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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二语与外语克拉申理论习得与学得
现阶段英语教学涉及面很广，反映在外语学习或教学上就存在着许多看法和观点。由于语言的习得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语言习得的机制对于我们显得既异常又熟悉，同时又是那么陌生。因此，作为一名英语教学工作者，本人一直希望能探索一条适合国人学习英语的捷径，但又始终有不尽人意之处。究其原因现阶段的英语教学，就自然会出现不同的着重点。本文就英语教学现阶段的语言“习得”和“学得”展开一些探讨。
一、现阶段英语教学是外语教学
现阶段的英语教学究竟是二语还是外语，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二者的差异问题。目前大家对此的看法比较一致(Stern，1999：16)。“二语”常常指两种情况：第一，任何一门晚于母语而被习得的语言；第二，从掌握语言水平的角度看，指的是一个人所讲的‘弱式’语言和“次要”语言。所以“二语”指的是在本国内，人们学习并使用的某个非自己母语的语言；第二语言一般指在本国与母语有着同等地位的一种通用语。“外语”指本国语言以外的语言，自己国家以外的某个言语社区所讲的、非自己母语的语言。因此，英语在我国不是第二语言，而是外语。在我国环境里进行的不是第二语言习得而是外语学习。或者说，中国的英语教学至少在目前仍属外语教学。
二、语言“习得”和“学得”理论
因为我们如果用Krashen的观点，那么我们也应该知道其他相应的条件背景，做到前后一致，不歪曲别人，不能给别人的术语增添一些你自己强加的内容。但这并不是说，别人的理论和学说就不能进一步的发展。学术讨论必须有一个前提，你所用的术语是你自己创造的？还是引用他人的？如果使用某个术语时，加入了新的内容，就应该有所说明，或改换一种称呼。三、讨论与启发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就我国国情下大学生对英语学得和习得过程的理解谈以下几点。
应该吸收其中的合理且能适合中国特色的外语教育的那部分，不能照搬照抄。但也不能用中国的标准对其理论狂轰乱炸。比如，不少学者对Krashen的习得／学得区分学持批评态度，称他的这一区分缺乏科学依据。但如果我们按照Krashen思路理解其思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如“语言习得过程和儿童习得L1和L2时的过程相似”(Krashen，1981：1)；“正式的学习环境对书面测试最好……有的研究显示非正式环境对促进真实语言的使用有优势，对习得有用。”这一点我相信有不少人都有体会。但Krashen还说，“正式环境既对习得又对学得有促进的潜势”等(Krashen，1981：6)。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如何促进那种潜势？如何解决外语习得中的“僵化现象”或“高原现象”？这些都是我国外语教学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Krashen语言习得经验迁移到外语教学活动中，改良大学英语教学的模式
(1)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形成以任务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尽管母语已足以帮他们解决在一般社会活动中所谓遇到的种种困难。但随着社会活动空间的扩大，异族文化的交流，学生有学习第二语言或外语的需要。由此，我们外语教学的目的应该是帮助学生掌握运用外语做事的能力。
(2)建立愉快的学习环境。在课堂上，教师在言语、表情。姿态等方面都应表现出关怀、欣赏、肯定、鼓励学生，帮助他们树立学习信心，减少学习压力，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
(3)模拟真实的语言情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基础阶段的外语学习往往远离现实生活，难以创造真实的生活情景。但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并不是没有真实性情景可依。一切与教学活动有关的因素都是体现真实情景的语料库。可是，这个“语境库”毕竟有极大的局限性。教师必须在“真实性”，与“无真实性”之间作出选择，模拟真实程度不一的情况情景，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上述“语境库”的局限性，形成多层次情景。
(4)运用综合的信息源和媒体。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是单一媒体传递单源信息，结果学生难以提高各种语用能力，获得真正的语言能力。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各种语言软件的开发，我们完全有条件为学生创立一个多媒体，多信息源的教学体系，使学生在仿真的语言习得环境中学习外语。
本文从“学得”和“习得”两个方面探讨了外语教学的中心应放在学生如何学方面，教师的“教”也要以学生如何学为基础，充分利用学生的自身优势，提高语言刺激质量，避免语言僵化。我国的英语教学不是Krashen式的二语习得，中国没有二语习得的环境。所以，我国的外语教学不能完全照搬外国的第二语言习得／学得理论，而应该在借鉴的基础上逐步摸索一条适合我国特点的大学英语教学路子和习得模式。
参考文献：
[1]Hawkins，R.SecondLanguageSyntax：agenerativeintroduction[M].Blackwell.
