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都在聆听刘鹤在达沃斯的演讲，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改革顶层设计的灵魂人物，从幕后走向台前。
”
一、刘鹤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认识已转变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无论政界企界学术界，普遍认为已经持续了20年的高增长，必不能再持续。
管理世界杂志社因此召开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学术研讨会，并随后将刘鹤，易纲，宋国青，樊纲，王小鲁，张平等人的工作论文，发表在2017年第一期杂志上。
20年前的刘鹤
刘鹤在开头态度就非常明确，中国的长期高增长仍然可持续！这观点在当时，曲高和寡，风险极高。尽管今天回头看确实如此。
例如，刘鹤当时就认为，把“高新技术产业视为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点似乎也勉强。真正的增长点应是全面推进城市化进程，使29％的城市化率追赶上５０％之高的工业化率”，“城市化是拓展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真正物理平台”，可以让传统的制造业在城市化这波浪潮中顺利获得新生。
这是刘鹤对当时中国的清醒认识，不盲从所谓的高科技，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来要来自于制造业的扩张，而扩张的平台是城市化。这是脚踏实地的态度。
恐怕也正是这种意识的存在，促使了今天强有力的去产能，去杠杆。
20年前，刘鹤认为中国要解决的问题，是增长。相信他这充满智慧和务实的观点，是最终能成为最高智囊的关键。
20年后，他变了
刘鹤在达沃斯年会上的发言，说的却是质量。这是他认为中国今天要解决的问题，相信这也代表决策者。
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就是“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大攻坚战”。这个总要求，就是把高增长转为高质量。中国的人均收入要从8000美元迈向１万美元了，总量增长带来的边际效益已经不明显，因此需要进行结构优化。
从20年前的总量扩张，到20年后的质量发展，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而且”今后几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都将围绕这个总要求展开“。
有人会说，咱们小群众，知道了这个转变又怎样？知道了这个总要求又怎样？
当然不一样！了解了这个总要求，了解了这个总需求的历史变化过程，我们就更知道，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领头羊，极可能是从人工智能，芯片设计，科技金融，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而绝不会是茅台。
当然，中国未来也极可能出现一个创新型的资本市场，看你怎么理解。
二、刘鹤供给侧改革路线图，与他对两次大危机研究密不可分
曾经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以研究1929年大萧条闻名。也正因为如此，他在2008年危机出现后，立即推出了“量化宽松”。
刘鹤比伯南克幸福，他可以研究两次大危机，既有1929年危机，也有2008年危机。他作为主笔人，组织了两次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论文发表于2012年，并因此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顺便说一句，他当时已经升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副主任。
他所经历的两次危机共同点
1.两次危机爆发前，都发生了重大的技术革命，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政府都采取了极其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爆发危机的前兆，而且在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三大挑战；
3.两次危机前，货币政策都过于宽松，经济泡沫恶性膨胀。股市泡沫使大众心理处于极端的投机状态，人类本性中的贪婪和健忘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4.危机在完成自我延伸的逻辑之前，不可轻言复苏。
为什么在三大攻坚战中，要把”精准扶贫“作为其一？
因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往往是造成危机的前兆。而且在危机演化的过程中，不满极易发展成为民粹主义，迫使政府行为趋于保守和短期。
为什么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攻坚战？
因为放任的经济政策，宽松的监管和膨胀的货币，极可能促发资产泡沫。因此，要竭力避免中国走向一种过度负债型经济，把宏观杠杆率控制住，解决银行理财产品的”庞氏骗局“和地方债的”庞氏骗局“。
刘鹤1992年到1995年期间，曾先后在美国ＳｅｔｏｎＨａｌｌ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学习（这也是他任职国家计委期间），他见过里根供给经济学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繁荣，因此提出供给侧改革的主张，并不意外。
供给侧改革拉低了中国经济增速
今天中国资本市场的向好，与2016年开始的去产能，去库存，存在因果关系。刘鹤在达沃斯会议上列举，中国减少钢铁产能1.15亿吨，减少煤炭产能５亿吨，市场出清调整了供求关系。
安信证券高善文（《走进新时代》，2017.12.31）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他选取受供给侧影响的行业作为目标组，选取不受供给侧影响的行业为对照组，比较分析后发现：
两组在供给侧改革之前，工业增加值增速高度一致，甚至目标组的增速在经济加速期，还要更高一些。但2016年之后，受供给侧改革影响的目标组，增速从2015年底的6.3％，骤然降低至去年底的1％。而不受影响的对照组，则一路加速至8.8％的水平。
假如没有供给侧改革，高善文预计，2017年1-10月，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应该在9％的水平，对应GDP增速应该在7.5％以上。
换句话说，供给侧改革明显拉低了经济增速，掩盖了中国真实的经济复苏。
中国资本市场2017下半年以来的上涨，你可以说是货币推动的上涨，但它是建立在经济复苏基础之上的坚实上涨，这一点在香港市场表现非常明显。
三、无需再测试金融去杠杆的决心
