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法官纷纷陷入职业焦虑的时候，一则“千万收入的律师转行做法官”的消息，在网络上成为热议的话题。据媒体报道，这则消息的主人公叫商建刚，今年39岁，是知识产权领域的知名律师。昨天发布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干部任前公示》中显示：商建刚拟任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从律师、法律学者中选拔法官的做法在英美国家非常常见，许多律师也以成为法官为职业荣耀。近几年，中国司法体制改革也开始试点从律师、法律学者中公开选拔法官。但是，通过这种途径最终成为法官的律师凤毛麟角，相反，法官离职去当律师却一直是方向。中国法官这个职业为什么如此没有吸引力？
在英美法国家，律师经验是成为一名法官最普遍的资格要求
从14世纪开始，英国所有各级法院的法官都从出庭律师中产生，而高等法院的法官更是几乎全部从杰出的出庭律师中产生。即，英国法官必须从英国4个律师公会的成员即出庭律师中任命。一般来说，担任地方法院法官(不含治安法官)必须有不少于7年的出庭律师资历；担任高等法院的法官必须有15年以上的出庭律师的资历。高级法官基本上都在大学，而且是名牌大学中接受过法律基础教育。
在美国，法官在从事这一职业以前，大约要有15年到20年职业律师的经历，有近三分之一的法官在担任法官之前具有检察官的经历。实际上，在美国“大多数法官是律师，具有法学学位和职业律师的经验是成为一名法官最普遍的资格要求”。
根据美国各州的不同规定，当法官有两个途径：得到上级法官的提名，或者赢得公众竞选。所以，如果一心要做法官，律师一定要在法庭上多露面，锻炼上庭的实战本领，也让法官对他们留下印象，以便熬过几年后获取他们的提名；而有些州要求法官的席位必须靠竞选，于是在这些州，丰富的从业经验，出色的公众演说技巧，就成为律师竞选法官的必备技能。
以前几天做出历史性判决的美国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为例：写出精彩反对意见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曾被称为“美国最出色的上诉律师”；其他八位法官，虽然有的是从学界转任最高法院大法官，像是斯卡利亚、凯根，有的是从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转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但共同特点是，都有过多年的律师从业经验。
为什么事业有成的英美律师会选择放弃一切当法官？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4年的统计，全美大约有56万人从事律师职业，平均年收入为129020美元，远远超过43460美元的全美平均工资。而能够被提名为法官的律师，不但是优秀律师，还往往是律所的合伙人，他们的年收入更是要远远超过律师职业的平均工资。可是，律而优则审，一旦有成为法官的机会，很多成功的律师还是愿意放弃他的律所、收入、客户……法官职业的吸引力为什么这么大？
首先，不得不说，法官的平均年收入确实大大低于顶级律师，只有每年103990美元，可还是超过美国平均工资两倍多。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年薪超过20万美金，与副总统相同。联邦中级上诉法院法官的年薪约为17万美金，联邦初审法院法官的年薪约为16万美金。州法官的收入也很丰厚，但低于联邦法官。从总体来讲，法官仍属于收入较高的职业，而且还可享有相应的其他待遇制度上的保障。这种优厚稳定的收入，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完全不是问题。
其次，法官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很高。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法官是仅次于上帝的人。他们具有深奥的法律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高超的判断能力，故而能最大程度还人民以公平和正义。在200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就说：“假如有人问我美国的贵族何在，我将毫不犹疑地回答：他们不在富人中间，富人没有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纽带。美国的贵族是从事律师职业和坐在法官席位上的那些人。”
最重要的是，作为法律人，法官的身份是一项荣誉。只有律师中的佼佼者，且得到社会认可的律师，才有可能成为一名法官。成为像汉密尔顿、马歇尔、沃伦、伦奎斯特这样的大法官，这是律师们人生事业的梦想巅峰。这些，是用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财富。
在律政剧《傲骨贤妻》中就有这样的情节，作为律所合伙人的戴安·洛克哈特得知自己将要被提名州最高法院法官时异常兴奋，并打算退出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律所；可是后来，提名落空，她躲在一个无人处失声痛哭，与其在剧中饰演的女强人律师形象形成了巨大反差。
中国法官职业为什么缺少吸引力？
但是到了中国，情况真的很不一样。现实中如商建刚一般，从律师转任法官的凤毛麟角。与此同时，法官人员流失现象却开始变得严重，这种法院人才的流失现象不仅出现在西部、中部欠发达地区，甚至地出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近几年，媒体已经不止一次报道法官的离职问题。
为什么法官这份职业缺少吸引力？
不过，钱不是唯一的问题。
一方面工资低，一方面基层法官的工作强度也很大。2014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高院院长慕平说，北京法院具有法官身份的有4168人，近年来收案量保持在40-43万之间。北京法院拥有法官职称的人员中，有637人属行政后勤保障人员，占15%；886人是院长、副院长、庭长等，主要精力投入于审判的监督指导，占21%。这样算来，有36%的法官实际上不经常办案。剩下的法官每年人均办案超过160件。
尤其是今年5月1日，立案登记制度实施，各级法院立案量普遍出现了30%-40%的增长。据广东媒体报道，当地行政诉讼增幅最大，通过增长超六成。而这，又进一步加大了法官的劳动强度。
相比于美国，中国法官社会地位也不高。在内部管理上，法官被当一般的公务员来对待，从各地情况看，不少一线办案法官干了几十年，到退休时还只是个科员，而公务员体系里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而在业务上，法官尤其是民事法庭的法官还经常会受到当事人的投诉甚至骚扰，一些地方法院为了平息舆论，往往会让法官“忍气吞声”。于是，法官的职业尊严和荣誉感都在下降。
新一轮的司法改革试行“法官员额制”，这将使法院将工作人员分为法官、司法辅助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三类。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按照现有方案，员额制下法官最多不超过编制的40%，而有人统计，法院中层领导以上就达到30%。一位省高级法院院长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固定的法官员额，让业务庭里的一些年轻法官（不少是现在的办案骨干）担心进不了法官员额。”而且员额制下，未来成为法官可能通过递补，没有缺，就当不上。
法官群体还在担心另一个问题，就是错案追责。2011年，河南周口一位法官因玩忽职守罪被公诉，检方称她在审判中采信了无效证据。这位法官自辩说，自己当时将此案三次提交给审判委员会讨论，并在罪与非罪的问题上请示上级法院，上级法院也作出了“构成犯罪”的书面答复，判决结果也是经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当事人案件改判，也是因为证人翻供出现新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合议庭若干规定》第十条规定应不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