[2]Skehan，P.ACognitiveApproachtoLanguageLearning[M].OUP，1998.
1.1国内学前教育理论具体内容研究
1.2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价值取向研究
1.3国内学前教育理论评价标准研究
教育乃是国民的教育，是一种公益性的活动，因此公平性成为了教育的根本属性。在探讨教育公平这个话题上，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什么是教育公共，相对公平与绝对公平的区别与联系，如何实现教育公平，这些都是教育的评价标准上的问题，学前教育也是如此，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一直是教育的基本价值诉求。蔡东霞认为质量话语曾长期在学前教育质量评估中占重要地位，对国内学前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近年来人们对以技术理性为基础的评估提出了多方面质疑，认识到忽视差异、去背景性和去情景性的质量标准不仅不利于文化的多样化发展，更会使实践因盲目追求统一的质量指标而造成学前教育的不公平。学前教育应寻求建立更具适应性和包容性的质量评估体系，以最终实现学前教育领域的实质公平。总之，我们需要加以强调与权衡现阶段国内学前教育理论中质量与公平的问题，要坚固学前教育中的公平与质量，不只是为每一个儿童提供优质的、科学的、统一的环境，还必须努力的根据每个儿童的差异提供合适的教育，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有关学前教育公平的评价标准体系，来保证公平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2思考与展望
关键词：生本教育理论英语口语课堂教学
一、大学英语课堂教学中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障碍
1.1学生语言训练机会少
1.2缺乏英语语言环境
我国的大学生是在汉语的环境中学习英语的，每周就只有有限的几节英语课，课堂上的一点口语训练很难在课外得到巩固。同时，有些教师自身素质也存在问题，发音不够准确，不能流利或自如地用英语进行教学，这些都不利于口语能力的提高。更有甚者，有些老师在课堂教学中根本不进行口语活动。据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2(N12年初在我国3所院校的9(N)多名大学英语教师进行问卷调查，其结果显示，只有3%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学生开展口语活动，这样就造就了许多“说不出”、“不能交流”的人才代。
1.3学生本身存在语言和心理障碍
口语交流时，纯正而标准的发音，无语法、句普误，是每个学生的梦想，但他们英语基本功不扎实，语音语调不够规范，词汇量不够大，语法不够熟练。同时说话时还要受母语的影响，对要输出或输入的信息不能直接用英语思维，还要借助母语来认知，想表达却难于开口。这样就让学生产生畏难心理、怕说不好受批评，怕遭人耻笑，越怕越不说，越不说就越不会说，由此就慢慢地失去了说英语的自信心，也就失去了用英语与人交流的信念和渴望。
二、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必须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2.1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所谓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就是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教学资源，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来调动学生积极参与语言活动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增加学生的参与机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发挥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2.2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优势
众所周知，课堂活动是师生的双边活动，如果老师采取“一言堂”式的灌输，学生就很容易厌倦，注意力分散，以致难以达到教学目的。在实际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让学生尽可能地参与语言活动实践，就会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必须体现学生的需求，为了满足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交流的需求，教师就要为他们创造机会，用真情实景让他们运用巩固语言知识，让教师“寓教于乐”、学生“离学于乐”。现代教学法专家EarlStevick认为，教师不应当是课堂的中心，真正的中心应该是学生，学生应是教学的出发点，是教学过程中积极主动的参与者。他还强调，教学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把“学习原则”(从学生的角度看教学)放到“教学原则”之前。当然，强调大学英语日语课堂“以学生为中心”，并不意味着教师就没有任务，或任务的减轻，相反，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如何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大学英语口语课堂教学
3.1营造活泼的语言环境，开展兴趣教学
3,2分小组活动，是提高口语课堂教学的可行途径
3.3教师积极纳入师生互动的语言活动中
(一)目标的一致性
治理理论认为，治理的前提和基础是确定一致的目标。“治理是由共同目标所支持的”。治理的各参与主体都有自身的目标追求，这些目标的指向是多元的。治理就是要在多参与主体间通过协商、互动，构建起各参与主体都认同和支持的一致目标。因为，“目标的一致性，可以减少成员之间冲突的数量和强度，进而改善组织的总体协同”［2］。作为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参与主体包括成人教育班主任、成人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生、成人教育任课教师、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等。这些参与主体有各自的目标和利益追求，但在增强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活力和工作能力，提升成人教育质量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这种目标的一致性，构成了成人教育各参与主体共同建设班主任队伍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二)过程的互动性
(三)方式的协调性
方式的协调性是治理的必要条件。治理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参与治理的各主体树立协调的观念，保持有效的沟通，根据治理进程，进行不断的协调，从而为治理的实施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促使治理目标的实现。协调能促使治理各参与主体在治理进程中步调一致、思想统一、目标明确。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同样需要采用协调的方式进行。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构成非常复杂，以退休返聘为主，学历不高，管理能力和水平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成人教育学院要多和班主任沟通协调，以让班主任真正理解和支持成人教育的管理制度、既定目标。同时，在成人教育进程中，各方参与主体要加强沟通协调，通过协调，统一想法，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达到成人教育的目标。
