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2019年08月12日14版）
编者按
李海峰
图书馆随着文字的产生而产生，在知识的保存、传播和交流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有力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公元前3200年左右，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地区出现了人类最早的楔形文字，率先进入文明时代，而保存文字和书写资料的图书馆也在两河流域地区最早建立起来。
图书馆的起源
图书馆的分类
通过对图书馆遗址的考古挖掘，发现古代两河流域的图书馆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国王建立和管理的王宫图书馆；二是由神庙建立和管理的神庙图书馆；三是由贵族、祭司等个人建立的私人图书馆。
神庙在古代两河流域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两河流域的神庙中通常会建立图书馆，以保存祭司们创作的各种神话、史诗、赞美诗、祈祷词及挽歌等宗教作品，同时保存神庙与外界进行各种经济活动所签订的契约文书等重要文件。189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在希普莱西特教授的主持下，对尼普尔（今巴格达以南）的恩利勒神庙进行挖掘，挖掘出了一座神庙图书馆，出土了两万多块泥板和残片，年代为公元前2700—前2000年之间。在这些神庙遗址中，乌尔塔庙遗址保存得最为完好。从1922年开始，英国考古队对乌尔塔庙进行挖掘，出土了大量泥板，这些泥板为研究乌尔地区的早期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一些大家族的族长、地方贵族及高级祭司等建有私人图书馆，以保存自己的经济交易契约、书信及宗教、文学作品等。美国考古队和伊拉克考古队从1925年开始，对两河流域北部城市奴孜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共出土了5000多块泥板，其中1000多块泥板出自一个家族图书馆的几个房间中。根据这些泥板中的信息，学者们重建了台黑坡提拉家族的谱系树，这个谱系树包含了6代人25个家族成员。1978年，伊拉克考古学家阿勒-贾迪尔在西帕尔（今巴格达附近）也挖掘出了一座私人图书馆，出土了近两百块泥板，这些泥板包括经济文献、法律文献和书信等。在私人图书馆中，祭司图书馆较为常见，因为祭司们对各种文献的搜集和保存尤为重视。1951年，英格兰和土耳其联合考古队在靠近哈兰的苏坦土丘发掘出了大量文学作品和宗教文献，它们都属于月亮神辛的一位祭司卡尔迪-奈尔伽尔的私人图书馆，这些图书中有许多著名的文献如《吉尔伽美什史诗》《纳拉姆辛传说》《正义的受害者的故事》《尼普尔穷人的故事》等。1974年，比利时和伊拉克联合考古队在米歇尔的主持下，在戴尔地区挖掘发现了一个属于安奴尼图姆女神祭司的私人图书馆，出土了100多件经济契约和私人书信档案，这批材料被命名为乌尔乌图姆档案。
藏书种类最多、数量最大、功能和地位最重要的图书馆无疑是王宫图书馆。考古人员在巴比伦、乌尔、尼尼微、阿淑尔等多个王宫中都发现了图书馆。从1933年开始，法国考古队在叙利亚哈瑞瑞丘进行考古挖掘，发现了马瑞国王齐姆里利姆的巨大宫殿，这个宫殿占地面积超过2.5公顷，由300多个房间构成。整个宫殿被分割成多个独立单元，每个单元由多个房间和庭院组成，这些独立单元里就有存放泥板图书的图书馆。马瑞王宫图书馆里共出土了2万多块泥板文献，这些泥板文献主要为王室行政管理档案、书信档案、少量文学作品以及几块胡里特语泥板和壁画等。法国亚述学家从1946年开始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以《马瑞王室档案》系列丛书公开发表研究成果，1950年出版第一卷，至2012年已经出版了32卷。这批档案是研究古巴比伦时期马瑞王国以及古巴比伦王国汉穆拉比时代十分宝贵的原始材料。
具有代表性的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