本人也曾在撰写的《21世纪金融监管序言》中，坚定认为金融危机可以避免。“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会押着同样的韵脚”，“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共同标志性特征有：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债务负担加剧，经济增长率波动，经常账户赤字等”。
“两次大危机中，一个共同原因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超过了微观层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和宏观层面的监管能力。监管放松，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愈演愈烈”。
因此，金融监管“必须长牙齿”，而且“必须是内生反周期性的，特别是在繁荣时期，金融监管在不受重视时最有价值”。
我们已经无需心存幻想，刘鹤在降低宏观负债率上，非常坚定。但在使用手段上，有先有后。
2018年金融去杠杆的手段
对于金融领域内在的，以”理财资金池“为代表的借新还旧的”银行庞氏骗局“，刘鹤认为是短期风险，要以“外科手术式的措施化解”。
这个“外科手术式的措施”，一定会与一刀切的行政去产能，去库存相似，严厉的金融整顿，伴随巨大的阵痛，投资者对此要意识清醒。
这意味着2018年，除因经济复苏和投资需求推至的，资本市场的内生性上涨，我们不要期待外部金融环境的增量配合，甚至外部存量环境也会恶化。
在短期的金融去杠杆没有完成之前，我们不可能期待政府会大规模宽松。因为此时宽松，只会让金融继续空转，脱虚入实的目的难以达到。
如果以上推断是正确的，那么2018年的资本市场，绝不会是一个全面牛市。看似形成的全面牛市，更可能会跟着大幅的市场调整。
四、降成本的第一要求是货币宽松
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完成之后，按刘鹤的意思，就是要降低全社会的成本。而要降低全社会的成本，首先是降低企业的成本。
降低企业的成本，也不会是政府跳出来帮企业降低采购成本，这到底是企业自己的事儿。政府能做的，能立竿见影的，是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
这主要包括两项：一项是降低企业的税负成本，一项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降低融资成本，能力范围内，是比较可行的。去杠杆之后，更需要货币宽松。
要解决中国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必须先给出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就如伯南克在《大萧条》这本书中所描述的，1929年因货币泡沫引发的大危机后，有些国家认为都是纸币惹的祸，因此重返金本位，人为进行货币紧缩。这些国家的经济复苏，要远远落后于那些仍然坚持纸币本位的国家。
解决沉疴，往往需要以毒攻毒。
要解决中国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必须创造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特别是在严厉的金融去杠杆之后。而且去杠杆之后，货币宽松的效果也会更加显著。
“严监管，宽货币”，才能让中国经济尽快焕发活力。
中国资本市场的全面牛市，一定发生在金融去杠杆大见成效，货币政策趋于正常之后。
五、中国资本市场，未来会是长期牛市
中国的结构性调整，很少有人想到，是从行政性强制性的去产能去库存开始的。
对于微观中的民营企业而言，这显然不公平。因为行政的一刀切，切去的往往是民营企业的产能。看到的结果，是“国进民退”，是“国家资本主义”。
去产能已经初见成效，接下来则是去杠杆。去杠杆如果完成，接下来就是降成本。
中国这次改革，是从”去“字开始的，是痛苦的。但没有去，又哪里会有“来”呢？
今天，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已经复苏。中国的经常项目收入，已经达到2015年来的峰值。国际贸易顺差，也回到历史的较高区域。外汇储备重新站到3万亿美元上方。
外部环境给中国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性的机遇，我们现在不改，将来再改会来不及。
再借用刘鹤同志1998年的那句话：“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如果中国经济不抓住增长的好机会，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到来之前尽可能快地解决结构性改革的历史任务，就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了”。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次历史性的机遇吧！
附刘鹤达沃斯演讲全文：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
尊敬的施瓦布主席，
尊敬的各位嘉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施瓦布先生邀请，让我有机会参加本次达沃斯论坛。去年这个时候，习近平主席在这里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著名演讲，坚决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一年来，中国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加强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进口，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用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
施瓦布主席希望我借这个机会介绍中共十九大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我做一简要回应。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发展的行动指南，确定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2050年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明确了未来几年中国的经济政策方向。中共十九大报告是一份透明度很高的施政纲领，里面提的每件事都是向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都必须要做到。而做到这些事，将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未来政策，我建议大家阅读一下这份报告。
