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实践中，律师打交道最多的是法官，法官接触最多也是律师。法官和律师之间有了隔阂、防范，甚至敌意、矛盾，这不是推动法律职业发展的常态，是必须改进和完善的。
法官和律师两者同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同对法律负责，彼此之间应该建立起同学、同志、同仁的正常关系。所谓同学式关系，是指律师与法官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都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法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有着共同的法律教育背景和法律知识基础；同受法律教育，同操法律语言，同循法律思维，同在法庭活动。面对着同样的法治大环境，需要坚定同样的法治信仰，需要学习同样广博的法律知识，需要以同样的法治思维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
所谓同志式关系，是指律师与法官虽然社会分工与职责不同，但同为追求民主法治的重要力量，都担负着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保障人权的神圣职责。法官与律师共同服务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同一条船上，对方所处部位漏水同样会使自己所在的法治之舟颠覆。双方之间都共同遵循着法律运行的基本规律，支撑着司法公正的宏伟大厦。
所谓同仁式关系，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通过参与、合作、理解和尊重，共同使纠纷公平、公正地得到解决。法律的功效不是为了挑起争端，而是要禁止争端；不是要制造分歧，而是要禁止分歧；不是要混杂是非，而是要以公允的态度、严格的依法来确保公正。
在现代社会，诉讼是双方甚至是多方共同参与、合作完成的诉讼，法官与律师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好的裁判就是建立在协商和尊重的基础之上。裁判的正当性就是经过公开的辩谈形成某种共识，诉讼活动通过当事人诉辩双方之间、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法官与律师之间乃至个案裁判与社会公众之间充分而有效的尊重、协商、对话，通过吸纳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凝聚共识，削减分歧，平息社会矛盾纠纷。
很多情形下，律师追求的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与法官所理解的法律正义之间，可能存在着冲突和不一致。由于这种冲突和不一致，加之诉讼的对抗制结构，形成了一种法律认知上的制约。职业的差异，决定了法官应当认真、耐心、仔细地倾听双方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应当学会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理解律师。
之所以要充分尊重律师的意见，还在于律师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和中介。如果没有来自律师的不同意见，法官就可能完全从自己的单向认识角度来理解、适用法律。法官正是在双方律师因不同的利益而追求的过程中，了解和理清了基本的法律事实，了解了应当怎样处理才能够衡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法官正是在对立的利益最大化追求中，找到了法律的平衡点，从而公正地作出裁决。
诉讼到法庭，就意味着要把理讲在法庭。讲理是一门高深的学问，讲理不是为了战斗或争吵，而是“在一个更高的探索和思考层次上与你尊敬的人进行有创意的交谈”。讲理不是非此即彼的辩论或相互之间的攻击、谩骂，讲理也不是一种压倒多方、旨在取胜的游戏，讲理的目的是共同探索，是为了把问题搞明白，随意的动火和不冷静、不讲理不仅偏离理性思考的轨道，而且无助提高公民的品性和素质。
法庭上的讲理、辩论是训练公民理性精神的最好课堂。在这个课堂，所有的诉讼参与人通过理性的对话、争辩、交谈，通过充分的讲理，让大家服气、心顺。法庭是讲理的最好地方，而我们的讲理不是以战胜或折服他人为说服目的的争论，不是通过武器逼迫对方闭嘴，使他哑口无语，乖乖交出武器，而是在相互提问与回答的互动中，通过一种充满信任的争论，使真相搞清，使真理获胜。
诉讼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特殊渠道，如果诉讼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它就不能成为社会矛盾纠纷的终结者，而变成社会矛盾纠纷的制造者。而要终结矛盾，得允许人说话，让人说话意味着要尊重律师在诉讼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律师在诉讼程序中的主导作用，保障律师的辩论权利。要做到心服口服，法官的重要技能就得学会倾听，充分调动律师消除冲突的积极性，通过律师参与和法庭秩序，把“义气之争”转化为“理性之争”，让当事人重新走上“理性”的轨道。庭审的本质就是“听审”。法官要激励律师展开充分而理性的对话与论辩，在你来我往的争辩和交流中，让当事人的积怨不断得到释放，真相和正义不断涌现，最终求得“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
应该达成这样的共识，法官和律师都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法律、熟悉案情以及加强自身职业修养的提高上，而不是着力于拉关系、搞攻关，为了金钱、名誉而屈从于当事人的非法要求，沉溺于斩不断理还乱的人情往来中。
法院是当事人说事讲理的地方。诉讼活动既是诉讼参与人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他们共同的思维活动。在诉讼过程中，平等对话、认真倾听是法官解决问题的有效形式，这种方式能突破法官个人生理、心理、智力局限。在平等对话的过程中，真理得以涌现，知识得以传授。只有建立在尊重、协商的基础上，裁判才能实现“案结事了”，才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也才可能对其他类似个案的解决具有普遍合理性意义，为其他类似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提供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