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社会各界深入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也在外国学者中引发热议。围绕中国的高质量发展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研究员石田隆至，请他从历史视角探讨中国新发展的蕴意。
探索不同以往的发展模式
针对部分国家对中国发展存在的偏见，石田表示，当前以美日为首的部分国家将中国近年来的发展定位为“威胁”“对国际秩序的挑战”，并予以排斥和压制，这种行为并没有充分的依据。中国是美日两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相互间联系紧密。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找不到美日两国敌视中国的必然性。
石田注意到，自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后，中国提出新发展理念；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追求“新发展”也成为贯穿通篇的主线。此外，报告中还反复提及“高质量发展”，可见，现在中国正在探索与以往不同的发展模式。
谈及“新发展”的不同之处，石田首先向记者简单回顾了近代工业的发展模式。他认为，近代工业发展模式经历了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传统发展模式向多样化的小批量生产发展模式的过渡。在消费品不足、需要提高产量以惠及全体国民的时期，发达国家通过推进工业化满足了人们的广泛需求，经济也经历了飞跃式增长。但是，一旦耐用消费品充斥全国，消费需求自然会下降。加之受到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等经济变动的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极限。可见，发达国家虽成功实现了高速发展，但其发展模式无法持续。
因此，这些国家追求的发展模式逐渐转变为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而非统一的产品生产。这些国家希望通过频繁转型，不断创造新的需求，以延续其发展。但是，目前这种模式也再度达到极限。而且，这种模式需要使用化石燃料生产，从环保的角度而言，由其所带来的大量二氧化碳排放也昭示着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在世界之变语境中理解中国新发展
为克服大规模生产模式的局限性，发达国家利用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生产技术和能力差距实现持续发展。即使国内需求饱和，它们仍可以通过满足国外需求延长生命。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化、90年代的全球化为原本低迷的发达国家经济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然而，2010年以后，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其在技术和生产能力等方面迅速缩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全球市场上，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逐渐丧失，因此视中国为“威胁”“挑战”的声音日盛。对中国而言，外在压力也成为其加快自身发展模式转型的动力之一。
在通过技术发展提高生产力、追求经济增长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是相通的，因此在环境的可持续性方面也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以往，中国无需过度考虑劳动力成本、资源、国际竞争等因素，但当前中国的发展环境已发生巨变。如何由无需考虑环境负荷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重视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课题。
面对这一挑战，以美日为首的发达国家企图通过单边保护主义、制裁和遏制竞争对手的方式加以应对，这与西方世界以往重视的自由竞争原则、全球化道路背道而驰。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试图压制其发展，以维持自身既得利益者的地位。例如，美欧等国家和地区对华为肆意打压并将其排除在本地市场之外，只因华为具备了高度的自主技术与国际竞争力。这正与导致世界规模纷争的排他主义相通。
“中国是否也试图用同样的方式克服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抑或因其具有不亚于西方的竞争力而成为全球化的推动者？”石田认为，当思考何为中国的“新发展”时，需要将其置于上述世界发展的语境之中。为此，他从几个关键概念入手，尝试思考中国所追求的“新发展”之内涵。
“双循环”反映中国的世界观
探索共同发展的开放性世界
石田表示，中国所倡导的新发展理念，是以如下关键词来表述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创新为动力，与环境相协调，对内对外开放且公正。它是对现有“国际秩序”未能应对新兴国家崛起的现实做出的自我变革，是对陷入以“保守、对立、牺牲环境、封闭、垄断”为特点的发达国家既得利益格局的批判。新发展，不是追求由少数主体决定和控制的秩序，而是追求所有主体都具有独特发展潜力和机遇的全球发展与治理模式，而“多边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其内涵。
石田认为，总的来说，“新发展”并非单纯否定或重塑传统国际秩序，而是正视新兴国家崛起的现实，努力探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开放性世界。在不牺牲环境与他者后进性的前提下，基于技术创新的内在发展，追求全人类的共同发展与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发展”具有不同于以往发展概念的世界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