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的同步，为我们提供了通过社会学家个人生命历程回顾当代社会进步的独特视角。重建之后的这一代中国社会学人大多都有过下乡、做工或当兵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接触社会学之前就以某种非学科化的方式完成了从事经验研究的最初“启蒙”。对城乡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了解及由此生成的共情，加之以多元杂糅的方式完成的学术训练，使他们能够比较顺利地进入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职业身份投身改革开放，直面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问题和挑战，同时以自己的想象力、经验研究和理论创见做出相应的话语回应；而社会转型和文化自觉，也为创建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提供了主客观基础。在这40年中，他们的生命历程与集体经历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既赋予他们呼应中国现实的学术活力，也留下了有待精细化的提升空间。
关键词：改革开放;社会学重建;生命历程;话语叙事;文化自觉
作者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210023）。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间，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1953年被取消的社会学等学科也按照邓小平同志“需要赶快补课”的建议得以恢复。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改革开放的同步，为我们提供了通过社会学家个人生命历程回顾中国社会当代进步的独特视角。在过往的研究中，我们通过对40位社会学家口述历史的收集与分析，提出了将“个人生命史研究带回社会学史”的主张，并由此呈现了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中国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在何种程度上重塑了社会学人的个人生涯，进而影响到他们的知识构成和学术实践。其实，通过“回溯个人生涯（biography）与历史以及这两者在某一社会中的镶嵌交织”来锻造社会学想象力，并由此理解人与时代的互嵌互构关系还有一条路径，那就是反过来考察研究者如何投身历史之中，回应时代挑战，并以自己的方式参与某一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的话语实践。这一路径不仅能够揭示社会科学研究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的依赖关系，而且能够表明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或社会转型对提升包括社会科学创新和主体性确立在内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意义。
一、社会变迁、生命历程与集体记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启的“改革开放”，是“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中国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与此同时，这场伟大的变革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快速迈进。这场规模巨大的社会变迁，在充分改善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使他们的个人机遇和生命历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可以说，任何个人、任何群体或任何一代人在这些年中的经历或变化，都可以成为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历程的写实性注脚。社会学家格伦·埃尔德（GlenH.Elder）在研究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整整一代美国人的影响时提出，那些因为重大危机和变化而产生的全民共有的集体经历，具备了从总体上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历史的解释力度。由此，埃尔德将“生命历程”解释为“一种由社会界定的并带有同龄标志的事件和角色模式，它受到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倘若如此，在改革开放的40余年里，中国人民因历史转折和民族振兴而产生的共享性集体经历，同样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场社会变革的意义和性质。为此我们能够相信：“一旦形色各异的人的生活经验能够作为原始素材来使用，历史就会被赋予一种崭新的维度”。
二、从底层体验到学科训练
1944年，曾在费孝通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起过“扭转方向盘的第一手”作用的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Firth），在为《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撰写“序言”时，点明“林耀华们”的成功在于“他们作为身临其境的参与者从童年起就熟悉自己叙述的场景，而且精通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几十年后，费孝通回顾中国社会学重建之路时，用相似的口吻以罗伯特·帕克（RobertEzraPark）为例说：“成为一个社会学家……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二是会读书。”如前者指研究者要了解社会或具有“底层体验”，后者则可以理解为受过学术训练。如果说因时代之故，重建后的“知青”学人所受的训练从整体上说可能不如他们的前辈，但他们的底层体验及因此获得的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却并不逊色。