中国未来几年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是围绕上述目标而制定的，关键就是要实施好“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战”。
“一条主线”，就是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供给体系难以适应需求体系的变化，供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偏差，需要及时调整。因此，通过改革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路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就是在生产过剩的领域“去产能”，在房地产领域去掉多余的库存，降低过高的杠杆率，在全社会降低成本，在整个经济结构中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性。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效。2016年以来，中国已减少钢铁产能超过1.15亿吨，取缔1.4亿吨“地条钢”产能，减少煤炭产能超过5亿吨。我们通过市场出清调整了供求关系，带动了部分领域的价格回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16年出现了由降转升的拐点，这件事已经产生全球的正面外溢效应。这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三大攻坚战”，就是中国决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按照“木桶原理”，“三大攻坚战”就是补齐我们发展中的三个最突出的短板，从而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二是继续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大规模减少贫困人口。过去五年，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打响了力度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约1亿人减少到3000万左右。未来三年，我们的任务是基本消灭绝对贫困，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今年，我们将减少1000万绝对贫困人口，其中包括实现易地搬迁减贫的280万人。我们认为，这是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也是中国人权观的具体体现，将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新贡献。
三是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对传统增长方式的调整。未来三年，我们将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事实上，我们所做的这件事，就是在采取具体行动信守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落实好《巴黎协定》。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把这件事做下去，也希望和国际社会全面加强合作。
女士们、先生们！
毫无疑问，为实现以上目标，必须加快改革开放。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我们坚信，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我们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与各国扩大双向投资和贸易往来，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相信这个4亿人左右而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开放市场，将对全球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一带一路”建设的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我们要通过打造互联互通的物理条件和人文环境，扩大全球有效需求，巩固全球经济复苏的总体态势。
在人类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历史或以不同的方式重演，或把我们带到似曾相识的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面前，慎重、理性和正确的选择十分关键。面对气候变化、技术进步双刃剑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我们应当跳出局限性，加强战略思维，增进相互谅解、包容、信任，更加理性务实地进行合作，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繁荣的彼岸。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去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只要我们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携手努力、共同担当，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就一定能够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变化，但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在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前提下，与国际社会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共同发展和进步。
感谢诸位的倾听，谢谢主席先生！谢谢大家！
延伸
阅读一
鹤的30年
对于刘鹤，业界已有诸多评价：“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中国新经济计划的总设计师”……
美国彭博新闻社称刘鹤为“中国的萨默斯（美国白宫原首席经济顾问）”，以强调刘鹤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
1月24日，刘鹤在达沃斯的一番精彩演讲再次引起轰动。
2013年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了15大领域330项全面改革方案，不知今年年底的三中全会改革一揽子新方案中，将有多么重磅的武器推出。
1、货币主义的幻象在中国不存在微观基础