二、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需要治理理论的原因分析
(一)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多参与主体性需要治理理论
班主任队伍成员、成人教育学院、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任课教师、成人教育学生等参与主体在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中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各不相同，但他们要彼此帮助、互相依赖、互为依托，呈现出明显的多主体性特征。成人教育班主任是队伍建设的主体和对象，在班主任队伍建设中，需要每一名成人教育班主任主动适应成人教育现代化的趋势，认真学习现代成人教育理论，注重提升自身各方面素质和工作能力。成人教育学院是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指导者和管理者，承担了明确队伍建设方向、规范队伍建设内容等工作。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任课教师、成人教育学生是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外部参与者，是成人教育班主任建设的重要因素。
(二)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多领域性需要治理理论
1.队伍内部建设需要治理理论
队伍内部建设包括班主任素质建设、班主任设置建设等。在队伍内部建设过程中，既需要班主任队伍上级部门的指导，也需要班主任成员之间通过持续不断的交流、分析、互动，达成队伍建设的一致目标。
2.队伍外部建设需要治理理论
3.队伍文化建设需要治理理论
在队伍文化建设中，需要队伍内外密切合作，把为学生服务、实现国家成人教育目标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取向。
(三)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构成的复杂性需要治理理论
从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现状看，队伍老龄化严重、管理观念陈旧，队伍整体学历不高，专业知识欠缺，服务意识不强;考核与激励措施不足，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等。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构成复杂性特征，要求以治理的思维和视角考虑问题，通过持续的沟通协调，不断吸纳班主任的想法，通过搭建交流平台，激发班主任的工作热情，让班主任在队伍建设活动中获得自我成长。
三、治理理论视角下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思路
(一)培育各参与主体的治理观念
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核心目标是增强队伍凝聚力，培育出优秀班主任。这一目标既是班主任自我发展的需要，也是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根本价值所在。如果各参与主体没有对这一目标达成共识，治理理论视角下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就无法实施，可以说，目标一致观念是治理观念的首要因素。要达成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目标，互动协调是关键。具体包括:一是建立互动机制，在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具体问题上，各参与主体保持持续互动，为达成一致目标奠定基础;二是建立协调机制，对班主任队伍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各参与主体要积极协商，通过不断沟通、协商，修正错误观念，达成一致目标。这种互动协调观念是建立在目标一致观念基础之上的，是治理理念指导下的互动协调，这与以往独立推进的互动协调有根本的区别。
(二)构建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治理机制
治理理论视角下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建设的关键是治理机制建设。“机制是指社会有机体各部分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方式”。机制的作用机理是通过一定的运作方式，使组织发挥更大的整体性作用。
1.要构建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活力机制
一个优质的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活力机制，应该是队伍富有活力和极强的工作能力;上级管理部门的指导富有前瞻性;其他参与主体的意见富有启发性。
2.要构建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的育人机制
成人教育班主任队伍育人模式发挥作用不能单独依靠班主任自身，在班主任队伍建设中，要发挥成人教育学院、学校成人教育关联部门、任课教师、成人教育学生等参与主体的作用，构建一套以成人教育班主任为主、借助其他参与主体共同发挥作用的育人机制。
(三)搭建班主任队伍建设的网络治理平台
关键词：教育理论教育研究教育批判教育实践多维综合
一、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
着眼于批判，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评判中增强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和活力。
（一）批判之必要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路向的偏离，那么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旧有传统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正视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那么，教育理论自身就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自身也就少了一份更新的基础，少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一般发展逻辑上看，批判也是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哲学本身的发展就会大受制约。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范畴重新衡量和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还是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理论研究以很大影响，催生着新理论的萌生。
