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巨额罚款激起了热议，有人说，阿里的罚单不是事，毕竟2020年的净利润有2000亿左右。也有人说，联名上告的几家企业要小心了，因为垄断市场、“二选一”的主体单位会面临更多更严酷的环境。
近10年来平台经济的迅速崛起和资本市场的疯狂角逐，让我们感受到的都是平台经济的广阔发展空间以及吸金能力，但从近几年开始，几大平台巨头的诸侯争霸局势初显，很多平台为了保持自身的“天然垄断性”，设置所谓“二选一”选项，国家也开始对于平台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展开重点的调控和监管。未来，平台还是“赢家通吃”的创新与转型利器吗？平台如何才能成为富有生命力的、能持久赢利的生态系统？
什么是“赢家通吃”
条件之一：多边市场参与者中至少有一方存在多平台栖居成本（multi-homingcosts）或用户转移成本较高的情况。决定用户转移成本的核心因素是用户的“沉浸深度”，即用户对平台的依赖程度。沉浸深度越深，用户转移成本越高，反之亦然。
条件之二：平台存在较大的网络效应且为正。网络效应包括同侧网络效应（same-sidenetworkeffects）和交叉网络效应，分别表征用户从某一产品或服务中获得的价值在何种程度上取决于同侧参与者或对手方的数量影响。
条件之三：用户不存在对某种特殊需求的强烈偏好。如果某类用户拥有与其他大多数用户不同的需求，而且这种需求在主流平台得不到满足时，就有可能催生其他规模相对较小的、专门针对小众需求的平台。
反之，如果用户都拥有基本一致的偏好和需求（允许存在拥有与大多数用户不同需求的群体，但其特殊需求差异性较小，且偏好并不强烈），这时候就更有可能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例如，即使黑莓的全球市场份额不高，但是黑莓手机凭借其卓越的安全性，仍然成为谨慎型用户的首选。
如果平台企业面临上面的几种情况，就应该明确市场定位，根据自身特点及时对企业经营战略进行调整。
竞争手段越界问题
2010年腾讯起诉360不正当竞争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提供同质服务的企业之间存在市场份额方面的竞争，采取一些竞争性的战略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同时也需要注意手段的合法性以及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企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问题属于行业内企业间的纠纷，对于这一现象的规制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政府的监管职能则是为立法提供建议。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新型的不正当竞争方式逐渐出现，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更新和修订，也是加快完善法律规定是政府监管市场中不正当竞争的重要途径。
互联互通问题
多边市场上的不同平台商如果能够实现互通互联，从整个市场的角度来看能够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创造更大的价值。但是在现实中，有些大型的平台企业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采取故意屏蔽其他平台企业信息或是资源的情况。一旦平台企业单方面对其他平台企业的信息进行阻拦，就很可能形成市场失灵，造成社会总福利的减少，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必须在多边市场的互联互通问题上多下功夫，尽可能协调好平台企业自身利益和多边市场参与者福利之间的关系。
这场争端从表面上看是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客户信息安全、为了争夺客户，实则本质上是对数据信息的争夺。顺丰和菜鸟指责对方使用信息超越权限，实际上是由于双方在数据合作方面未能达成合意，产生了矛盾，借此表现了出来。顺丰凭借自家飞机与高铁运输协议，能够为用户提供高效的服务，其订单构成中商务订单占很大一部分，并不过分依赖淘宝订单，因而不愿将数据信息向菜鸟开放，同时其选择腾讯云服务也是为了避免对阿里系的过分依赖，菜鸟则希望顺丰能够将数据移至阿里云平台。
从更深层面讲，这一争端也反映了腾讯和阿里在数据方面的争夺，菜鸟物流作为阿里系企业，希望顺丰能够从腾讯云切换至阿里云，而腾讯云则公开表示，将协助顺丰方面建设云端，做好用户的信息保护工作。随即，国家邮政局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强调应当重视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服务，希望恢复合作共同努力，之后双方握手言和，争端逐渐平息。
互联互通会改变多边市场企业的竞争格局，如何在互联互通过程中平衡各方的利益，拿捏好发展互联互通和平台竞争的关系，促进多边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是公共监管必须面对的问题。可以看出当前市场中的互联互通良好有序的发展仍面临着许多阻碍和挑战，应当加强立法规制。
对公共政策的建议
通过上述内容可知，我们对多边市场中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垄断行为应有新的界定，相对的，政府的公共政策也应与传统单边市场有所不同。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以下两点建议：
第一，政府应明确监管主体。
第二，政府应改善监管体系。
首先，加强对事实行为的监管。根据在多边市场环境下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以及垄断行为的界定，应可以发现部分企业已经构成实施行为的不正当竞争或是垄断，政府应当对此类行为进行立即制止。其次，提高监管技术。政府应该加强对现有科技的运用，加强对数据的分析。比如，可以对企业的定价行为进行实时地、精确地监控分析，这样不仅能够及时制止不正当行为，更能够免去企业的侥幸心理，使得市场更加规范。最后，完善监管策略，使事前预防政策与事后惩罚措施相结合。政策的制定不能仅仅是事后的惩罚，更应该防患于未然，在预防方面就使企业无漏洞可钻，避免造成事后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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