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内阅读。新华社发
春暖花开日，正是读书时。记者走进大学校园，探访有关阅读的故事。
大学生真的不爱读书了吗
任鹏今年23岁，是一名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理科生，但他对文史书籍很感兴趣，每年从图书馆大致借10本书。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位与任鹏同龄的在校大学生，发现他们每年借阅图书平均不超10本，有人坦言一年内未曾借过书。
“高校纸质书借阅量逐渐减少是正常现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教授王君超是一名图书馆文化爱好者，在进入高校教书前还做过联络国家图书馆的“跑口记者”。他认为，伴随高校图书馆电子资源的不断丰富，学生可以很快获取知识与信息，纸质图书借阅量自然会减少，但这并不能直接证明大学生不爱读书了。“比如，我在课上要求学生阅读的参考资料，很多都会提供电子版或在线链接。”
纸质书借阅量减少的同时，电子图书阅读量却在迅速增长。以湖南大学中文数字资源下载量为例，2021年为905万次，2022年为2357万次。浙江省社科联2022年公布的有关“大学生阅读状况”的调研显示，浙江省大学生纸质图书的人均阅读量为8.48本，电子书的人均阅读量为13.5本。
不过，武汉大学学生李果发现，周围有不少人对深阅读不太感兴趣，那种“短平快”且经济实惠的电子产品更容易让人沉迷。
“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各有利弊，但长期的‘碎片化阅读’值得警惕。”湖南大学中国全民阅读研究中心主任刘舸认为。
“一些网站、公众号、短视频平台为了攫取流量，多会提供浅显易懂、无需过多思考的信息，完整、系统、深度的论述与作品却不常见。”刘舸表示，长此以往，这些碎片化信息会损害学生的阅读专注力，提升他们的阅读刺激阈值，甚至让人形成阅读惰性，降低对经典书籍的理解能力，造成知识结构狭窄化、知识储量浅薄化等问题。
图书借阅量缘何不断下降
记者在探访中发现，高校图书借阅量下降的同时，入馆人数却居高不下，很多馆区常出现“一座难求”的现象，更有部分学生开启了“凌晨线上抢座”模式，让“泡馆”成为一种生活常态。
那么，“沉浸”在图书馆中的大学生都在做什么？
湖南大学图书馆老师黄筱玲在馆里工作了30多年，她观察到，在图书馆学习的学生中，大约一半是为了准备考试。“馆内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自习室，每天一早6点半开门，晚上10点半关门，座位常常供不应求。”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王琼发现，入馆学生中自主学习的最多，其次是借阅图书，再次是开展研讨等活动。“我们为学生准备了存包柜。在秋季申请存包柜的读者中，写明考研考博用途的人数占全体申请人数的31%。”
与此同时，对于想要从图书馆借书的人来说，借阅图书的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
“我之前很想看女性文学类的书，但查阅显示，我想借的书一直在订购中；有时想找不同版本的书籍，也会发现不太齐全；一些国外小众作家的作品就更少见了。”李果说。
黄筱玲对此也很有感触：“有时候，购买纸质图书经费有限，但每年出版的新书又非常多。为了满足学生诉求，我们会在‘保品种、减复本’的基础上，买更多数字资源作补充。比如，一种新书的复本是1到2本，有时放在主校区，分校区可能就分不到。学生查阅不到，就得通过文献传递或者电子书来做替代性阅读。”
一些受访者也表示，高校图书馆在改善服务、促进发展方面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比如“人才”与“经费”的压力。
“在编人员逐年减少、年龄相对偏大、专业人才不足。一些具有拓展性、创新性的业务又需要有专业性的人才来承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馆内业务的发展。”黄筱玲说。
“图书馆在采购各类文献上存在一定压力。”王琼认为，一方面，选择适宜学科发展和教学科研需要的文献资源，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开展调研和统计分析工作；另一方面，数据库购买价格急剧增长，使原本紧张的文献经费捉襟见肘。在外文数据库采购时，汇率的变化也会影响馆藏决策。
让“万亩书田”滋养青年学子
据了解，湖南大学图书馆升级“新书闪借”服务后，读者可以在线上自主选择所需图书，采购费用均由图书馆承担，读者收到新书后，在30天内阅读并归还图书馆即可。记者了解到，河南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也开展过类似活动，为师生量身定制“你借书、我买单”的服务模式，在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提升馆内服务质量。
黄筱玲对一次活动印象尤深：“学校请了北京法学界的一位专家前来开展讲座，当时现场座无虚席。当月阅读统计数据显示，法律类图书借阅量较平时有一定增加，这也表明学生的阅读兴趣有一定的可引导性。”
2021年，教育部提出要鼓励一批高校试点建设“未来学习中心”，为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转型提供发展契机。“我们应该根据未来教学和科研需要，在提供优质数字资源、打造智慧图书馆方面进行创新，从而建设集智慧服务个性化、教学支持专业化、学习场景多样化于一体的新型学习空间。”王琼对此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