教育理论研究少批判之风，少反思之风，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它既没有文学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哲学的究根追底；既没有科学的反求诸己，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它常常是以一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形态向前运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教育自身往往倾向于构成一种保守、封闭的体系，作为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保守、封闭的罗网，而无开放的胸怀，也就少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探究，拒斥彻底的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批判对理论的研究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通过透视教育理论研究的运行情况，提示着理论研究依循原有预定的路向前进，使理论发挥其自身应有的功能；二是规范，及时捕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甚至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规范化；三是引导，通过对理论研究的评析，辨识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形态，使研究适时转型、变化；四是重构，“不破不立”，批判所担负的并不仅仅是解构的功能，而且也承担着重新去“结构”的角色，正是在批判之中，理论的新形态得以生成。教育理论研究中少了批判，多了“共鸣”；少了彼此间的对立，多了一团和气和自说自话，其后果是许多研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理论上一片沉寂，缺少新的生长点，同时研究缺少应有的规范。
（二）批判之含义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批判绝不仅限于否定、批评，它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理论在着眼于自身批判的同时，也正是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寻求着建构的路径。就此而言，批判至少意味着下列几个方面：
批判意味着究本溯源：批判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不是认同和首肯所呈现的种种结论，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做前提上的探寻与思索，分析其前提存在的合理性及依据的确当性。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与精神，有一种“吹尽黄沙”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本溯源，使得研究更具理性，认识日趋合理。
批判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批判常是与对历史的反思、对既有事物的重新甄别和评判结合在一起的。它对那些既定的标准进行再审视，为事物的分析提供新的坐标与标尺；为历史的演进进行“盘点”，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梳理与评定。正是这种重新衡量和估价，使得批判常常与重新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正所谓“不破不立”。
批判意味着独立：批判应该有一种不强人从己，也不强己从人的洒脱，它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特征，不盲从，不轻信。以批判为己任的研究者，有时嬉笑怒骂，有时坦诚直言，表现得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立，使得教育理论研究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注意到自身的运行与发展。
批判意味着质疑和否定：批判既然总是与分析、评判、批评等结盟，也就常表现出对既有结论和认识的质疑与否定。质询某一认识是否合理，重新审视某一结论是否正确，这些最终达成的往往是否定。好在正如霍葆奎教授所言的：“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论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才使得理论繁荣，认识日益趋向于真理。
（三）批判之指向
教育理论研究的批判可以指向许多方面，大凡其中诸多事物，如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群体，都可以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打量。这里着重分析对研究前提、概念与命题的批判。之所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批判，是由教育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歧义性和命题逻辑证明的非终极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对教育理论中的理论前提、概念术语、命题所作的反思，是在四个依次展开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规范性的批判反思；二是对合规则性的批判反思；三是对真实性、可行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批判反思；四是对有效性的批判反思。
第一种反思是考察、追究概念、术语、命题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不是”以及“针对什么或相对什么而言”等等，也就是要追究、考察规范和标准。
第二种反思是在确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逻辑等方面的规则。合乎规则的思维，是产生和形成正确命题、概念的条件之一。对于判定理论观念来说，合规则性是从形式上进行的判定，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只有这些尚且不够，因为符合规则的思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维，其真实性、可行性即合理性还需要从事实方面去追究。这就需要第三种反思──考察分析它在实践上真实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真的这样；它是否可行，可行与不可行的条件和根据怎么样。由于“真实”就是能被实际从事的相应活动所实际地把握，“可行”就是能成为实际进行的活动，因此，真实性是可行性的前提，可行性是真实性的验证。
第四种对有效性的反思，就是考察、追究其“作用”、“影响”、“价值”或“意义”，分析其预期效果、潜在意义，质询如果这种思想观念成立且可行，意味着什么，会引起什么后果，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应该指出，在批判中既要反思旧的观念和做法，对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同样也需要甄别新的认识和行为。新的并不见得是对的、好的，旧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落后的、不好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学理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给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其支配的“新”与“旧”的观念，总是觉得“新的总比旧的好”，“越彻底越好”这样一来，谈论旧的就被视为保守，批评新的就被视为顽固。
二、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
着眼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相融合中寻求教育理论的生长点。
