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40年的历程。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这种变迁表现在社会体系的诸多方面，从社会学角度看，主要表现为社会分层结构的巨大变迁。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巨变呢？本文尝试从社会学角度作一剖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也是在上述基础上发生的。由于改革最先从农村开始，所以，社会结构的演变首先在农村发生。到了1992年，中国农村除了种田农民(63.4%)以外，已经分化出农民工(12.2%)、个体或合伙工商经营者(6.5%)、乡村集体企业管理者(0.9%)、私营企业主(0.8%)、私营企业受雇者(3.0%)、乡村知识分子(1.1%)、乡村脱产干部(0.6%)等多种社会阶层。3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城市体制改革加速，极大推进了城市社会结构的演变，该变迁包括传统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人队伍的分化、新社会阶层的产生、个体私营业主在城市的发展、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的变化，以及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的演变等。
对于这种社会结构变迁，社会学界有多种研究和理论解读。此处仅列两种：陆学艺的阶层解读和笔者的量化社会地位解读。4陆学艺的“十阶层论”把当代中国人划分为十大社会阶层，从上到下排列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阶层。进入21世纪以来，笔者采用纯粹量化的方法，通过分析鉴别职业地位的精确数值，将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转化为“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发现了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指数值，然后将其展现为社会结构。该研究提出，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从“倒丁字型”演变为“土字型”。5其实，两种解读的结论有相似性，即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演变的过程中，迄今为止，还是社会下层群体规模巨大，但变迁的趋势是中产阶层的比例在持续上升。
当然，社会学界的解读还有很多，如孙立平先生的“断裂论”和笔者的“碎片论”，6以及笔者等人的“四个利益群体”的理论7等。
社会分层指的就是各种资源在人群中是怎样分配的。所以，伦斯基认为分层的基本问题是：谁得到了什么？为什么得到？11笔者认为，“为什么得到”的问题更重要。为什么得到，是指不同人、不同群体得到各类资源的方式、方法或途径。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获得资源的方式、方法或途径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改革开放以前是计划经济体制，绝大部分的资源是通过国家的制度安排配置的。12人们的劳动收入是严格遵循劳动工资制度。城里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都有十分严格的全国统一的工资制度；各地农村劳动者的收入虽然有差异，但遵循的原则是人民公社计算公分的制度；城市住房采用公共房屋分配制度，甚至连食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都是要配置票证的；农村居民大部分生活资源的获得也是采取集体统一分配的方式。从40年前的改革到今天，上述的大部分资源都不再是采取国家或集体直接干预配置资源的方式了。
近年来，国家干预的部分，更多是采取依法建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将国家控制的资源再分配给不同社会群体。虽然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多方面还做不到全国统筹，有些方面甚至还做不到省内统筹，但是，与改革以前的单位制相比，仅仅限于不同群体内部配置资源，还是有很大进步的。
其次，改革以后的最大变化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到重大作用。采用市场配置的实验最初是从商品市场开始的，即在一定程度上放开商品的价格，让供需双方在市场上博弈。由于当时商品短缺，初期导致很大的价格上涨，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生产者积极性剧增的情况下，价格趋于稳定，市场上商品充盈。接着，又进行了劳动力市场化的实验，“铁饭碗”制度被废止了，劳动力的价格在市场上形成。此后，又推进了房地产市场、金融信用市场、股市期货市场的实验。市场是一个交易平台，竞争十分激烈，优胜劣汰，所以，采取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虽然会激发参与者的竞争积极性，但结果往往是资源在不同群体中的不均等现象锐化，也就是社会分层差异凸显出来，贫富差距也会急剧上升。而且，初建的市场体系漏洞很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还存在很多交易不公正的现象，这就造成了下面所分析的权力介入的腐败现象。此外，市场机制也会因垄断等因素而发生“市场失灵”，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资源配置也存在诸多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笔者以为，主要矛盾与社会分层的资源如何配置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本文最后一部分就试着谈几点，怎样从改革完善和调整资源配置的体制机制方面做出努力，旨在为解决主要矛盾作出贡献。笔者认为以下五方面都非常重要。
第二，反贫困的战略。贫困群体或贫困阶层是指与社会上多数人相比，生活最为困难的群体或阶层。目前国家的战略是到2020年实现“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并不是说从此以后就没有贫困了。既然贫困阶层是与别的阶层相比较的一部分生活水平低下的人，那么，在目前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还比较大的情况下，总会有一部分人处于生活水平的下端。人类与贫困奋斗数千年了，我们也必须做好与贫困长期斗争的准备。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减少贫困人口和减轻贫困程度，与此同时，也必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但是，贫困问题相当复杂，不是仅仅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就可以解决的。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贫困，一种是因老弱病残而致贫的，对于这部分人，当然要依靠转移支付，依靠完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另一种，社会学通常称为“文化贫困”。15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极其复杂，有教育问题、就业问题、价值观问题等原因，中国西南、西北的一些地区此类问题比较明显。对于第二种贫困，要从教育、技能培训、移风易俗、观念转变等多方面入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所以，与相对贫困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第三，市场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上文已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配置在体制方面的最大变化就是市场机制的建立，尽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社会分化问题也比较尖锐，但还是应该承认市场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现在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包括如何防止出现“市场失灵”问题。当前，中国市场机制建设的关键是完善公平公正的市场规则的建设，如上文所述，中国是关系社会，一些人总是利用私人关系在市场中占据优先位置，而那些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总是竞争不过那些有权有势的特殊群体，为此，就要建立受到大众监督和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尤其是在土地市场和金融市场，这里面的大宗交易往往获利巨大，要严格监管，让这里的获益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市场机制的完善相当复杂，良好的市场机制需要良好的社会建设作为基础，社会诚信、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广大生产者、运营者和消费者的诚信道德，都是实现良好市场机制的必要条件。在所有这些对策研究方面，社会学这个学科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第四，反腐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上文第二部分阐述的权力干预资源配置和私人关系介入资源配置，都是指资源配置中的腐败行为。腐败导致的资源配置差异和贫富不均是最不公正的，也是最容易激起民愤和最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现象。近年来，中国反腐倡廉的力度很大，并取得了突出成绩。当前的核心任务是实现反腐制度化和法制化，建立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约束公共权力。所谓腐败，就是利用公共权力获取私人利益。权力不受约束必然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16所以，要对公共权力的掌管者严加管控，而不能是“运动型反腐”，因为“运动型反腐”只能管一时，不能管长久。制度是指一套严格的、持续运作的程序，公共权力的行使必须遵照这套程序，以此来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防止个人权力膨胀和权力过于集中。而且，要从制度上规定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作，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能够监督权力。
注释：
1.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N].人民日报,1956-09-15(1).
2.陆学艺.2004.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论的剖析[J].江苏社会科学(6)：88-92.
3.李强.1993.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94.
4.陆学艺，主编.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李强.2016.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对于中产阶层发展的社会学分析[J].探索与争鸣(8)：4-11.
6.李春玲.2005.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李强.2004.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55-178.
8.李强.2000.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M].厦门：鹭江出版社：9-13.
9.李强、杨艳文.2016.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与社会学研究的创新之路[J].社会学研究(2)：18-33.
10.习近平.201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46.
11.伦斯基，格尔哈斯.1988.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6-8.
12.边燕杰.2002.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42-80.
13.李培林、李强、孙立平，等.2004.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64-165.
14.陆学艺、李培林.2012.社会蓝皮书：2013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3.
15.李强.1989.中国大陆的贫富差别[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27-159.
16.达尔伯格-阿克顿，约翰·埃默里克·爱华德.2014.自由与权力[M].南京：译林出版社：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