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1月,第38卷第1期,Jan.,2008,Vol.38,No.1JournalofNorthwest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Edition)收稿日期:2007211203;修回日期:2007211216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基金项目(NT2628)作者简介任保平(68—),男,陕西凤县人,西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方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研究。
【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的回望与前瞻】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描述、界定与理论解释任保平,刘丽(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69)摘要:在对国内外关于“中国奇迹”不同解释观点进行评价的基础上,运用统计方法对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进行描述,界定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内涵和特征,建立了双重制度变迁基础上多层经济转型动态框架对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进行了理论解释,并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持续性进行了分析。
但这“奇迹”的内涵如何界定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这是对改革年代经济增长进行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需要。
从现有研究来看,国际和国内学者从以下方面来界定和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国际上对中国奇迹的研究主要形成了5种不同的解释:(1)经济改革政策说。
俄罗斯学者通过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认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和各项经济政策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动因[1]。
(2)四因素综合作用说。
泰中商务委员会主席、泰国正大集团副董事长李绍祝认为,中国奇迹的形成来自四个关键因素的综合作用: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持续明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制度因素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内需[2]。
(3)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说。
[3](4)低起点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安克鲁格(AnKrue2ger)认为中国经济的起步非常低。
在过去的十多年内,尽管名义收入已经翻了一倍,但按国际标准,人均收入仍然相对较低。
实际数字表明,中国与它的很多邻国相比,仍然相对贫穷。
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中国还是一个中低收入的国家。
[4]。
(5)初始条件说。
哈佛大学萨克斯教授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得益于一系列的初始条件和内部条件:一是经济结构的初始条件。
改革之初大量劳动力在农村,中国的改革使得生产率较低的农业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过渡,大量流动的劳动力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
二是改革之初,中国的金融部门相对稳定,没有严重的外债[5]。
国内学者对中国奇迹的研究主要形成了8种不同的认识:(1)创新说。
认为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来自于创新。
(2)制度变迁说。
姚洋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主要来自于制度的变迁,认为中国30年的制度变迁是沿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轨迹向前推进的,中国之所以发生有效的制度变迁,其原因有三:即制度创新的分散性、市场化改革的自我强化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泛利性[7]。
(3)“三化”推进说。
宋德勇认为中国奇迹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三化推进的结果。
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业化,中国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化的直接结果。
[8](4)发展战略说。
林毅夫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关键在于采取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战略,认为改革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推行了不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传统经济体制,使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能够得以发挥出来[9]。
(5)市场需求说。
海闻认为国内市场规模产生的巨大内需成为“中国奇迹”的主要动力,中国深入改革产生的制度变迁将进一步产生创造力和提高生产力,更加开放的国际环境有助于更好地利用全球市场与资源[10]。
(6)技术进步说。
沈波涛、李玉举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分析了中国“增长的奇迹”,他们认为新经济增长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奇迹的产生,并且借助这一分析,探讨了如何通过加速技术创新,完善、健全制度因素来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使中国奇迹持续下去[11]。
(7)劳动力转移说。
黄忠平认为大量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所引发的跨部门配置效率,与部门内的增长效率一起解释了我国的增长奇迹。
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关键在于继续鼓励资源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与服务业部门[12]。
(8)地方政府竞争说。
张军认为中国奇迹的出现来自于地方政府的竞争,向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并从体制上维持一个集中的政治权威,把巨大的经济体分解为众多独立决策的小型地方经济,创造出了地方为经济增长而竞争的“控制权市场”。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有利于投资增长的政策环境的改善,加快了金融深化的进程和融资市场化的步伐。
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和中国经济的深度开放,是地方为增长而竞争的结果。