（一）理论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界一直论争不下的一个命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理性，而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也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理论毕竟需要直面实践，在实践中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理论归根结底是来于实践，又归根结底是要指导实践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理论是需要以实践为土壤的，正如迪尔登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讲的：“教育理论是一种独特努力的产物，这种努力是要去获得教育实践的理智而深沉的理解；这种理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既有课程的，也有制度的；既有经验的，也有评价的。但是实践并不一定借助于理论来进行。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先于理论；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理智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教育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视野的重要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是应用的学问。
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指向，一是解释或预测，二是规定或建议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与这两种指向相对应，可以将理论分成解释理论和实用（应用）理论。解释理论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实用理论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实用理论是关于如何进行改进的建议或规定，其主要功能在于指导实践。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来看，教育理论主要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因而主要归属为实用理论。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教育理论中有解释理论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是给定的。比如说，在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理论中，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引进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理论，则是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建议人们怎么做。
（三）教育理论总体上是落后于教育实践的
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实践工作者大多是借助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参照体系。迄今为止，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学校教育活动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更缺乏深入的探究与说明，以至于支配教师实践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积习已久的教育上的惯。
第二，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预测与评判。描述、解释、评判、预测，是任何一种理论对相应的实践行为应该发挥的四种作用，也是理论功能的有效体现方式。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状况来看，教育理论由于自身解释功能的降低以及对实践行为的“规避”，使得
自身无法对实践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实践的评判也常常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第三，用超乎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由于这种理想是在摆脱对教育现实的真切感受的状态下提出的，因而指导意义有限。这样还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久而久之，实践界会对理论生厌，说不定哪天还会“揭竿而起”。教育学不是玄学，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这点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记取的。
第四，用简单化了的推论来认识、界定复杂的教育实践。教育实践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行为，在它的内部所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它的外部所形成的方方面面彼此羁绊的联系，是简单的眼光所无法打量与把握的。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对教育内部的复杂系统知之甚少，研究者大多是用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论和演绎在认识着教育，为实践工作者提供着这样或那样的学问。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在于隔绝已久的理论与实践的壁垒。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体现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因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应该以“对话”作为沟通性前提方式。对话的目的是增进两个群体的相互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结成研究共同体，共同面对教育实践中存在的形形问题。
（四）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形成多样化的理论形态
虽然有人指出：“什么样的理论能够向教育实践提供最多的帮助，这是一个真问题；而教育理论是否能够提供帮助，这只是个假问题。”但是，的确存在着一些对实践缺乏效用、缺乏指导意义的教育理论。而要改变这种状况，一个相对说来得当的选择，就是教育理论要敢于直面实践。
其一，把握实践问题，分析实践问题。实践是活生生地存在着的，它的生机活力和多样态的存在方式，使得它与抽象的理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如果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缺乏自我更新的机制与活力的，那么，
它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无法适应实践的挑战与要求。理论的抽象与一般意义，不应成为远离实践的借口，只有在分析实践中存在的多种多样问题的过程中，理论才能“活化”，从静态的语言表述转化为动态的生成。
其二，转变研究方式，实施“田野作业”。时下教育理论研究有一种趋向，那就是尚清谈，尚书斋式研究。这种研究方式无疑有着一定的效用，能够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深处澄清一些问题，但是，若大多数理论工作者均以此为业，以此为乐，终其一生都是在与书本打交道，那么，研究的结论要指向实践就有了一定的难度，解决实践问题就成了一句空话。“到现场去”，感受现场，体验课堂，体会学校的实际生活，通过定性的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汇总、提升实践形态中的各种资料，大概才不至于使理论工作者一味地陷于“无现场”的玄思状态。
