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5月，原告以其是三册书的编绘人，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而被告在部分教材再次印刷时仍不署其名，且不署原告陈芝姓名为由，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测绘出版社侵犯其著作权，判令测绘出版社停止侵权、公开道歉，并分别赔偿甄国宪、陈芝各16万元。
1997年8月1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4月27日，在二审合议庭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结案。
原告认为被告严重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和获得稿酬的权利，又不履行调解协议，因此只有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北京市西城人民法院于1997年6月25日开庭审理本案。双方陈述事实之后，法庭审理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在法官一再追问下，原告对其作为三册书的作者及相应的著作权的主张，表现出模梭两可的态度。法官因此宣布休庭一刻钟，以便原告考虑。法庭调查恢复后，两原告承认其不是三册书的作者，著作权人，不再要求稿酬权及发行权，只就被告未能履行调解协议，提出要求被告赔礼道歉、赔偿32万元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
其一，原判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其错误在于，本案实际上是侵权之诉或确权之诉，而原判却认定为违约之诉。上诉人的署名权是基于上诉人创作作品而产生的，而绝对不是基于调解书生效生效之日起而产生的。被上诉人对上诉人的署名权的侵犯，也不是自调节协议书产生始。原判把调解协议书机械、错误地看成一般合同，以所谓协议生效在后，印刷在前为由，认定被上诉人不存在违约行为，故而被上诉人没有侵害上诉人署名权是错误的。
其二，原判认为，原告陈芝在诉讼中未提供其在二册书中署其名的事实及法律依据，故其诉讼请求法院亦不能支持。事实上，一审其间，上诉人陈芝就向法院提交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的书面证明，清楚地表明陈芝是本案所涉作品的作者之一。而原审法官却以“本案只管署名权，不受理著作权”的理由把证据退回上诉人。因此上诉人有理由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
被上诉人律师朱寿全分三个层次阐明其观点：
首先，三册书是法人作品，而不是个人作品。三册书系由两社主持，组织有关人员，按照国家教委教学大纲和人教版历史教材进行编制，且经有关部门审定而成的法人作品。
其次，三册书作为法人作品，被视为作者的是两社。因此，三册书著作权属于两社所有，而不属于非作者的上诉人。
再有，对于作为法人作品的三册书，两社视为作者，是著作权人，拥有唯一的署名权；而上诉人作为参与创作的自然人，不是作者，不是著作权人，没有署名权。
至此，我国首例教材署名权案划句号。
本案涉及和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裨是三册书是法人作品还是编辑作品。
我们不妨从法人作品的特点出发，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找出法人作品与个人作品、编辑作品的区别，说明三册书是法人作品而不是个人作品、编辑作品的原因。
其一，法人作品是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主持”，自然人“参与”创作的作品。而个人作品必须是自然人直接进行创作。编辑作品属于再创作作品，其中集合了已有作品。编辑作品中被收集的作品中会有个人作品。作为个人作品，自然人是独立创作，与法人作品中的自然人“参与”创作是两种性质的劳动。甄国宪编绘设计三册书有关内容时，是在两社主持下，代表两社的意志参与创作。
其二，法人作品完全是有关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体现，参与创作作品的自然人自己的意志、思想等不被视为作品的内在因素。而个人作品的特征之二则是作品体现自然人个人的意志。三册书的编绘设计过程及其审定过程说明，甄国宪、陈芝对三册书的编绘设计，只能在国家教委教学大纲和人教版历史教材范围内进行，且须经外交部、国家测绘总局、国家教委有关部门审定，不能体现自已个人的意志。既然甄国宪、陈芝编绘设计的地图不成为个人作品，就谈不上被收集到编辑作品中成为原作品。
其三，因此类作品的创作而带来的权利冲突时，一切法律责任均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自然人则不对此承担任何责任。而个人作品及编辑作品中被收集的个人作品（原作品），是由自然人作者承担责任的。显然，三册书是由两社承担责任的；甄国宪、陈芝对其编绘设计的地图，是不必承担责任的。
三册书作为法人作品，被视为作者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测绘出版社。因此，三册书著作权属于两社所有，而不属于非作者的甄国宪、陈芝。如前所述，地图作为三册书有机组成的一部分，不能称为个人作品而独立成为编辑作品中的原作品，其只有编绘设计人而没有作者。也就是说，甄国宪、陈芝对其所编绘设计的地图不能主张著作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