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编开场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深刻变革，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这些社会思潮又反过来程度不同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改革的进程，对社会思潮的研究也因此成为学界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领域。
2013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研究社会思潮的专著，书名叫《问道》，书的副标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思潮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主编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林泰。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林泰教授到马克思主义研究网“马克思主义大讲堂”栏目做客，为我们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的历史走向，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林泰教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从事高校思想理论教育工作，曾任清华大学校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常务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等职。曾兼任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市青年研究会副会长、市社科联常委、杭州师范大学双聘教授等职。改革开放以来，开创“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研究方向和课程，主编《社会思潮理论前沿求索》、《当代社会思潮论评》、《大学德育新探》、《唯物史观通论》等著作。
网编：林老师您好，您主编的新书《问道》刚刚出版，这本书是研究社会思潮的，为什么取名叫“问道”？
林泰：社会思潮是社会变革时代社会矛盾在思想领域的集中反映。改革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伟大变革，伴随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围绕“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道路问题，各种社会思潮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斗争起伏不断，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和改革开放的进程。
这本书立项于党的十七大之后，完稿于党的十八大前夕。十八大报告关于“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论述，说出了我们写《问道》这本书的指导思想和全部目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又反复强调：“道路决定命运”，“道路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第一位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我们庆幸《问道》这本书和十八大的主题和精神是那样符合，希望这本书能推动更多年轻的理论工作者主动承担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工作，为培养一代又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做出不懈的努力。
林泰：还是那句话，社会思潮是社会变革时代社会矛盾在思想领域中的集中反映，划分阶段的依据是社会变革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自身所具有的阶段性，只有从社会变革的客观存在的主题着眼，才能看请社会思潮形成和发展的脉络。
第一阶段是拨乱反正时期的社会思潮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就是拨乱反正。1978年4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申将实践作为检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正确的基本标准。
在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同时，一些错误思潮也开始蔓延起来。一些人在批评和纠正毛泽东所犯错误的同时，根本否定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创立的伟大功绩同他晚年的错误相混淆，不加分析地否定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所做的一切，并将我们党建国以来所犯的错误全都推到毛泽东的头上。还有人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毛泽东的科学思想混为一谈。这样，就否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中央在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上述错误思潮做出了正式的回应，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关于《历史决议》，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时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这个决议都不如不做。”[i]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至今乃至今后很长一个时期都是社会思潮斗争的一个焦点。
这一时期，社会思潮的另一种形式，是从人性、人道主义的角度对“文化大革命”等‘左’的错误进行反思，其中一些错误思潮走向了用抽象人性论或人性自私论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以《苦恋》为代表的“伤痕文学”是其文艺上的表现，关于“潘晓来信”的人生观大讨论是其在舆论上的表现，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则是以哲学理论形态出现的。总的看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潮主要是围绕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展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曲折和失误。
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全面推进时期的社会思潮
1984年10月，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从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从1984年到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启动和推进阶段。此时，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是向什么方向去改革。
一个方向是循着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展开的，其理论成果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一方面在纠正了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片面追求“一大二公”，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同时又坚持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
另一个方向则是以方励之为代表的，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主张走“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出现了，1979年3月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以后，这种社会思潮受到了一定的抑制。从1985年底开始，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围绕“改革开放向何处去”问题以更加猛烈的态势在我国蔓延，并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呼应。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抓住了青年人崇拜西方生活的心理，利用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改革的名义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个时期蒙蔽了许多充满爱国热情的年轻人。他们按照这些人开出的药方走上街头，直接导致了1986年底的学潮和1989年的动乱。
邓小平在风波平息后深刻地分析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ii]“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又说：“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肯定会有动乱，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iii]“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一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下去。”[iv]
第三阶段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社会思潮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相继丧失执政地位，纷纷走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之设计的道路。俄罗斯从超级大国沦为二流国家，东欧乱象丛生。苏东剧变的深层原因是什么？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前途？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失败论、乌托邦论、早产论”、“民主社会主义论”等社会思潮，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能不能坚持、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如何继续下去？这一系列问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焦点。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谈话，对人们在“八九风波”和苏东剧变后的困惑做出了回答。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说到底，关键是把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v]“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这场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思考的积极成果，是我们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总结和发展。
邓小平还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同年10月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纠正了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错误倾向。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和改革的主要内容作了明确的阐述，纠正了一些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是“不问姓社姓资”，就是搞资本主义的错误倾向。
