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大讨论已近三年。这场由名人发动、名师参与、“以理念推动实践”的语文教育实践活动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真语文的提出是语文教育界的一场革命。正如上海师范大学小学语文研究中心吴忠豪教授在《真语文：准确把握语文课程性质》一文中所指出的：“真语文活动对语文课程进行深层反思，认为语文课程是学习运用语言文字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作为应用教学的语文课程就是要让学生学会沟通交流。这样对课程性质的准确把握，为语文课程改革指出了新的方向。语文课从原来的以学习课文思想、围绕课文思想内容的理解来组织教学，转变为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应用。这样的转型或转轨，对语文教育的意义，不亚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产生的作用。”
那么，真语文大讨论在讨论什么？它的理念与价值追求是什么？它想解决哪些问题？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走向深入？鹿鸣试做分析。
No.1
真语文大讨论的缘起与背景
2012年11月底，由教育部、语文出版社和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全国小学语文联合教学研讨活动在福建省泉州市举行。会上著名特级教师贾志敏展示了《普罗米修斯》观摩课，以其本真、质朴的教学风格获得了与会代表的好评。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倡议“要本本色色教语文，认认真真教语文，使语文回归本真状态”。会议期间《语言文字报》和《语文建设》杂志联合全国14省市32所学校发布《聚龙宣言》，宣言倡议：“教师要真讲、学生要真学、评价者要真评，在本真语文的旗帜下，教真语文，教实语文，教好语文。”一场以“真语文”为口号的大讨论活动正式启动。此后，真语文系列活动在全国多个省市先后开展。
这次语文教育大讨论是在实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精神，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背景下进行的，是针对语文教育中的“非语文”“泛语文”“假语文”状况进行的。
王旭明曾在不同场合提到我国“假语文”教育的问题：“一个共同的特征或者说普遍的毛病是假。假的特征是，大的方面说如教师拙劣或水平不高的自我表演啦，设计无数个坑，勾着学生往里跳啦，空洞和贴标签似的升华以及老师不着调的语言等。小的方面说，PPT和各种声光设备，让人眼花缭乱啦，课堂上随意指点学生、老师奔来跑去、呼风唤雨的抽风状啦，以及让学生朗诵腔十足的诵读和老师堆起来的假笑等，这都是假语文课，不是真语文课。”他在评价一位年轻女教师的示范课《斑羚飞渡》时指出：“老师无节制地放纵情感，什么老羚羊的无私奉献呀，勇敢付出呀，伟大与崇高谱写动人之歌云云，在音乐和画面的烘托下，闹极。这就是当下时髦而虚伪的语文课。这真的是一堂‘假语文’课！”可悲的是，王旭明批判的这种“假语文”，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甚至被看作优秀语文教学的范本。可见，假语文流毒之深以及我们对真假语文已经是非不分。
需要指出的是，王旭明所说的“假语文”主要指教师、教法、内容层面，之所以出现这些假语文的实质还有待我们深挖。
No.2
真语文是什么：核心观点与价值追求
真语文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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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真语文的含义，王旭明已在不同场合予以阐明，那就是“以语言为核心，以语文活动为主体，以语文综合素养的提高为目的。语文课一定要培养学生自然、健康的表达习惯，一定要培养学生自由、个性的心理品质，一定要培养学生独立创造的人格特征，让学生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让学生热爱祖国文化，了解国学知识”。其中的三个“以……为……”，分开来看并非新东西，但合起来还是基本阐述出了语文本体、教学途径、课程目标等，并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关于“以语言为核心”，这一点明显是针对我国语文教育存在的本体迷失和泛语文教育而说的。其实语文的这个问题，从20世纪初语文设科以来一直都存在着，那就是：语文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
举凡20世纪初的“文白之争”（新旧文化，读经和新文学之争），三四十年代的“精神训练和技术训练”之争，五六十年代的“文道之争”，80年代的“思想性和工具性之争”，直到21世纪初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以及当下的“真假语文之争”，其实都是“语文课程性质”问题在不同时期的变体，或者说是我国语文课程性质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导致的一次次“疾病发作”。
现代教育建立在专门化的知识分类基础上。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知识体系与运行规律，各门学科各司其职，共同达成教育目的。语文课程属于“语言艺术”学科，主要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语言文字这种工具，培养他们的接受能力和发表能力”此即语文“独当其任的任”。1963年的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指出，“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这是语文课程唯一不可推卸的目标，也是语文独立设科的唯一理据。