就如现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学界讨论的高频词。在上世纪80年代末，“跨越低水平陷阱”是当时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
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十年，农村实行承包制，城市向工厂放权搞活，财政实行包干制，这些放权让利的改革使中国经济一下活跃起来。但是，计划向市场转轨时期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而宏观调控体系几乎是一片空白，再加上政策的摇摆，经济的波动性很大。
当年3月，价格闯关启动，物价开始飞涨，CPI从年初的9.4%涨到了年末的27.9%，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通货膨胀？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当时，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刚刚被引入国内，“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这句话成为当时一部分学习西方的中国经济学家的信条。
按照这样的逻辑，货币多了导致了通货膨胀，控制货币就可以了。后来的治理整顿期间也确实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控制信贷，猛踩刹车。
他认为，通货膨胀的表象虽然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产品”，但实质上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倾斜引起的结构矛盾。在不触动分配格局和经济机制的情况下，单纯地从总量入手“管住货币、砍下投资”，只能紧了供给、松了消费、紧了重点、松了一般、紧了基础、松了加工，最终出现经济滞胀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居民的收入增长很快。1979年至1988年，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年上升3个百分点。鹤认为，通货膨胀除了成本推动，更多的是需求推动，也就是居民收入过快导致对各类商品的需求大增，进而导致物价上涨。
但是，旺盛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带动对上游基础工业投资的增加。相反，对基础产业的投资不断下滑。1987年，基础产业的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却由1978年的42%下跌到了26.8%，当时，电力紧缺，铁路运输能力也严重不足。这让他非常忧虑。
进口成为了弥补国内基础工业不足的渠道，于是原材料进口大幅增长，导致了本已十分紧张的外汇储备更加短缺。
1991年，他在《管理世界》（双月刊）发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化与出路——需求、生产、就业和贸易的关联分析》一文，他指出，“由于体制约束和技术约束等因素，供给体系的调整明显滞后。”
1988年末，面对通货膨胀，如果仅仅简单地实行信贷收缩，那么直接受伤的可能就是本已十分脆弱的基础产业，因为对这方面的投资会进一步收缩，基础产业的供给体系短缺会更严重。所以，鹤并不同意单纯地靠货币政策来解决当时的通货膨胀问题。
那么，该怎么办？他提出，不是要收缩投资，而是要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投资，“凡是能跨越基础产业关口的发展中国家，都已跻身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这项改革建议得到落实，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相继成立。不过，后来国开行发展壮大，不断进入商业银行业务领域，引起其他银行的不满，并燃起了对政策性银行定位的争论，这是后话。
2、结构性政策由来
经过1980年下半期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和讨论，到1989年，共识基本形成。当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是中国第一份关于产业政策的文件。
方向很清晰，就是要大力发展基础产业，跨越低水平陷阱。这份文件指出，“集中力量，首先把粮食、棉花、煤炭、电力、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以及市场紧俏的轻纺产品的生产建设搞上去。”
这时候，比鹤小四岁的杨伟民也调到了计委产业司，杨伟民也下乡插过队，当过工人，后来考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到产业司之前，他是煤炭管理干部学院的一名教师。
电力要发展，首先是火电，这就需要对煤、运输、发电设备、采煤设备、电力布局和资金、人力、物资进行统一规划。除火电外，水电超大型项目也在推进。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不可否认，当时的产业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大强化了中国的基础产业，为后来中国的制造业成长提供了基础。
1988年，中国的发电量只有5451亿千瓦时，但是到了1996年就到了10794亿千瓦时，接近翻倍。钢铁项目也实现了大干快上，1990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只有6600万吨，十年之后就接近翻番。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当年最需要重点扶持发展的产业，一直高速狂飙了二十多年。2016年，中国发电量突破6万亿千瓦时，是1988年11倍，粗钢产量8.8亿吨，是1990年的13倍。但是，在“四万亿”政策之后，本已过剩的基础行业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首当其冲的是煤、钢和电。
可是，当初谁会想到现如今的局面？当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时，2015年底，“去产能”从发改委层面上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层面，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时隔将近三十年，针对基础产业的供给侧调节再次启动，当时是增产能，现在是去产能。
对产能过剩的现实，业界有基本的共识，但对于去产能的手法，却产生的激烈的争论。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一文毫不回避这一问题。提问直入主题——有舆论质疑“去产能”是“一刀切”“搞摊派”“计划经济老一套”。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行政手段是否必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当怎么摆？
