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新现场引进的高清放映舞台剧《初步举证》，是旅居英国的澳大利亚女作家苏茜·米勒在2019年创作，并于同年在悉尼马厩剧院首演的一部独角戏。2022年，该剧由帝国街制作公司搬上伦敦西区的舞台，在久负盛名的哈罗德·品特剧院上演，由朱迪·科默担纲。演出大受好评，科默也凭借在此剧中的精彩表演获得了当年“标准晚报戏剧奖”的最佳女演员奖。从2023年4月起，该剧还将在百老汇黄金戏院驻演八周。
律师写“律师被性侵”
这部放映时长为108分钟的独角戏，讲述出身工人家庭、毕业于名校法学院、性格争强好胜的年轻刑辩女律师泰莎，以高超的庭审技巧成为行业佼佼者，在男性占主导的律师行业中脱颖而出，一帆风顺之时，因为意外遭遇性侵而被迫经历了情感、思想和生活上的巨大变化。她决定以亲身体验挑战程序缺陷、举证责任以及道德分歧，勇敢做出选择、表明立场。
然而，《初步举证》却是一部法律从业者创作的戏剧。剧作家苏茜·米勒拥有免疫学与微生物学的背景，并曾在悉尼大学法律系进修，在此期间萌生了创作《初步举证》的最初想法。从法律系毕业之后，她曾在澳大利亚担任人权及儿童权益的辩护律师。多年的律师执业经验及缜密的逻辑思维，使得她在本剧中呈现了一场兼顾情理法三个层面、从法律角度探讨性侵举证程序失误、并试图打破社会对性侵抱持的固有印象的女性自白。
“她就在我们中间”
全剧前半部分着重于泰莎作为出庭律师的背景、性格、工作，以及性侵遭遇，后半部分则是泰莎作为受害者站在证人席上举证及案件审理的过程，剧情紧凑且环环相扣。它明确地告诉观众，什么样的人可能会遇到性侵，什么样的行为可以被视为性侵，以及真正阻碍司法干预的核心问题在哪里。每一个问题的答案都与想象中有所不同，也更加深刻地揭示出性侵背后令人毛骨悚然的社会现实。
首先，剧中的女主人公泰莎是一个“完美受害者”。众所周知，涉及两性犯罪时，总会有一些观念提到所谓的“完美受害者”——要求受害者必须在性格、道德、行为等诸多方面做到无可指摘、不存在任何缺陷和过失，否则其遭到侵害就多少是“咎由自取”或“别有用心”，至少是“给人以可乘之机”。
《初步举证》中的女主人公泰莎恰恰是完美的，甚至可以说是人中翘楚。她出身工人家庭却考入名牌大学法学院，成为了“有可能改变国家”的人；她毕业后事业一帆风顺，庭审时咄咄逼人，享受在交叉询问时将控方证人证词的矛盾及疑点一一指出并大获全胜的快感；她的专业得到男性同事的青睐，并且即将突破职场天花板被皇家律师行挖角；她性格强势，甚至有些刻薄与嚣张，是一个“并不好惹”的女人。所有这些都与大众印象中处于情感、经济及道德弱势而遭遇性侵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
泰莎能够掌握自己的人生与生活节奏，凭借智慧及性感吸引男性，并且不需要靠性来达到任何目的。她只是想与心仪的男性一起度过一个美好夜晚，却也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遭到性侵。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只是突然身体不适，她表达了拒绝，但她的拒绝没有起作用。她所经历的并非奇情狗血的故事，也没有千丝万缕的玄机，那不过是一个女性日常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一幕；实施侵犯者也未必全都是满怀恶意或图谋不轨，他也可能是你的朋友、伴侣和爱人。
人们习惯围绕性侵展开无边想象，其实反而让他们对性侵发生的场景有了诸多设限。但现实中这类事件发生的广泛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认知，即使是常人看来最自立自强自爱的女性，也同样会遭遇性侵。“完美受害者”理论一直在强调性侵受害者的特殊性，然而真正值得注意的却是其普遍性——“真相是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曾经遭到过性侵，看看你的左边，再看看你的右边……她就在我们中间”——剧中泰莎在最后的法庭陈述中这样说，仿佛拨开迷雾的一记重锤。
女性的“不同意”常常被漠视
此外，与一般性侵叙事中多以事前事后受害者的精神状态作为重点所不同的是，本剧在呈现女性遭遇性侵的过程时，兼顾了个人感受及法庭举证两个角度，而这同样与剧作家本身的法律背景有关。主人公泰莎作为受害人和举证者，本身又是对取证及采信的法律程序非常熟悉甚至经验丰富的律师。这一设定让观众得以跟随泰莎的视角，对性侵事实进行了更为严谨的审视，某种程度上也将焦点更为精确地对准了性侵行为本身，并着重探讨“性同意”与“性侵犯”的法律定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社会普法的作用。
剧中泰莎遭遇的性侵可以说是“熟人作案”，对方是她很有好感的一位律师行同事，泰莎甚至想过与他发展进一步的关系。事发时两人并非初次约会，也并没有争吵或者冲突，而是愉快晚餐后回到泰莎家中，再度亲热时出现的状况。泰莎突然肠胃不适到洗手间呕吐，对方则小心地把泰莎抱回卧室床上，还问她“你还好吗”，然后说“你躺着吧，其他的让我来就好”——在这个时刻之前，一切看似都还正常甚至体贴，但是真正性质上的转变发生在泰莎说出“等等……不”之后：泰莎连续说了两次“不”和“停下”，对方并没有停止动作，还捂住了泰莎的脸……