可是，我国语文教育脱胎于传统经义教育，天生具有“大语文”或“实质教育”的特征。其表现：在课程内容上文道统一。语文教育不仅仅是语言教育，甚至主要不是语言教育，而要承担起思想道德训练、文化传承、人文化育的功能。正是这种泛语文教育传统，使得我国的语文课程在目标设置、教材编撰、课文解读以及作文教学等方面，往往将“道德、思想”放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在某些历史时期，语文甚至可以沦为“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附庸，从而导致“语文课不像语文课”的情形发生。比如在“文革”时期，一度将“政治性”凌驾于语文教育之上。20世纪初语文课程盛行“人文性”，有些语文课就成了人文精神的跑马场。中国的传统语文向来“重道轻言”，讲究积累熏陶感悟，得意忘言，成为君子。中国传统学问里没有语言科，也没有系统的听说读写技能训练，这些都是现代学科制度和工业化时代公民教育的产物。一旦那些文化传统与当今知识分子所谓的“人文精神”和“使命担当”、文人的文学情愫和浪漫情怀结合在一起，就容易变成一种“包打天下”的自大心理，加剧语文教育的浮夸作风。比如“诗意语文”“情智语文”“青春语文”，都有这种风气的影子。
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语言学习和技能训练是小儿科，人性、审美、精神、道德、思想教育是大担当。叶圣陶早就说过：“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这是十分精当的论述。语文课程的道德教育是建立在“学语言”或者“通过语言去（达成）”这个基础上，通过语文的“语言性”来实现的。语言学习是语文的专属任务，这是现代学科教育所赋予的。
近些年来，一些清醒的语文学人发起对“非语文”“泛语文”“去语文”的批评，呼吁语文要“紧紧抓住语言的缰绳”，语文要“回到语文的路上”，语文课要有“语文味”，就是这个原因。离开语言教语文是语文教育“自我放逐”和“自我异化”。这种做法如果恰当了，是语文“综合性”“人文性”的自然体现；如果走过了，就有可能导致“泛语文”“非语文”的发生，一不小心就“荒了自己的地，种了别人的田”。
中国的语文教育天生带着泛人文教育的特征。这是它与英语、德语、俄语等不同的地方，但这种“中国特色”，也是它不成熟和发展滞后的表现。
真语文对“语言本位”的强调，其实是我国语文教育本体觉醒的自然诉求，是语文教育“语言专门化”的表现，这种讨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学科自身的恢复性治疗。语文学科的这种本体建设完不成，今后类似讨论仍难避免。
关于“以语文活动为主体”，目前大家都在说，但内涵并没真正搞清。什么是语文活动，为什么倡导语文活动，怎么活动才有效，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语文活动”指的应该是运用语言文字的一切行为，它包括听说读写各种外显语言行为，也应该包括思考这样内隐的语言行为。语文活动是语言学习践性的体现。以语文活动为主体，不仅可以确保语文的实践特性，也是语文教学规律的内在要求，因为语言要在反复应用的过程之中才能学会、练熟。此外，“以语文活动为主体”对于克服教师讲授、无视学生主体的教学行为也能够起一定抑制作用，因为语文活动不言而喻指的是面向学生的学习活动。可是，在我国目前的语文课堂上，语文活动似乎还主要停留在做游戏、师生对话、探究学习等有限的范围内。其实，语文活动应该首先是一种学习过程、方式、方法的设计，它应该是具体的读写听说策略的开发和设计。在国外，语文活动主要体现在语言教学中的阅读策略、写作策略等学习策略开发。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种语言学习策略意识，将语言学习策略作为语文课程内容还有待时日。
关于“以语文综合素养的提高为目的”，这一点与新课程标准中的“语文素养”概念基本一致。语文素养一般指学生在语文方面表现出的、比较稳定的、最基本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学识、能力、技艺和情感态度价值观。真语文倡导者们说的“自然、健康的表达习惯”“自由、个性的心理品质”“独立创造的人格”“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热爱祖国文化，了解国学知识”等，可以看作我们这个时代对语文素养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也是很有针对性的，比如：在小学语文课堂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拿腔作调的朗读和装腔作势的表达；经常可以听到基于标准答案而不是学生自己理解的正确解读，学生几乎丧失了一种最基本的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原始本真理解的权利和独立思考的空间。在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和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对于救治现代病、道德滑坡和文化自信心修复的作用，都是当前语文教育面临的问题和当代语文教育应该承担的责任，但这个目标仍过于笼统。语文课程应有一个核心目标，否则语文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就只有茫然。
真语文的深度理论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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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语文讨论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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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也有一些人对真语文大讨论提出质疑。唐晓敏在《“真语文”解决不了语文的“真问题”》指出：“所谓真语文，实际上，也不过要求回到语文的恶性改革之前的状态。”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语文教育不应该回到单纯的一支粉笔、一张嘴、一本书的原始状态去。“简单质朴”的语文教学值得称道，但语文教育中的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不足取。多媒体关键是如何用，而不是不要用，用对了对语言学习是有积极作用的。真语文不应该片面拒斥现代技术的辅助作用。
我们认为在“（大）语文”课程框架下，进行语言、阅读、写作、中华传统文化读本、口语交际等课程分科设置，可以是一种合理而可行的方案。这与当代课程发展精细化、专门化、微型化、模块化趋势也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