其三，解构研究话语，形成新话语方式。许多理论工作者不愿深入课堂，深入学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实践工作者不理解他们的理论，“层次”太低。这种想法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分析，也许就会得出另外一个不同的结论：理论工作者尚没有找到一个与实践工作者对话的机制，他们是使用一种与实践工作者不同的话语方式在交流与活动着，从而在某些情况下，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沟通就成了“鸡同鸭讲”、自说自话的游戏。实际上，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在其职业生活中，由于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环境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是教育自身发展所必需的途径。从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角度讲，以批判的姿态分析自身的观念、偏见、行为以及话语方式，是理论研究本身应有的使命与责任。
其四，与中小学教师合作，构成研究共同体。直面实践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如理论工作者将自身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当中去，验证自身的理论；如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一道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共同合作去解决问题。无论何种方式，理论工作者都应以一种合作者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指导者的角色出现，他应注意倾听中小学教师的意见与建议，与他们共同分析所面临的困境，寻找解决困境的方式与方法。这种研究共同体不仅给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提供着一些新的信息和经历，而且为他们提供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实践问题在得到解释、解决，理论问题在得到生成、提升。
卡尔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中谈到：“显然，教育实践并不是能够按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相反，教育实践是一种有意识地作出的有目的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活动常常只能根据缄默的、最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阐述的思维图式来理解，实践者用这种思维图式来认识他们的经验。……从事教育实践总是必须先有一种理论图式，这种理论图式同时又是构成这种实践的要素和理解其他人的教育实践的手段。”实践的丰富多样性，同样需要理论的丰富多样。我们期待着这种理论多样性的到来！
三、走向多维度的综合
着眼于综合，于分析的基础上探寻综合这一教育理论发展的机制。
（一）综合是教育的总体特征
任何一个现象或事物，都有其不同的活动方式和特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千姿百态的活动方式和特性的存在，世界才显得丰富多彩。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除了具备一般的社会活动的特征之外，还有着自身的一些独到的表现样式，构成自身独特的特征。
其二，教育是一种多种因素构成的结构性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涉及的因素众多，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法、教育组织形式、教育环境等无不在其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们不是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存在于教育活动中，而是常常构成这样或那样的结构性联系，呈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联结方式。因而，单因素地看待问题，分析教育中的种种现象。常常会失却它的整体性，从而使得对其的分析处于一种“失真”的境地。
其三，教育是一种富有情境化、个性化色彩的活动。教育与其他活动方式的一个最大的区别，是教育自身的情境化。它几乎没有一个恒定的表现方式，在此时此地适用的行为，在彼时彼地就不见得适用；事先精心策划的行为，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并不见得能够“畅通无阻”。对这样一种活动的分析与研究，需要从具体的情境出发，着眼于特殊的场景，从整体上进行探讨。
其四，教育是一种动态发展、生成的活动。它在变化中逐渐生成，需要根据教育演进历程加以调整，是以事物间的不断转化为典型体现方式的，“这里不仅有形态的、结构的转化，而且有物质与精神间、不同主体间、实践阶段与水平间、人所在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社会与个体间等多方面、多形态、多时态、多事态、多主体的多重多次转化。”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教育本身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对这样一个事物，不能沿着把局部要素从整体中孤立出来，研究其性质，再把它们“相加”，得出对整体的认识这样的道路前进。对复杂的事物，不能通过将其还原为简单事物的方法来认识，而是应该研究复杂事物本身，在整体的关联中认识教育。
（二）综合的种类
综合的种类多种多样，这里仅从实践与理论形态的典型体现样式──学科的角度加以粗略地介绍和分析。
1．实践样式的综合。
在当今的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形形的教育教学模式与做法。对这些模式与做法，教育理论界长期的态度是或不理不睬，或冷嘲热讽，极少投入理论热情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与探讨。这样一来，一些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行为，就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状态；没有了理论工作者的分析与探讨，这些行为常常显得表面与感性，不能很好地提升出来，成为一种“有根有据”的东西。大概也正是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在教育界存在着这样一个怪诞的现象：一方面是实践中一些新样式在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着较大的市场，深深影响着广大教师的实践行为；另一方面是这些样式没有理论舞台，甚至在理论工作者看来是一种不值得分析与探讨的行为。实践中的“热火朝天”与理论界的“隔岸观火”形成鲜明的对比。
的确，就实践本身来说，势必会出现一些新的表现样式，尤其在社会变革、教育转型的今天。但是，由于实践工作者自身的局限，这些样式难免会流于感性与直观，借助于感性的、缺少理论支撑的手段来传播。如果理论工作者能够与实践工作者结成研究共同体，两者以一种互补的姿态进行对话与交往，提升出来的经验与做法或许会更具说服力与实践意义。布鲁纳并不是一个实践工作者，但他对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理科教学中的发现学习进行的概括，使得发现学习摆脱了一般的现象层面，成为一个为世界范围教育工作者共享的行为样式；布卢姆的掌握学习，前西德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等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很少有纯粹的实践工作者行为为后人所采纳。