事后，泰莎离开自己的家，报警，接受体检取证。那位男同事却仿佛一切正常般在泰莎家醒来，还发短信问候她。我们无从了解他的真实想法，但无论如何这至少说明，即使是在亲密关系里，男性对于女性表示的“不同意”往往也是不以为然的。这种态度被很多人解释为“疏忽”，但其背后是漠视与不敬。都说“生活的一切都和性有关，但性关乎权力”，细想之下，这种漠视背后正是长期的权力失衡。这比刻意去炫耀与验证男性权力更可怕，因为它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甚至是法律——这也是本剧真正要戳中的痛点。
控诉所谓的“法律真相”
多数与性侵有关的作品对于性侵行为的实施一带而过，但《初步举证》让观众随着泰莎的叙述得知了性侵发生时的一些残酷的细节——或者说是泰莎版本的“事实真相”，并在随后的法庭盘问时，通过更多炼狱般的问答构建起举证时法律认定为可采纳的版本——也就是所谓的“法律真相”。
泰莎的律师身份以及本剧前半部分的大量法庭辩论已经为剧情的走向做了铺垫——这部戏不会止步于讨论感受。此前曾经为性侵案被告人进行过辩护的泰莎一直以来秉承的观点是，“在性侵案中，通常是两个人的说法在对抗。是，发生了性行为，但它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陈述必须形成法律真相。辩方不必证明她确实同意了，只需要指出他不知道对方没有同意。他是否有理由认为这样做是没关系的？”在一个将“无罪推定”奉为社会基石的法律体系中，这样的观点无可厚非。泰莎想要挑战和质疑的，也不是立法的出发点本身，而是其中关于“自愿”的定义及取证方法。所谓的自愿，指的就是“性同意”。“性同意”是一种进行性活动的协议，参与性活动的人必须都表示明确的同意，否则性活动将被视为性侵犯。泰莎说出的“不”就是在明确行使“性同意”中的否决权，但并未奏效。
事发后的泰莎在震惊与屈辱中仍然保持着刑辩律师的思路，推演着这件事在法庭上会遇到什么样的盘问，自己下意识淋浴和收拾房间的行为会如何对取证不利。情感上的难以接受和自我怀疑，与理智上的“法律说你不能对一个女人做出这种行为”并行拉扯。最终，她选择由自己要为之奉献一生的法律来判定，她的理由是——“这不公平”。
此处她所指的，并非全部是命运的不公平，而是法律程序对于举证的要求，让性侵受害者在将“事实真相”构建为“法律真相”时，面临的是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是受害者不得不在法庭上接受将每一个细节放大无数倍的拷问，哪怕对于事实真相无关紧要；是一直以来性侵法围绕的由男性定义的所谓“法律真相系统”与女性受害者真实经历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处——具体来说，受害者的陈述必须清晰有条理，且为线性叙述，还要与回忆保持一致，否则就会被认定为说谎或者“糊涂”。但是泰莎用亲身经历告诉法庭，受害者当时当下形成的记忆，并不会“遵循某种整齐、一致并且科学的记忆模式”，法庭取证时的盘问，对于受害者记忆清晰的关于性侵者及性侵本身的事实一带而过，反而一再追问诸如四肢的位置、转头的方向等受害者记忆模糊的细节，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泰莎在最后的法庭陈词中以清晰的逻辑和饱满的情绪逐一指出法律程序不公及失误之处，兼具理性与感性，糅杂着热忱与愤怒。这可以说是性侵受害者对于法律不公做出的最佳抗辩，也是《初步举证》对于社会现实做出的最大贡献。
泰莎的“嚣张”比隐忍更动人
此时，再次回想起上半部分泰莎作为律师出庭时的“嚣张气焰”，更感觉是剧作家有意为之。女性的性格强势在观众——特别是东亚观众的心目中尤其不讨喜，如果说泰莎有哪一点不够“完美”，那或许反而是她的不柔弱。我们见过太多作品中传递着一种看似高洁的女性画像：忍辱负重，以温柔或自嘲呈现博大胸怀，内心愤恨化作所谓“宽容”化解伤痛迎风前行，仿佛只有这样的女性才是坚韧而伟大，才是优秀女性的代表，遇到伤害才更加能够令人产生同情。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女性将自身归为“弱势群体”，这本身或许是对无奈现实的被动接受，但并不意味着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痼疾不需要改变。女性千百年来艰难地寻求教育、地位和其他一切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平等，以及进入各行各业，并不是为了在关键问题上“隐忍”和“宽容”。泰莎擦干眼泪选择展示出真正的嚣张，展示法学院毕业生的贡献，才是这部剧最为动人之处。
《初步举证》在中国大陆开始放映之际，曾经的好莱坞电影大亨哈维·韦恩斯坦在洛杉矶法庭被判三项性侵罪名成立；此前在2020年他已经在纽约法庭被判两项性侵罪名，刑期长达数十年，有数十位女性先后声称遭到过韦恩斯坦的性侵犯。正是2017年这一事件的曝光直接导致“MeToo”成为反对性侵犯与性骚扰的代名词，成为社交媒体上最广泛传播的主题标签。从那时甚至更早的时候起，就有无数女性在铁链背后、伤痕背后、创痛背后，选择勇敢地为自身权益发声。《初步举证》正是对这些女性的有力声援。
道阻且长，泰莎陈述的结尾掷地有声：“我只知道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无论如何，有些事情必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