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过去的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外商直接投资的快速进入和由此而带动的加工贸易的扩张。但是，与东亚经济不同，中国贸易部门过去10年的扩张与国内经济发展的联系几乎是脱节的。贸易的扩张虽然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这个影响是局部的和扭曲的，因为中国的贸易扩张主要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超常增长。由于外资企业(目前大约有46万家)成了中国贸易部门的主要推动者，而且这些外资企业通常以加工贸易为主，进口与出口几乎发生在同一部门内，贸易部门的扩张与国内其它经济部门的联系就变得不那么紧密了。贸易部门扩张对国内经济的传导效应(即“巴拉萨效应”)并不显著，这表现为过去10年间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几乎就是外资企业集中和主导的地区。把这些地区拿掉，其他地区的收入水平还相当的低。在一个高收入的贸易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体内时，我们不能指望人民币的汇率仅仅由这些少数地区的收入水平来决定。在国际收支上，中国积累起来的庞大的外汇赢余正说明了中国整体经济落后的问题。
加工贸易部门与中国整体经济的相对分离(这个分离主要由外资主导贸易造成的)是造成人民币升值幻觉的重要原因。虽然贸易部门的扩张速度非常快，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70%，但是由于贸易部门的扩张局限于外商企业的加工贸易，并不能显著地拉动中国经济其余部门的扩张，所以来自贸易的帐面赢余被迅速地积累起来了，造成了人民币升值的虚幻的压力。真正的问题是，作为一个这么庞大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发展如果不是局限在外资和贸易部门的话，是不可能有在国际收支上积累起这么大赢余的能力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应该足以吸纳掉这些赢余才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但目前却还没有能力这么做。在这样的格局下，服务业(包括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很可能为加强贸易部门与国内经济的联系、打通贸易部门的扩张与国内其他经济部门的增长渠道，打开一个重要的通道。
更重要的是，这种开放也使中国的本土企业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接近这些过去难以接近的存量部门。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经济体中大量的民营企业和民营部门就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以更有效率的服务来进入国有和长期以来由国家主导与垄断的部门与行业，而且这种“进入”将会更多地采取股权收购等“激活存量”的方式。这对于从整体上克服我们现在的存量需求不足的状况、调动存量部门去吸纳外部部门(国际收支)积累起来的过度不平衡的赢余是极其有利的。这样一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现有制度框架就不需要做出重大调整。毕竟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还非常低，还有大量的闲置劳动力，技术选择还受到劳动资源禀赋的限制，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量还比较稀少，技术进步也不够快，创新还不是企业的主导战略，大规模的离岸生产也还不可能发生。在这种状况下，现有的经济发展政策，尤其是贸易扩张、固定汇率、制造业发展以及鼓励外资的政策等，还不可能做出重大的调整。因此，服务业、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等领域更全面的开放对两年后中国经济维持更长久的增长空间仍然是一个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