到舆论本身。舆论的作用就是盯着你，你敢胡来，就曝光、揭露、抗议。而一种公开、公正的司法活动是光明正大，不怕曝光的。
我始终认为，“舆论杀人”和“舆论审判”的做法肯定不对。但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责任不在舆论本身，而是在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不应当是被舆论牵着鼻子走，盲目地迁就舆论，而应当是正确面对舆论的监督，坚持公正司法。
田文昌：作为司法机关，在舆论的监督下，应该坚持依法办事，不管舆论怎么说。一个美国法官讲过，审判案子时假如外边有五百个人在抗议，我怎么能知道更远处有没有五千人在支持呢？这是舆论的局限性。尊重民意是毫无争议的，但问题是如何尊重民意，什么叫民意，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
如果法律不体现民意，法律就得修改，就是恶法；如果法律没有修改，我们认为法律就是体现了民意，严格依法办案就是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民意。如果抛开法律所体现的民意，去尊重某一个别的民意，本身就违背了普遍的民意。这是一种个别民意与普遍民意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小民意与大民意的关系问题。
田文昌：我是不同意的，司法不可能民主，立法要民主，司法怎么能够民主？司法是很专业的，更不能所有人都可以到法庭参加审判。群众只能监督，司法为民与司法民主是两个概念，司法为民是不可动摇的。
田文昌：你只有面对。作为一名专业律师，我曾经被包围、围攻、谩骂，而且是多次，只能是泰然自若，坦然面对。这是一种职业的代价。
田文昌：这个东西不太好说，律师是代表私权利的一种行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只要是没有违反法定的规则，也没有太多可以指责的。
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出圈，没有出圈就不好指责，他也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超出法律规定和律师的职员去挑诉架讼，当然是不正确的。
田文昌：律师自己救不了自己，需要全社会的理解，需要法制环境的改善。首先，必须承认律师职业的正当性，如果律师正常履行职责，就被认为是“帮凶”，这一出发点就是错误的。其次，法制环境很重要，如果按照法定的正当程序进行诉讼活动，不参杂案外、法外的不正当因素，律师执业的正当性就更容易被认同。
面对社会整体大环境，律师自己救不了自己，律师只能好自为之，独善其身。但这并不意味着自暴自弃，消极等待。律师所做出的每一份努力，所争取的并不仅仅是自身的权利，而是法治的进步。
田文昌：我一直认为我就是一块铺路石，能不能铺好我都不好说，能不能铺完也不好说，但我要一直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