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需要理论工作者的综合，实践工作者因视野所限不能去做的事情，恰恰给理论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教育实践中出现的形形的模式与做法，也需要综合评判。
2．学科间的综合。
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并未能与分支学科的发展同步，未能及时汇综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进一步抽象，为教育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范畴与命题，或为已有的范畴与命题提供新的依据，这恐怕也是众多的教育学书籍“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根源所在。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教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而是反映出一些教育学研究者把教育学这门学科看得太简单了，他们从功利的目的出发剪贴教育学，不仅无益于教育学的建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为教育学掘墓。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综合是必要的，没有了综合，作为教育学基础学科的教育学就不存在，分支学科的发展各自提出自己的研究规范和概念体系，也就失去了分支学科间相互对话、吸取的根基，这些学科也就不成其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了。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综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付出的辛劳甚至要较分析为多，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在占有众多分支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提炼，抽象出共同性、普遍性的东西来。没有对分支学科的熟话以及分支学科间联系的洞察，综合就难以进行。
在这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综合是教育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式，它要求教育理论工作者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本领：第一，对教育自身要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第二，注意从其他学科中吸取营养，不要漠视其他学科的成果；第三，要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进行整合，做到学科领域间的融汇贯通。对学科间的汇总，非不能也，是难为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教育理论研究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领域，它比其他学科领域对研究者的素质要求更高。
在21世纪，可以预期，中国教育理论研究除了上述发展走向外，还会存在其他走向，如走向教育自身独有的领域，即教育理论研究不在教育的兜圈子，直指教育自身的问题；不停留在“抄”与“搬”的水平上，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不附庸于社会意识形态，走向理论的自立等。这里限于篇幅，恕不—一介绍。重新审视中国教育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在正确把握发展走向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实践，相信会使中国教育理论日益成熟并走向真正的繁荣！
注释：
①[美]爱因斯坦著，许基民译。在谈到概念的确定时，爱因斯坦曾指出：“一切概念；甚至那些最接近经验的概念，从逻辑观点来看，完全和因果性概念一样，都是一些自由选择的约定。”爱因斯坦文集［M］．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②人类学提出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研究传统的认识。所谓大传统，指的是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贵族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或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英文为refinedculture。与此相对应的所谓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大体相当于“五四”时期所说的平民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也可称之为高文化与低文化（hingandlowculture），接近于我们所说的雅文化和俗文化，或者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这两种传统运行轨迹不同，表现样式不同，实际的内涵也有着不小的差距。一般说来，大传统常常是以小传统为媒介传播到民间的，因此，它就不可能完全保留其本来面目，而是经过了民间的筛选和转述。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取舍，也有引申、修订、加工甚至再创造。反思大传统，甄别小传统，探讨大小传统如何转化、运作、相互关联，也应成为批判的主要内容。
③具体内容可参见：郑金洲．教育理论研究的缺失──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理论的反思[N]．上海：教育发展研究，1999（10）。
参考文献
[1][德]霍埃著，兰金仁译，批评的循环[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4]沈剑平，论教育理论的结构，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5][英]迪尔登著，唐莹等译，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翟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6][英]卡尔著，郭元祥等译，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原理，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7]叶澜，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论文摘要: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由于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承载了对职业教育的研究、指导、服务、学术交流等诸多使命，少于对理论学理的深入探究;简单化的思维式妨碍了职业教育理论的丰富多样和研究方法的多姿多彩;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建设遭遇强势西方学术时的失语以及市场经济下功利化学术泛滥，职业教育及其研究边缘化，使职业教育理论呈现指导职业教育实践的吃力感提出了建设职业教育理论的两大方法:夯实职业教育理论的学术根基;构建中外职业教育科学结合的理论构架，并进一步强化理论原创意识。
一、夯实职业教育理论的学术根基