权威人士的回答以反问句式答道，“比如，减少对“僵尸企业”的补贴，不靠行政命令、单靠市场行吗？”权威人士指出，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多地减少行政干预，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好决定性作用。但是靠什么手段能做到这一点？“解铃还须系铃人”，减少行政干预离不开政府自我革命。
在1989年颁布上述文件后，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当时为了支持基础产业发展，采取了不少扭曲市场公平竞争的做法，如产业间实行差别利率、差别税率、行政性的价格调整等等。
2000年，他在《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四个方面》一文中进一步总结了自己对中国宏观政策的看法，“回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年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经济增长的动源总是起源于结构性的失衡状态，而增长的实现或消失又总是取决于结构性矛盾的缓解或加剧扭曲。因此，结构性政策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增长核心的政策。”
不过，此时他的职位发生了变动，从1998年开始，他开始担任国家信息中心的副主任，这使得他对刚刚兴起的互联网经济有新的认识。
他到信息中心仅三个月，IBM、NEC、富士通、道？琼斯、路透社等多家大公司都来和信息中心洽谈合作。这使他意识到美国的信息产业十分火热，当时美国的互联网科技泡沫正在兴起。
2000年，他就提出了，“网络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结构，就像水、空气、高速公路一样与大家共存。”他大力鼓吹“新经济”，认为“目前发生的网络经济现象，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它不仅仅是一个产业部门的发展现象，其影响是全局性、全方位、战略性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但是，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互联网经济到底是什么。他批评一些人的麻木不仁，“最危险的是对新事物麻木不仁和熟视无睹的态度。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新的网络经济席卷而至，我们内部相当多的官员及政治、经济、科技精英却置若罔闻，陷入传统的线性发展阶段论，认为一个人均80美元的国家只能重视劳动密集产业，只能先工业化后信息化，不具备参与新经济竞争的基础和实力。”
3、风云际会
每一个十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会面临新的问题。1980年代末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主要问题已经由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
1994年，中国的物价上涨水平曾经高达24.1%，到1996年下降到了8.3%,到1997年只有0.8%，1998年和1999年连续出现了负增长。经济增速和物价水平一路下行，如何走出通缩成为当时最迫切的问题。
但是，让他们意外的是，“十几天后基本没人到国家计委跑项目，或者说当时政策的判断和市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市场的感觉是经济不景气，但是政策设计者感觉经济还是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所以，第一个政策判断并不准确。”
对经济形势有了清晰认识之后，继续放松货币政策应是不二选项。但是对于是否应继续降息，经济学家有分歧。一派认为实际利率过高，应该降。一派认为，在1996至1997年已三次降息之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流动性陷阱，降息没用。前一派占了上风。
1998年，央行分别在3月、7月和12月再度三次降息。但市场的反映却并不那么热烈，三次降息的当天，上证综指三次均下跌。1997年全年，上证综指下跌了94.65点。
于是，经济学界意识到，货币政策的效应似乎没那么明显，市场的回应也不积极。
当时朱老板提出的目标是保住8%的增速。货币政策不足，财政政策加码。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预算调整方案，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同时配套增加1000亿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专项建设资金。通过一系列的积极政策，1998年度过了难关，虽然没有保住8%，但达到了7.8%。
除了短期问题，当年对于中国长期增长前景，经济学界出现了较大的分歧。
鹤坚持中国经济会有光明的前景，他批评了中国难以突破“20年高速增长的物理极限”的悲观论调，认为中国在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三个方面存在潜力，将会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机会。
正是这些争论和讨论，使他意识到，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应进行严肃的讨论和交流。于是，他做了一件对中国经济学界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事，成立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他曾经讲述过成立的过程：1998年6月，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50人论坛的组织工作。
50人论坛很快成立了，这个平台聚集了几乎所有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至今仍对中国经济决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鹤身居高位，不再参加每年的年会。
在1998年那场围绕中国经济长期走势的争论中，鹤的判断是对的。在加入WTO之后，中国逐渐走出了通缩，开启了新的高速增长期。
2008年的宏观形势与1998年何其相似，年初和年末的政策几乎都是相反的。