新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80年代传入我国，曾受到一定批判。十四大以后，它以为找到了翻身的机会。他们主张市场完全竞争，反对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主张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领域，全面实行私有化；片面强调效率，忽视公平，把缩小分配差距说成是平均主义；甚至攻击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劳动价值论”已完全过时……新自由主义思潮受到了陈岱孙、陶大墉、高鸿业、吴易风、胡代光、宋涛等国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批评，党中央也反复强调所有制改革不能搞全盘私有化，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有制为主导，坚持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多次批评对国有企业“一卖了之”的作法。但是，不能低估新自由主义思潮对经济体制改革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同时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还有另一支力量，他们是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被称为“新左派”的中青年学者。‘八九风波’的混乱和苏东剧变后的严酷现实使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对西方国家鼓励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真实目的产生了怀疑，因而和新自由主义从经济、政治、文化、乃至全球化等问题上全面对立。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改革开放一定程度上持有异议，这是不可取的。
与“新左派”思潮兴起的同时，民族主义思潮也重新活跃。他们从冷战后的国际政治中看到了西方霸权主义的蛮横，看到了全盘西化对中国及社会主义改革的危害，因而主张为了维护民族利益，要有修改现有国际规则的勇气，反对把美国主导的所谓国际惯例强加于中国，这是积极的。但是其中有些人有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需要向理性、建设性爱国主义的方向发展。
网编：请林老师重点谈一谈第四阶段，也就是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林泰：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中国，各种社会思潮激烈碰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新的社会阶层基本成形，社会思潮有了现实的社会基础。而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使社会思潮传播的主要阵地从传统媒体转到了网络，社会思潮出现的频率更高，传播的速度更快，相互间的碰撞也更加直接。
这一时期，我国社会进入了“黄金发展期”，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2010年GDP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一时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改革攻坚期”。社会各种深层次矛盾也逐步显露出来。中央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深化改革成为各种社会思潮争论碰撞的焦点。
从国际形势来看，进入新世纪，美国的霸权主义有了更充分的表现。“911”以后，美国以反恐为由，先后入侵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制裁朝鲜、伊朗、叙利亚。又在东欧、中亚、北非等地区推动所谓的“颜色革命”。2008年，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海啸，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华盛顿共识”不仅在拉美和苏东，而且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宣告破产。为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一方面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同时，调整战略布局，重返亚洲，把矛头再次指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对外开放中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就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碰撞的另一个焦点。
一、刘国光旋风等“旋风”频起
左翼学者把目光聚焦在所有制问题上。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反对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全盘私有化、市场万能化的主张。
其中最突出的思想碰撞是自2004年起连续刮起的三场“旋风”：这就是2004年围绕国有资产管理人收购（MBO）掀起的“郎咸平旋风”，2005年围绕西方经济学的地位掀起的“刘国光旋风”和2006年围绕《物权法》掀起的“巩献田旋风”。
就在刘国光旋风风头正劲的时候，巩献田对《物权法》草案的批评又掀起了一阵旋风。辩论的焦点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是要搞私有化。辩论的领域从经济学转到了法学。
这三个旋风都是针对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私有化的，他们的观点得到了包括新左派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的响应和支持，这反映了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不满。后来发生的通钢事件和林钢事件正是反映了这种不满。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更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
二、科学社会主义还是民主社会主义
三、从“左”的方面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潮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种从“左”的方面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潮，一些人否定改革开放的成绩、反对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效，不容否定”就是对这种思潮的回答。
这种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两种极端对立的思潮，前者只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根本否定改革开放，后者只讲改革开放，根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前者只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后者则用民主社会主义取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根本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前者批评邓小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是一种变相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而后者则认为“邓小平的‘左’阻碍了向西方多党制方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报告对此做出了科学的回答：既高举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旗帜，又把它和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相统一，即坚持改革开放，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即肯定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又肯定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伟大历史作用，从而进一步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习近平关于“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讲话就是对这两种倾向的回答。
四、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历史虚无主义是反映在历史领域的一股影响很大的思潮，这股思潮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告别革命”。一切曾经被否定的历史人物都被重新戴上光环抬了出来，而那些曾经被大力宣扬的革命历史人物则被赶下了神坛。在电影《走向共和》中，卖国贼慈禧太后、李鸿章的“忧国忧民”与孙中山等的“愤青”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袁伟时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辩护更是赋予了这种解构以学术的形态。这种对历史的解构还进入到了教育领域。由一些学者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公然要把“革命史观”改变为“文明史观”，据作者讲，这就是要使我们的中学生告别“狼奶”。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更集中地表现在公开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及其指导思想。近年来，以《炎黄春秋》等媒体为阵地，掀起了一股又一股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浪潮。对毛泽东的造谣中伤、对反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控诉成了《炎黄春秋》近4年来的主旋律。与毛泽东同时被妖魔化的还有斯大林和列宁。对斯大林的妖魔化不过是老调重弹，列宁则是首次被送上了被告席，十月革命被说成是历史上第一个邪恶的十月，第二个邪恶的十月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更有人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说成是从“左”的方面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是专制主义的暴君。
五、关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或叫“儒化思潮”
六、所谓“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思潮，实质上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中性化、普遍化、绝对化为超历史、超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要求按照这种资本主义的价值标准来改造中国，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明确声称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人权、公平等等，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指责我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所谓用“中国特殊”论抵制民主进中国，所谓“撇开普世民主，自己另搞一套”。认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背离”了这种主流文明，而改革开放就是要“融入”这种主流文明。
“普世价值”思潮泛滥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一些人把他们关于“政治改革”、“宪政改革”的观点同“普世价值”论相结合，极力宣扬“宪政”的超阶级性和普世价值性，把他们主张的所谓“宪政”看作是最有可能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突破口和推翻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策略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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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0、381页
6纪硕鸣：《郎旋风刮起国企产权改革反思浪潮》，《亚洲周刊》2004年9月26日，第48—50页。
7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载《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9期。
8摘自《功劳盖世，罪恶滔天》，李锐为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写的序言。
9蒋庆：《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载《中国儒教研究通讯》2005年第1期。
10政治局常委集体参观《复兴之路》时习近平的讲话，新华社北京2012年11月2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