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建立伊始，学校课程就承担着“教”和“育”的功能，两者并非发生于“真空”或价值无涉，而是负载着特定的价值取向。对于学校课程而言，归根结底就是“培养什么人”，这是价值视域下课程的旨趣和坚守，也是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而课程之于人才培养中道德和价值的诉求是其坚守的永恒目标。
价值教育的逻辑起点
19世纪60年代，英国教育家斯宾塞在《论教育》一书中探讨了“德育”“智育”“体育”及“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等问题。20世纪下半叶，美国课程社会学家阿普尔又提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问题。很明显，跨越一个世纪的两大旷世之问都聚焦于课程知识与价值对于人才培养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多元文化并存和不同价值观冲突的背景下提出了如何开展教育、如何有效结合价值教育和德育教育等问题，其影响逐渐波及西方各国。
我国对价值教育的探讨也历时悠久。先秦时期的“仁礼”思想体现了最基本的价值教育原则；春秋时期“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之说将“立德”置于首位；孔孟儒家之道在强调“诗、书、礼、乐”的同时，注重培养“言、德、政、文”。它们规约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形塑了人们的文化心理模式。价值教育以合理的价值内容和方式培养学生的价值意识，并促进学生价值观体系的塑造。当前，“课程思政”是新时代我国倡导各学科课程与思政课程交叉协同的育人育德理念，既凸显价值引领，也提倡学科课程的育人育德。
从历史的视角看，教育价值的实现需要以负载价值的课程内容为抓手和保障。课程知识的客观性与课程本身的实在性都无法跳脱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都在不断诠释“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性问题，这正是课程的本真和使命所在。课程的开发、组织、实施等各个环节都围绕着“化人育人”的核心议题展开。
翻译课程的以文化人与以文育人
长期以来，翻译课程存在重“教”轻“育”、重“智”轻“德”的现象。知识教育的权威地位遮蔽了价值教育的光芒，张扬课程的“工具性”却淡化了其“人文性”。为了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翻译人才，翻译课程建设不仅要强调工具性，还要注重人文性。前者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使其掌握多国语言转换和多元文化交流的知识，进而表达思想、交流信息和传递文化。后者突出课程对学生精神领域的熏染，包括价值、情感、道德等，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这就要求翻译课程要有鲜明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引领，将内植于民族根基的价值教育元素有机融入翻译课程，在培养学生专业素养和翻译能力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强化学生的国家意识、身份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而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有效完成以文化人与以文育人的时代任务。
如何选择和组织翻译课程知识，以负载和实践特定的价值取向，是翻译课程知识最根本的价值诉求。翻译课程建设应以价值引领为逻辑遵循，教师在备课、上课以及课后总结中应着眼于价值教育去分析和诠释翻译课程，有意识地对翻译课程内容进行逻辑安排，通过不同主题的翻译素材，使每项文化翻译在内容上逻辑承接，并将价值元素的导向和引领纳入其中。如此，教师便能引导学生领悟和掌握语言文化知识背后的价值元素，同时在其头脑中建构起一定的价值体系和逻辑结构，以促进学生的思政培育和价值自觉。
翻译课程价值引领的实践路径
深入推进翻译课程的价值引领，需要立足于学科以文化人和以文育人的特殊性。首先，选拔一支政治素质过硬、道德素质崇高、政治信念坚定的师资队伍。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了教师必须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践行者和传播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德施教、以德立身，其所作所为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其政治原则、立场和方向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面对复杂的社会情境、多变的文化语境、动态的教学内容和灵动的生命个体，翻译教师不仅要有传统意义上的客观性知识积累，还要有社会性、情境性、建构性的鲜活知识储备，在翻译教学实践活动中发挥思想过滤器的作用，积极引导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践行教学活动中的实践品性。翻译教师兼具思想教育者、专业引领者、科研工作者等多重身份，其实践性知识与品性能力直接影响学生专业知识的获得、学科能力的培养和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
总体而言，翻译课程的价值引领要基于知识能力与价值培养相协同、翻译教育与价值教育相嵌套，借助师资队伍、课程体系、精品课程、课程实施及保障体系等，让价值教育在不同文化主题的翻译课程中落地生效。通过跨文化对比翻译，克服理论说教，致力于知识传授和以文化人与以文育人，使价值教育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在专业教育进程中得到有效延续和提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数智技术的个性化外语学习任务研究”（23BYY15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