2008年年初，CPI从7.1%迅速攀升到8.7%，年初的政策还在试图控制经济过热，但到了9月份美国雷曼兄弟破产，中国开始真正感受到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迅速调整政策。“立刻将宏观调控的基调由2008年初的防止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年中的保增长和控物价调整为全力保增长,并且着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初，鹤在一次高层发展论坛上对前一年的政策转向进行了这样的分析。
为了应对巨大的外部危机，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刺激计划，这一计划带来的正负面影响至今仍让中国的经济学界争论不休。
作为中财办的副主任，他在四万亿政策的推出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至今仍难以了解。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在金融危机即将横扫世界的2008年，鹤在美国和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讨应对之策。这被解读为他向中国高层介绍金融危机的深度。此后，“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
2012年初，他再次谈到了中国应对危机的做法，“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2014年初，中央提出了对经济形势处于“三期叠加”的判断，其中包括“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4、他的时代
2012年末，十八大结束后，重要人物的首次地方考察选在深圳。虽然在官方的新闻稿中没有鹤的名字，但从电视画面和图片可以看到，鹤是考察团中的一员。
2013年3月，他正式接任中财办主任一职，从副职到扶正，花了整整十年。2013年5月，中国的重要人物对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说，“这是鹤，他对我非常重要。”这让鹤名声大振。
在十八大以前，经济学界就呼吁重启改革议程。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承担了新一轮改革再出发的历史重任，市场对此热烈期盼。
当年会议召开前夕，媒体广泛报道了一份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衔的其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改革方案总报告全文，“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这被称为“383”方案，该课题由李伟和鹤担纲。这个方案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方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不过，中国经济很快进入了四万亿刺激政策之后的低潮期，经济增速不断下降，企业效益也不断下滑。到了2015年，形势越来越严峻。
在这个迷茫的时期，鹤开始在沿海多个省份考察，唱响中国经济前景光明论，并寻找解决问题的药方。2015年，鹤分别到上海、广东和浙江调研，其中浙江去了两次，第二次在浙江召开了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以及企业负责人座谈会。
除了大力呼吁保护产权、激发企业家精神、大力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之外，在广东调研期间，他还提出了“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当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政策的核心。
从2015年年中开始，权威人士曾三次在官方媒体发表谈话，表达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看法，引导市场预期，指出改革方向。虽然官方从未披露权威人士是谁，但是坊间多传言主要由鹤操刀。
至今为止，最后一次的权威人士发言出现在2016年5月，提出了“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的判断，并且指出“高杠杆必然带来高风险，控制不好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除了顶层设计之外，作为发改委副主任鹤也亲自部署国企混改。2016年9月，鹤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部署国企混改革试点。将近一年后，2017年8月，联通发布混改方案，引起市场震惊。
时代正在发生激烈的变化。在2008年的那次讲话中，他说，“我们正处在实践变化快于理论形成的大变革阶段，出乎意料和不知所措的局面不断出现，这使得很多理论无法经受住历史检验。”他指出，“有三件事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回避的责任”：
强化社会共识和推动改革开放。未来推进改革需要新的社会共识，既有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挑战，也出现了自满的“天国”情绪，最多的电视剧是古老帝国的繁荣，但推动改革和这些自满浮躁情绪格格不入，需要建立真实的危机感和自我批判精神，进入思想解放的精神状态，推动形成新的改革共识。
总结历史经验和推动理论创新。再认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和重新定义公共产品，再认识价格机制的重要作用，再认识在全球化条件下战略性产业政策的功能，再认识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发展模式调整之间的互动关系，再认识保护产权、完善激励机制等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因素的重要作用。
思考深化改革的导航图。顺利实现转型的核心问题是，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状况以及人力资本和知识的有效积累。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从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有一张明确的改革导航图。
这仍是未竟之途。
而今，在众多省部级干部中，66岁的鹤特立独行，一头白发。
阅读二
刘鹤换座位了
2018年1月16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有一个人的座位发生了变化。
新晋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位置从主席台下换到了主席台上，坐在了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右手边。
主席台换人了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由来已久。