[3]。
国际和国内现有的对中国“增长奇迹”的研究,有些是从单一因素来说明,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界定和理论解释,并且主要是在经验判断基础上进行的。
本文首先采用统计方法,对“中国增长奇迹”的基本事实进行描述,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理论界定和理论解释,并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对中国“增长奇迹”的持续性进行展望。
二、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的统计描述中国30年经济转型增长的绩效为世界所公认,被国际国内学者称为“中国奇迹”、“中国之谜”。
在此我们将这一现象统计描述如下:(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扩大,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可以作为度量经济增长的一个基础性指标[14]。
伴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不断演变,因此,可以将GDP、人均GDP、经济增长率、第一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作为衡量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统计指标。
从表1可以看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不断趋于完善,不但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且形成了良性激励机制,产业结构扭曲得以矫正,对外开放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非公有经济的大力发展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造成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促使中国GDP的总量和人均GDP不断增加,1978—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从36451217亿元增加到209407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81123元增加到16084元;经济增长率尽管出现波动,但是总体上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西方发达国家,如英、美等国家都是采用GPI(经济真实进步指数)来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这有利于克服GDP指标的缺点[15]。
事实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只是指人民物质生活丰裕,人均支配收入增加,购买力增强,而且还包含人民享有真实民主,消费结构的变化,拥有较为充实的精神食粮。
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阶段,人们更倾向于从客观物质条件方面去理解生活水平。
因此,我们利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人民生活质量。
一般来说,居民收入决定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其恩格尔系数越小,即居民用于食物消费的支出占总消费支出之比越小。
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城乡居民1241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上升,特别是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更大,从1978年的34314元增加到2006年的11759元。
居民收入是消费水平高低以及消费结构改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意味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食物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不断减少,即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1995年以前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50%以上,农村居民在58%以上,2006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518%,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到4310%。
如果按照国际标准划分,恩格尔系数50%～60%为温饱型,40%～50%为小康型,40%以下为富裕性[16]。
这就意味着,现阶段我国城市居民平均生活水平将达到富裕阶段,农民平均生活水平达到小康阶段。
自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吸收外商投资稳步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保持了良好的发展趋势。
从表3中可以看出,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逐年大幅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03—2006年我国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年均增长2918%。
贸易总量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逐年提高,在世界各国的位次不断提升,2002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为6208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17%。
到2006年已达17604亿美元,增长了近2倍,占世界的比重提高到712%,在世界的位次从2002年的第6位,提升到2006年第3位。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也不断上升,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
我国外商投资总体呈上升趋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一个成熟稳定的全新发展阶段,2003—2006年,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以年均416%的速度稳步增长,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引进了大量的先进适用技术和管理手段,促进了产业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加快了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006年外商投资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发布的统计数据(四)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化经济现代化意味着结构的变化,结构的变化包含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等等在内[17]。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动力逐步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和人居环境不断优化,从而使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发展。
