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9日讯，“挽留正在消逝的文化现象，抢救正在流失的记忆资源，这是我们正在做的。这也是身为图书馆，其记录文化、历史的功能的本职工作所在。”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中国记忆组组长韩尉说，如果能尽可能丰富地记录下当代的文化历史，后人在认知的过程中就能更客观地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这正是‘中国记忆’项目的意义所在。”
这个项目从2012开始进行口述史料、影像文献等新类型文献的建设和服务。迄今已建设“东北抗日联军”、“传统年画”、“大漆髹饰”、“蚕丝织绣”、“我们的文字”、“当代重要学者”、“我们的英雄”等20多个专题，收集到逾1800小时的口述史料、影像文献和大量历史照片、手稿、非正式出版物等文献资源。
如今，李在德老人已经101岁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的同志们仍然保持着每年去探望她的习惯。“老人已经记不起更多往事了，但仍旧每次都提醒我们珍惜得来不易的好日子。”
这位老人1918年出生，1935年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曾任东北抗联六军二师保安连一排排长，在战斗中屡次负伤，1939年3月养伤时与部队失散，弹尽粮绝，被迫弃枪回家。1946年参加汤原剿匪战。“因为负伤在家养病，没能跟上队伍的步伐，多年以来，他的老战士身份一直得不到承认，甚至一直有传言说他是‘逃兵’，让老人多年来一直十分懊恼。”在讲述当年的情形时，老人情绪有些激动，“说着说着，他掀起上衣，用手在肚子上比划着当年子弹是从哪边打进去、从哪边打出来的，说到肠子流出塞吧塞吧用毛巾堵上，就好像那不是自己的肚子而是身外皮囊一样的举重若轻。”老人一再重复当年连长说过的话，“誓死也不能投降。”
“他是一个出生入死的普通战士，多年来却被传说成‘逃兵’，他希望有更多的渠道表达自己，为自己‘正名’成了他的心愿。”韩尉和同事们意识到，史实，在变成史料，通过媒体或研究者成为公开出版物后，会变得更有力量。于是，他们把潘兆会老人的口述史发表在《中国文化报》上，以此协助老人在当地民政部门得到了身份的承认。
老人如今已经去世，但能在离开之前帮助他完成心愿，让国图的工作人员们感到欣慰。
比如，中国记忆项目在蚕丝织绣专题中记录的国家级非遗蜀锦，过去有“寸锦寸金”的说法，正是因为其技艺之精巧，一位熟练的织工每天也仅能完成大约一寸宽的幅面。而现在使用电脑设计、机械生产，一天能织出很多。“在表面效果上，机器织出的蜀锦要比人工织的好一些，因为它十分规整，没有丝毫人工制作的‘破绽’。但是，这样也就少了过去的织锦中能够体现出的技艺和手法特点。我们的工作就是用影像的方式把这些祖先留下的智慧和记忆都记录下来，保存在图书馆里，现在或者以后大家想了解的话，就可以通过看视频、听录音等这些比较直观的方式了。”
在记录蜀锦的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让韩尉感到一丝遗憾。在成都采访一位专工“挑花结本”的蜀锦项目国家级传承人时，这位70多岁的老人在追忆起师傅当年教授他技艺的过程中，说着说着忽然间泪流满面。情况的发生令工作人员倍感突然，在平复了激动的情绪后，老人没有继续主动回忆当时的情形。工作人员试图追问，老人不愿再说，绕开了话题。
“其实受访人在讲述中情绪的变化是有很多隐含信息的，我们也明白，老人应该是主动‘过滤’掉了一些他不愿提起的内容。这是我们收集口述史料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遗憾情况，很无奈，一方面我们特别希望受访人能够敞开心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接受受访人在口述过程中对自己记忆的选择和加工。”韩尉说。
现在，这样的影像记录工作已经在全国广泛地开展起来了。201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作”全面启动，各地的非遗保护中心开始对当地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进行口述史访问，对他们的非遗实践和传承教学进行全方位的影像记录，并对和他们有关的各类文献资料进行收集。由于在非遗影像记录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经验，中国记忆项目中心受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委托，为这项“抢救性记录工作”起草了工作规范和操作指南。
“重要人物专题”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图书馆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而这项内容的纪录则是以国图自己的老员工朱岩推动国图采编工作自动化的故事为开端。“每一个图书馆人都讲好自己的故事，我们留给后人的必将是一个更加完善的当代图书馆史。”韩尉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