2015年2月1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张高丽、王沪宁、汪洋、杨晶和杨洁篪坐在会议主席台，这是中央“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首次亮相。在当年4月，中联部举行的“一带一路”专题吹风会上，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透露了上述几位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中的职务，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四名副组长分别为时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国务委员杨晶以及国务委员杨洁篪。
也是从那次会议开始，每年的年初和年中，这样形式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都会召开。
从2015年2月1日到2018年1月16日，刘鹤都位列其中，不过前几次他都坐在面对主席台对面偏右的位置，“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张高丽的斜对面。这次，他坐在了张高丽的右手边。
△2015年2月1日新闻联播画面
△2018年1月16日新闻联播画面
今天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同在主席台坐一排的人，变成了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以及国务委员杨晶。
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
刘鹤的两个职务都与“一带一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这是对“一带一路”建设规划了顶层设计。刘鹤正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主任。
2015年开始，“一带一路”战略将从顶层设计和规划走向逐步落实。参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部委则为发改委、商务部和外交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则设在了发改委。刘鹤则是国家发改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
对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方面，刘鹤扮演了重要角色，从业界评价可见一斑。他本人撰写的论文《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还在2015年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这被誉为国内经济领域最高奖，吴敬琏、樊纲、林毅夫、周小川、李克强、许小年、陈锡文、楼继伟等都曾经获得此奖。
多提一句，“顶层设计”这个概念，也与刘鹤有关。
这个词儿源于信息产业，刘鹤曾在1998年至2001年负责国家信息中心工作，2001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成立后，又当了两年办公室副主任。在2011年3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十一篇“改革攻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导语部分写道：“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是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中首次使用“顶层设计”这一概念，而刘鹤全程参加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起草。
“星光熠熠”的达沃斯
下周，刘鹤还有一件要事。
应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的邀请，刘鹤将率中国团于22日至25日出席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这次中国团人数又创新纪录，将有136位成员，在2017年和2016年这个数字分别是120位和93位。
△方星海在2016年达沃斯论坛上发言
今年的达沃斯论坛可谓“星光熠熠”，有60余位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确认出席，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印度总理莫迪、阿根廷总统马克里、巴西总统特梅尔、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及南非总统祖玛等。
刘主任，有的忙咯。
作者：董鑫
阅读三
刘鹤：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将推出新措施，力度超外界预期
阅读四
刘鹤：金融风险尤为突出争取用三年左右有效控制金融杠杆率
刘鹤指出，中国经济出现企稳向好的态势，基本面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
中国正从处于人均收入8000多美元向1万美元、进而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历史阶段。转变已经发生，中国经济内需稳步扩大，目前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8.8%，比5年前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比5年前提高了5个多百分点。
我们通过市场出清调整了供求关系，带动了部分领域的价格回升，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2016年出现了由降转升的拐点，这件事已经产生全球的正面外溢效应。这项工作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中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全，储蓄率比较高。我们已经开始妥善处置一系列风险因素，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增速已经有所下降，这是个好迹象。
另外，各方面的风险防范意识正在强化，“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市场预期正在改变，这对我们防控金融风险创造了重要的心理条件。
未来三年将加大污染防治力度。
中国将进一步加强改革开放。未来我们要推动高速度发展，更要依靠改革开放。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