从表4中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这不但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体系的构建,而且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转移的平台。
一、二、三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及其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下降,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及其就业人数比重不断上升,城乡发展日趋交融,实现经济社会的整合与发展。
并且我国在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加强劳动保障法制和基础建设,社会保障范围不断扩展,社会保障待遇标准逐年提高,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从而我国现代化进程逐步加快。
从2005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1012%,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19%),也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16%)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
如表5所示。
中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不仅高出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转型国家相比较,中国经济增长也表现出了高速增长的奇迹,具体见表6。
具体见表7。
具体见表8。
关于“中国奇迹”的界定,理论界存在着争议,有人认为衡量是否是奇迹的关键在于三个方面:“不可能发生而发生的事情,发生机率极小而发生的事情,超出了经济学家的常识、已有的经验来看不可能发生而实际上却发生的经济增长”[18],据此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超出已有的经验,把中国的经济增长归结为“中国奇迹”不准确。
笔者认为衡量经济增长奇迹的标准在于:“增长的条件、增长背景、增长的动力、增长道路、增长机制和增长的持续性”几个方面去衡量。
查尔斯.I.琼斯(Charles.I.Jones)在其《经济增长导论》中分析经济增长的奇迹和经济增长的灾难时指出,“经济基础因素的差异是导致国家间收入差异的重要因素,71那么经济基础因素的变化就会导致收入的变化。
如果经济基础因素的改革把经济体中的激励机制从鼓励转移转向鼓励生产性活动,就可以起到鼓励投资、技能积累、技术转变和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投资的有效使用。
这些改革措施提高了经济长期的稳定状态,符合转型动态原理,因而产生了增长的奇迹”,“在一个经济体系中,资本可能被用于防卫、安全设施以及海盗船的投资。
技能可能被作为欺诈投资者或者索贿的一种手段。
而在另一个经济体系中,所有的投资可能全部用于生产,那么显然,在这个经济体系中,相同的投入会得到不同的产出。
”[19]因此,中国“30年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在经济转型所提供的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推动下所实现的超常增长。
如果存在‘东亚奇迹’的话,那么中国改革后的增长是真正的中国奇迹”[20]。
依据对“增长奇迹”标准的认识,结合查尔斯I琼斯的观点,笔者认为中国奇迹是:中国在市场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在经济转型推动而形成的双重制度变迁背景下所产生的新经济基础因素使中国经济在30年中采取的与发达国家、东欧国家和苏联以及东亚经济发展不一样的特殊增长条件、增长因素、增长路径、增长动力、增长机制,所呈现出不一致的超常持续增长态势。
这一内涵界定包含如下内容:(一)从特殊的增长条件来看按照新古典的经济学家所设计的“华盛顿”共识,只要产权得到明确界定,市场价格机制能充分发挥作用,经济就能够自动实现增长。
所以“华盛顿共识”的基本思路是:转型国家需要加速经济自由化进程,包括国内贸易、企业活动、对外经济联系、价格形成以及资本和劳动跨部门和跨地区流动等方面的自由化;加快国有财产私有化进程,使国有财产变成自然人财产和法人财产,弱化国家的经济地位;通过自由化和私有化形成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加快国家的对外开放,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结果东欧和苏联国家按照现有经济学理论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实施了“华盛顿共识”开出休克疗法,但是“华盛顿共识”的实施并没有像它的设计者预期的那样,使转型国家的经济经历一个短暂的下滑之后很快恢复增长,呈现出“J”曲线效应。
相反,由于经济结构的急剧变动、经济机制的严重断裂、货币供给的强烈收缩以及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国家出现了一种与一般的经济循环不同的“转型衰退”,经济增长率徒然下降,并陷入了一种持久的深度衰退之中,呈现出一种“L”型的经济增长轨迹。
而中国在产权不明晰,市场发育基本不健全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这种增长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实现,而且超出了经济学已有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
(二)从特殊的增长因素来看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特有因素的推动:一是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大规模持续转移。
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的大规模持续转移形成了快速的工业化,缓解了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种种摩擦,在优化了产业结构的同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是特殊的初始条件。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工业化是从比较高的初始条件基础上开始的,1978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62411亿元,工业总产值为1607亿元,中国的工业化是在这种初始条件基础上不仅快速增长,而且这种快速的工业化不断吸收来自农业部门的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三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
30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沿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轨迹向前推进的。
体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使计划经济体制初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出被传统体制压抑的生产力,使资源配置效率向生产可能性曲线靠近。
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日益扩大,层次由浅入深,基础性作用显著增强,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四是大国优势的发挥。