1.从丰富的底层体验获得职业意义
2.土洋结合与多元杂糅的学术训练
南开大学在这43人毕业后，率先举办了连续几年内都异常火爆的研究生班。很快，费孝通、雷洁琼、袁方等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杨庆堃及李沛良等人在中山大学（蔡禾，207）开展了研究生教育。在国内的学科训练逐步走上正轨的同时，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一批青年学人也在前辈的推荐下考入海外一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课堂教学和攻读学位之外，包括导师的言传身教、学子或学术共同体间的互动以及课后的阅读都进一步推进了专业训练。比如，南开大学的学生会提及费孝通、布劳、林南、英格尔斯及富永健一的教诲（彭华民，536；宋林飞，655；张文宏，911）；87岁高龄的费孝通在邱泽奇1997年赴新加坡访学时，竟一字不错地抄写了三百余字的黄景仁《太白墓》相赠，以“应是鸿蒙借君手”做鼓励，希望弟子不负时代之托（邱泽奇，575）。能够娴熟地做定量研究的刘林平，其方法的训练完全来自与谢宇、梁在和边燕杰这些“捷足先登”的同龄人的交流（刘林平，435）；而国政系毕业生李强的社会学基础则源于读研时频繁“来往于人大和北图之间”（李强，371）的阅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完成了各自独特而多元的学术训练。
三、改革开放：社会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1978年后，当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在新时代里铺展之际，实现现代化成为国家话语体系的最强音，而改革和开放也自然成为这一话语体系的表征双翼。这样的背景加上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性质，使其重建伊始便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其土壤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有大量的现实问题需要研究。为此，费孝通在第一届讲习班开场讲演中，就强调要建设“为现代化服务的社会学”（苏国勋，691），并以其一贯提倡的实践性赋予其鲜明的“问题导向”（李培林，351；邱泽奇，589）。此后，因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腾飞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在旧问题化解之时又不断有新问题浮现出来，为这门学科“提供了巨大的活动舞台，几乎有无数的课题要做”（李路路，301）。相比而言，即使发达国家的社会学，也“很少有像中国社会学这样这么广泛地参与各种发展中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并产生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李培林，352）。如果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那么在随后40年里，社会学人的学术探索和话语实践，也以实现现代化为宗旨、沿改革和开放之两翼铺陈开来。
其次，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以城乡社会调查与研究为切入点，使得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几近成为一场以实现现代化为目标的富民实践。
1990年，费孝通在谈及自己一生的志向时，重申“志在富民”。他说自己之所以放弃学医，就是因为“自觉地认识到‘为万民造福’比‘为个人治病’更有意义”。其一源于传统中国的“经世致用”思想，其二赖于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性质，其三归于实现现代化的改革开放推动，费孝通的情怀在社会学重建过程中也十分自然地催生了后辈学人的学术信仰。正因为笃信“学术追求和富民情怀（应）是毕生志趣”（李培林，355），从巴黎归来的李培林才会遵陆学艺嘱，去山东陵县农村蹲点调查一年；多年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做农民工研究的刘林平才会感叹：“出入会场，不如进入工厂”（刘林平，414）。纵观视之，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意识，确实始终围绕着城乡社会的富民实践。
再次，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在完成阶段性的富民实践后，配合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开始着力研究现代国家的社会建设与运作机制。
早在21世纪初，党和国家便以“和谐社会”为目标，开启了社会建设的伟大尝试。党的十八大和随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十九届三中全会，都将包括“社会文明”在内的“五大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加以推进，并强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应着力建设社会治理体系。
最后，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建设，并未忽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现代性塑造，亦因费孝通对“心态”研究的提倡而扩大了本身的研究疆域。
有鉴于一直以来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就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体两面，而自孙中山起到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的“心理建设”就一直与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国家建设之蓝图，因此在重建之中社会心理学自然也会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当沙莲香论及社会心理学的总体框架时，正逢英格尔斯在中国“走红”（彭华民，536），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初期人们对中国人的现代化之追求。自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系列与群体凝聚力、人际关系、公平感、幸福感与满意度、社会信任、国家认同、污名化与社会排斥、代际关系与文化反哺等议题有关的研究也铺陈开来。90年代初，杨国枢等港台地区学人与大陆合作举办的多期社会心理学讲习班（杨中芳，99；叶启政，136），不仅引发了学界对中国人传统心理的观照，还带动了有关中国化的最初讨论。