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应对全球化挑战，应该更加理性务实地合作，推动全球化发展。
刘鹤在演讲结尾强调，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变化，但仍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将在努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前提下，与国际社会一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共同发展和进步。
在问答环节中，有与会嘉宾提问在讲话中所述“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刘鹤表示：
中国将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推出新的改革开放举措。
中国准备在制造业一系列行业，包括服务业的部分领域扩大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重点集中在金融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保护产权尤其知识产权等方面。
中国将有序降低汽车进口关税。中国将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有些改革开放措施可能会超出国际社会的预期。
阅读五
达沃斯之后，中国金融业开放会加快吗
24日，在达沃斯传出了中国声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在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上表示，中国将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特别是金融领域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那么，未来中国在扩大金融开放方面会有哪些新举措？
金融业开放程度不一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银河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向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表示，目前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方面开放程度有所不同。
银行业的发展程度是按照WTO准入原则一步一步放开发展而来，目前部分外资银行是可以以独立法人的身份在中国注册的，如：花旗银行。
与银行业的开放程度相比，其他金融机构，如证券业和保险业，目前独资经营情况很少，合资经营情况多一点。
“像证券行业，外资在持股比例调高至49%后，2017年进行新一轮调整，未来持股比例可能会超过50%。”左小蕾认为，是否允许独资证券公司运营，就要考虑进一步开放的问题了。
针对未来金融业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黄志龙认为，将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是在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方面，中国将进一步降低外资直接或间接投资境内证券、基金和期货公司投资、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的股权比例限制，直至最后取消各种限制。
其次是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在沪港通、深港通之后，最有可能快速推进的沪伦通，证监会将进一步稳步扩大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水平，提升开放质量。
最后是人民币在资本项目对外开放方面，在人民币加入SDR篮子货币之后，尽管2017年监管部门加强了资本流动的管理，但是人民币最终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仍是大方向。
但左小蕾也强调，外资大量进入中国金融业也会带来一定风险。在逐渐扩大开放程度的过程中，如何进行更有序的监管、防范风险是一大挑战。
金融业开放在行动
黄志龙认为，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金融行业对外开放已经实现了最初的承诺。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国金融体系特别商业银行防风险能力大幅提升，经受住前期对外开放带来的挑战。
在过去五年内，上海、天津、厦门等自由贸易实验区实现了更高程度金融业对外开放，并积累了可复制、可在全国推广的经验。
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在金融业对外开放方面已经承诺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领域扩大开放。
在2017年特朗普访华期间，中国宣布，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实际上，从原来49%的持股比例上限，调整为51%的比例，看似微妙的数字调整，实际上却意义重大。这被视为中国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标志。
2017年12月，银监会发文称，将放宽对除民营银行外的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与此同时，银监会还明确了银行业对外开放的三大政策方向：
一是放宽外国银行商业存在形式选择范围，促进国内金融体系多样化发展；
三是优化监管规则，调整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管理要求和监管考核方式，引导其发挥经营优势，提升竞争力。
这被视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又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意味着新一轮金融业市场准入开放政策启动。
事实上，中国金融业开放的脚步从未停歇。经历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开放型经济体制逐步健全，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对于中国金融业开放的承诺，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也表示：“将在今年一一加以落实，如果能够早一点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