大国优势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特殊因素之一,作为一个大国,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很大,因此,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结构差距首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展开,然后采取阶梯递进的方式逐步挖掘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潜力,从而使中国经济能够保持持续的快速增长。
(三)从特殊的增长路径看由于“中国的特点就是问题特别的多,既是发展中国,又是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与转型经济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互相制约,非常复杂。
”[21]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是在这种特殊的路径下实现的,即在“双重制度变迁”的路径下实现的,既要实现体制的转轨,又要实现经济的增长。
正如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经济改革远比苏联与东欧复杂和艰难,因为中国必须面对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两个难题,而不像东欧与苏联那样仅仅需要对体制进行转轨。
体制的转轨为经济的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劳81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的转移。
而且劳动力的转移不是像发展经济学家所设计的那样由农村向城市转移,而是发展了乡镇企业,通过乡镇企业既转移了劳动力,又提高了收入水平,形成了平均化的消费模式,在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一大批耐用消费品的快速增长又引发了消费革命,“消费诱导投资,带动整体需求增长,从而能够吸纳来自农业的劳动力转移,又能通过深化分工和学习效应等动态效率,提升工业部门自身的生产率,形成生产与消费、工业与整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22](四)从特殊的增长动力上来看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有没有一个支持经济增长的良好动力系统”[23]。
这一动力系统能够有效地激发各种增长要素发挥其最大能量,并且能够根据环境以及自身条件的变化妥善地调整经济增长策略,使经济增长动力始终维持在一个良性状态。
作为一个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经历着从二元经济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转变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制度创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体制动力;国内需求的扩大、储蓄转化为投资以及投资效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内在驱动力;外资的利用及外贸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外在推动力;技术进步、文化教育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形成了创新动力,各种增长动力相结合形成了中国30年的“增长奇迹”。
(五)从特殊的增长机制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实行渐进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改革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制度、生产经营方式,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
渐进式的改革造就了一种特殊的增长机制,即效率型的增量增长机制。
渐进式的改革特点不是慢,而是先不取消效率低的旧体制,大力促进效率高的新体制,也就是暂时不动效率低的存量,而是大力发展效率高的增量,通过效率高的增长量扩张加速经济增长。
四、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双重制度变迁基础上多层经济转型视角的理论解释一般而言,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系统运作的动态过程,它主要考察的是一国国民生产总值增加或者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加的变化进程,并对这种变动做出某种理论性解释。
在西方经济学中主要从两种角度研究经济增长其一是从生产要素投入的积累与对投入要素更富生产性的利用来研究经济增长源泉的增长要素研究方法;另一种是根据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的不同贡献,来反映经济增长的一些问题的增长格局研究方法。
中国经济增长的路径与这两种研究方法不尽相同。
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国家,也与“亚洲四小龙”当年的经济增长奇迹相区别。
是一种双重制度变迁基础上的多层经济转型。
双重制度变迁表现为由落后向发达状态的结构变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变迁,并在双重制度变迁基础上形成了多层次的经济转型,导致了中国30年“增长的奇迹”。
这种“经济增长奇迹”的复杂性使现有的经济理论对此无法形成有效解释,需要建立新的解释框架。
“经济增长无非是经济活动或者经济运行的一种动态序列”[24]。
为此,笔者建立双重制度变迁基础上多层经济转型动态框架来分析中国30年“经济增长奇迹”的发生机制。
双重制度变迁基础上多层经济转型动态框架的基本逻辑是:经济体制转轨导致双重制度变迁的发生,并引起多层经济转型的出现: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工业化由国家一元工业化向国家工业化与民间工业化、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相结合的二元工业化转型,城市化由国家一元城市化向国家城市化与民间城市化、城市化与城镇化相结合的二元城市化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型,社会由封闭向开放转型;多层经济转型形成了新的增长机制、增长动力与增长空间,引起各种要素向有效率的方向配置,从而导致中国30年“增长奇迹”的发生。
(一)经济体制转轨引起的双重制度变迁为30年“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因素一般而言,“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是对经济增长的动态需求积累到相当程度的强烈反应,是原有体制对经济增长的抑制达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以至于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后提出的要求”[25]。
因此,体制转轨引起的双重制度变迁使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释放出了经济增长潜力,为30年“经济增长奇迹”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因素。
主要体现在:第一,产品市场化。
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创造市场需求,使经济发展的潜在生产力在经济转型: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