在研究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领域，费孝通领先跨出了最有意义的一步。1992年，耄耋之年的费孝通提出，在人文生态层次之外，还要研究心态层次的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这一主张提出后，不仅直接带动了社会心态领域的多项研究，而且进一步生发成费孝通本人拓展社会学研究传统界限的主张，即能否将外在的社会关系研究推入中国人擅长的“意会”与“心”的内蕴层面，“在面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局的时代，能够‘心有灵犀’，充分‘领悟’这个时代的‘言外之意’”。随后我们看到，这种拓展也进一步促成了建构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共识，或者说由客观的社会转型实践和主观的文化自觉意识，共同孕育了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日渐清晰的摆脱理论依附、建构主体性的学术心态。
四、社会转型与文化自觉：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建构
1.社会学中国化与建立学术主体性的吁求
有鉴于今日中国已凭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浪潮之中，十分自然的是，第三代学人不会简单满足于“为我所用”或“与世界接轨”（邱泽奇，589），而希望致力于将中国的“特殊性”上升为具有普遍性的一般理论（周敏，1101），“使得域外也（才）可能读懂中国”（张静，859）。他们设想，应该从中国经验中去寻找和西方理论所不同的前提条件，然后发展出新的理论框架，“使它既能够涵盖中国的经验，也能够涵盖西方的经验”（刘世定，497）。这样的表述虽然不一定都必须倚重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概念，但确实彰显了建构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强烈愿望。
2.社会转型：造就学术主体性的客观基础
具体说来，中国社会的转型对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及主体性的建构具有两方面的意义：（1）虽然这场大变迁有其自身独特的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因此同样具有某种表征其正当性的普遍性；（2）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又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并不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单纯变式或简单重演。正是基于这场伟大转型具有普遍和特殊的双重属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话语体系才有可能在彰显自己主体性的同时，兼具与包括西方话语体系在内的其他文明对话的主体间性。
具体到“知青”社会学人，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变迁全程，同时又受到相对严格的专业训练，同一般人甚至前两代社会学家相比，他们对这场转型的意义可能更为敏感。在这方面，几位多年在美国任教却一直参与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学人感悟很深：面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他们或意识到“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谢宇，1033）；或直言“我读社会学首先想为中国社会学做些事情”（赵鼎新，1060）。由此，他们也深信，“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会有伟大的思想。但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伟大的思想的话，还能有伟大的时代吗？”（周雪光，1131）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想到，这些对社会转型和理论创见之间的互构关系有如此深刻领悟的社会学人，40多年前曾是农民、工人和士兵时，就不由得会想起埃尔德的名言：“当我们对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感到惊诧时，就能看到变革时代留在我们生命中的烙印构成了一个绵延不绝的魅力之源”。
3.文化自觉：促成学术主体性的主观意识
如果说改革开放为我们寻求社会学学科及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那么要真正实现这一建构，不能缺场的还有社会学人主观上的意识自觉。学术的主体意识，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学者或学术共同体，对自己在学术实践中的自我主导和能动地位的认知，对自己与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研究者相互交流与借鉴关系的认知，对自己的学术活动负有通过本民族的转型实践为人类知识的积累与精进作出贡献的认知。当然，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这一主体意识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随着现代化大业的步步推进而渐成的。明确代表这种主体意识的最恰当概念，当属费孝通在年轻时代便已朦胧体察但直到晚年才明确提出，并因“知青”学人的共鸣而流行开来的“文化自觉”。这位几乎完整经历20世纪变迁全程的老人，在人生暮年强调获取这种“自知之明”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取得“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反映到社会学的学术实践中，可以表述为，如何将我们民族在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的社会转型和文明选择，用能够使世界理解并予以共情的方式自主地表述出来。