历史学科教育具有很很重要的德育作用。因为历史长河涵盖了很多不同的社会现象，这些都是极好的教材，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政治和阶级观点教育；还有仁人志士的英勇事迹都可以用来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关于思想教育，历史教育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全部历史课程中都渗透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历史学习，将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还有助于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的运用能力的锻炼和提升。
二、历史教育在培养学生人文素养方面的作用
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历史教育所承担的作用是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人文素质教育是历史教育的本质。也就是说，相对于哲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思维逻辑，而文学提供的是具有价值理性的情感体验。而作为人类以往实践的集体记忆的历史，它为人们提供价值理性累积经验就更加全面和综合。在历史上发生过由于价值理性缺失而造成的失衡，这里主要是指社会发展的失衡，人们由此产生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学习这样的历史也让我们明白了“以史为鉴”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历史教育也可以称之为一种人文素养教育，其具有综合性。学史有助于明智，历史是有生命的，其具有的现代价值就是能够让人们站在更高的起点，继往开来，高瞻远瞩，更好地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三、历史意识的培养，有助于学生思想政治、道德等多方面素质的提高
四、结束语
（一）主体不同
举例子的主体是教师，教师通过事例来论证观点，加深学生印象，以便学生理解。而案例教学法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它的主体是学生，教师是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学生要根据提供的案例进行分析、思考和讨论，通过学生自身的参与、开动脑筋，最终理解教育政策法规的基本知识和原理。
（二）地位不同
二者在教学中的地位不同，举例子是整个课堂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而案例教学法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通过完整的案例教学设计，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
（三）流程不同
举例子没有固定和程序化的流程，教师只要在某一个知识点讲解之前或之后都可以随时应用，一般用时比较短，而案例教学有完整的过程，包括案例呈现、提出问题、小组讨论、小组代表发言、教师总结点评等基本的流程，因此耗时长，一般都在半个小时以上。
（四）作用不同
二、案例教学法与《教育政策法规》课程的契合性
三、案例教学法在《教育政策法规》应用的四个基本点
（一）案例的选择和呈现
关于案例的选择，学术界普遍认为，在选择案例时因注意案例的真实性、典型性、启发性等。在《教育政策法规》课程中除了遵循这些基本的原则外，还会有意地从两个角度进行筛选。一是最新发生的案例，二是身边发生的案例。因为最新和身边发生的案例更能引起学生的共鸣，让学生觉得教育法离自己并不遥远，违反教育法的现象和行为就发生在自己的周围，犯罪的都得到了严惩，这样更有说服意义。另外，在教学实践中，还应注意教育政策法规的案例应有正面案例和反面案例的结合。呈现一定的反面案例，有助于学生认识教育法律现象和问题，但如果过多地呈现反面案例，学生就只会注意到教育法律多么不完善，教育有多么黑暗，所以适当地加入正面案例能使学生在认识到现有教育法律不完善的同时，更能看到公平、正义和希望。在选好案例之后，要注意采用不同的呈现方式，可以教师自己阅读该案例，可以让学生自己来阅读案例，也可以通过课件呈现，还通过视频来呈现，也可以进行更创新的尝试，比如，角色扮演、情景再现等方式。总之，要注意根据不同的目标和内容案例呈现的多样化，以免总用一种方式呈现对学生造成单调刺激。
（二）精心设计问题
为促进学生对教育政策法规基本知识的理解和讨论的有效性，问题的设计是需要仔细斟酌的部分，设计问题时要根据问题的理论进行科学的设计，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把问题分为不同的类型，以对问题回答的要求不同为例，可把问题分为四类：一是判别类问题：主要是对事物加以判定。代表性词语是：“是不是”？“对不对？”“、行不行、“”好不好？”“、能不能？”“、会不会？”等等。二是描述类问题：主要是对客观事物加以陈述和说明。代表性词语是“：是什么？”、“怎么样？”等等。三是探索类问题：主要是对事物的原因、规律、内在联系加以阐释。代表性词语是：“为什么？”“、你从中能发现什么？”“、你该如何？”等等。四是发散类问题：主要是从多角度、多方面、多领域去认识客观事物。代表性词语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法？”“、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你是怎样理解的？”、“说说你的看法？”等等。教师在设计问题时，不要仅仅局限在一个层面上，要善于从多种角度问问题。
（三）组织好讨论
（四）教师的反思
(一)远程课堂以丰富的视听技术
(二)课堂教学仍旧是学生最喜欢的学习方式
远程课堂教学虽没有传统面对面教学那样直接、快捷，但随着远程教育网络技术及各种新的多媒体技术的运用，远程课堂的即时性、直观性与传统面对面课堂教学非常相似。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93.6%的学生更愿意参加面授，而不是选用视听教材学习。追究其原因，一是受到传统教学的影响，认为传统教学才是最好的教学方式;二是面对面教学信息传递的速度快、更加即时，除此之外，教师的丰富的肢体语言、眼神交流等是其它课堂教学所不可比拟的;三是经济方面的影响。为了减少因学习而增加的开支，比如车旅费等，另外，相比较而言，面授课的费用会更高，学生选择远程课堂教学。四是学生思想交流以及寻求交往的需要。在远程课堂教学中，学生可与老师、同学交流问题，互相提供联系方式，增加了交流的机会与空间，这是现代学生所渴求的人际关系交往的需要。
二、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提出及其内涵
(一)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提出
(二)教学过程“最优化”的限定
按照唯物主义实践的、发展的观点，任何事物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同样，教学过程也不能例外。那么，教学过程“最优化”也是相对意义上的最优化。教学过程最优化需要结合实际，在现有的条件下，提出某种评价标准，当然，该评价标准是一种相对最优的状态，然后在此标准的引导下，充分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源，达到一种相对“最优化”的效果。巴氏指出:从所提出的准则的观点出发，在全面考虑教学规律、教学原则、现代化教学教育形式和方法、已有条件以及班级和个别学生特点的基础上，使教育过程最有效地(最优化地)发挥效能。④“教学过程最优化是在全面考虑教学规律、原则、现代教学的形式和方法、该教学系统的特征以及内外部条件的基础上，为了使过程从既定标准看来发挥最有效的(即最优的)作用而组织的控制。”⑤由此可以看出，教学过程最优化是对教学评价标准、教学条件、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规律等影响教学效果的各种因素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对教学过程实施的一种综合安排与控制。在这里，教师起着主导安排与控制的作用，教师须有意识地、科学的组织教学，选择最适合学生、最适合教学条件的教学方案，并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
三、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对远程教育课堂管理的启示
(一)结合实际，研究学生
(二)远程教育教学设计更需精心设计，提高单位课堂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