如果说，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的学术主体性的诉求过程，文化自觉就是个人或群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本民族及其文化的“反身诉求”或“反躬自省”，那么要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达成这一目的，显然不能缺少社会科学的训练。求助于这种训练，不单在使研究者能够熟练掌握分析社会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而且在促成一个立足本土的学人能够通过对西方文化视角或“他人之眼”的把握，从自己生存其间的文化中抽身，将自己的文化多少置于客体的位置上“反观自照”。我们曾以费孝通的一生说明，这种训练对文化自觉意识的养成不无裨益。比如，李亦园就说，“‘差序格局’的想法，是（单）从旧学出来的学者很难提出来的”，这一中国理论的提出不能缺少对“国外经历和西学训练”的借鉴。
除了接受学术训练外，文化自觉的养成还需要对自我、他人（他者）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性反思。具体说来：首先，它取决于不同文化的差异性存在，以及人们对差异合理性的承认。显然，我们能够意识到他人的独特之处，并给予合理性的认可，不仅不会泯灭我们对自身特征的兴趣，有时反倒会升华为对本土文化的理解（翟学伟，832），因为接触异文化会提供“不同的参考框架”（周雪光，1129）。其次，它取决于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辩证理解。比如，费孝通用“我看人看我”表达过和库利的“镜中我”相似的观念，说明他人是自我之镜；而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明间的共处，他更是提出了以“美美与共”为核心的16字箴言。如果说“知青”社会学家文化自觉意识的养成，与费孝通的启迪不无关联，那么它也与改革开放缔造的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机会有关，同样还有赖于中国社会在这40余年里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及日渐彰显的独特性。
余论：变革时代的知识建构与话语叙事
我们以社会学的重建为例，讨论了“知青”一代社会学人如何投身改革开放这场意义深远的伟大变革，依赖他们早年的底层经验和后来的学术训练，以实现现代化为叙事主轴，建构了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进一步，凭借社会转型的客观基础和文化自觉的主观意识，尝试在上述知识的建构过程中彰显学术主体性。基于此，还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其一，如何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以知青为主体的社会学人在变革时代的集体经历对他们知识生产过程的影响？进一步，他们在转型时代形成的集体心态又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了社会学话语体系主体性的建构？其二，从共时态的人类文明扩展或传播的角度，既然因改革开放而生的中国社会学的话语体系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产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提高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或者说，如何使中国这场大变革的特殊场景，成为人类文明史普遍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常规内容？
围绕第二个问题，近来社会学界已有诸多讨论。有人提出，可以从话语建构论的立场出发，发展出一种包括“中国知识”在内的“话语多元主义”；也有人提出尝试通过定量研究的“宏观转向”，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话语体系；还有人提出，可以从中国案例中提出新的一般性原理，建立起中外学术的比较性关联，并“经受其他经验的挑战和检验”。根据中美两国的执教经验，边燕杰则提出，应该在“议题设置”上下力气，因为说到底“议题设置的权力就是话语权”（边燕杰，1014）。
通过引导“议题设置”体现话语权确实是一条简洁的学术路径，但议题设置应有时空边界及合适的切入性事件。具体说来，如果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视为当下社会学话语体系建构的主要资源的话，那么它的时空边界则应是最近4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而最为合适的切入性事件就是围绕改革开放发生的一系列涉及经济改革和社会变迁的伟大变革。再进一步，如果要“建立中外学术的比较性关联”，这些变革最适合在域外讨论并能产生国际影响力的，是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但在中国却以部分或大体独特的模式发生的事件。比如，中国工业发展的“五马并进”我们用“五马并进”方式，以及在工业化过程中同样独具特色的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化进程；再比如，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旗帜下既受到推动又有所限制的阶层分化过程；还比如，前述由于突然间的开放带来的代际关系颠覆及“文化反哺”现象。
上述紧迫与必要，并非限于应对社会学共同体内在的代际继替张力，而更在于如何通过对这种张力的缓释，或者说通过对“知青”一代的底层体验和“后知青”一辈的专业素质的互构共享，造就中国社会学的代际绵延能力。如果说中国社会学在过往40余年中依据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所建构的话语叙事还比较粗糙，学术传播的能力也有待增强，尤其是尚未能使中国学术的主体性获得充分彰显，那么，未来我们既需要使之在传播过程中实现精细化，更需要其在代际传承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