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因建立者亚述国王阿淑尔巴尼帕而得名。阿淑尔巴尼帕是亚述帝国最后一位有作为的国王，公元前668—前627年在位。他是一位颇具军事才能的国王，征服巴比伦，占领了古埃及首都底比斯，灭亡了宿敌埃兰，使帝国疆域达到亚述历史上的鼎盛。同时，他也是一位尊崇文化、博学多才、爱书入迷的国王，在尼尼微王宫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图书馆。
1849年，英国考古先驱亨利-莱亚德在库云吉克即古代尼尼微遗址挖掘，在阿淑尔巴尼帕居住的大西北宫中发现了“两个很大的房间，整个区域都铺满了超过一英尺厚的泥板”。1853年，他的助手霍尔木兹-拉萨姆在一个长达50英尺、宽15英尺的房间里又发现了大量泥板，这两次挖掘共出土了25000多块泥板及碎片，是阿淑尔巴尼帕图书馆的主要藏书。出土的25000多块泥板图书，按照内容至少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王家档案，包括王室铭文、王朝世袭表、编年史、行政管理文献以及国王与大臣之间的几千封信件；二是经济或法律档案，包括法庭的判决文书，土地、房屋和奴隶的买卖契约；三是文学作品。前两类文书都是原件，第三类文学作品往往在结尾处明确或者暗示出这是之前作品的复印本，这些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各种神话、史诗、咒语、赞美诗以及各种楔形文字符号和单词表。此外，图书馆里还藏有医学、天文学、地理、占星术、占卜和驱魔等文献。
古代两河流域的图书馆在规模、管理方法、功能等方面比较简单、原始，但这些图书馆却蕴含了现代图书馆的胚胎，为现代图书馆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也为保存、交流和传承人类早期文明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作者：李海峰，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王亚平
古代希腊为欧洲创造了非凡的古典文化，并且在希腊化时代吸收了其他古代文明丰富的养分，生长成为世界文化园中一朵美丽的花朵。然而，罗马帝国的轰然坍塌、日耳曼人向欧洲西部的大迁徙，为这个古典文化画上了休止符，哲学、文学、音乐、建筑甚至希腊文字都随着帝国的覆灭而戛然中断，14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们把罗马帝国覆灭之后的年代称之为“黑暗的年代”。不过，这一时期的希腊古典文化并没有完全地被毁灭，而是保留在修道院的图书馆中。
中世纪的西欧社会，既没有印刷技术又没有印刷设备，手抄本是唯一的书籍种类，而从事手抄书籍工作的是会读写拉丁文的修道士，所以此时的图书馆几乎都分布在修道院中。最先在修道院中建立图书馆的是安条克的卡西奥多鲁斯。他出生于罗马帝国一个声名显赫的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曾经是东哥特国王的辅佐大臣，但其更热衷于古典哲学、修辞学，热心于收集古籍经典，最终辞去官职返回意大利南部，在家族领地上建立了维瓦里乌姆修道院并担任院长。卡西奥多鲁斯在修道院开辟了专门的“抄写间”，组织修道士抄写《圣经》、教父学的著作，并在其中放置一个存放手抄本的“柜子”，是为中世纪最初的“图书馆”。
8世纪下半叶，查理大帝执政时把基督教的教会作为其统治的重要支柱，注重基督教文化和教育的建设。他建立了宫廷学校和宫廷图书馆，在整个欧洲招贤纳士。他们中间有意大利比萨的文学家佩特鲁斯和阿奎勒斯的保罗伊努斯、伦巴德的历史编撰学家保罗努斯和迪雅克努斯，以及撰写《查理大帝传》的艾因哈特等。出于恢复“自由七艺”教育的需要，查理大帝还组织收集了散失的古代文献，并保存在宫廷图书馆里，其中不仅有《圣经》、教父学的著作，而且还有柏拉图《蒂迈欧篇》的片段，波埃修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约翰·司各特翻译的伪狄奥尼修斯的著作，等等。同一时期，西欧各地修道院的图书馆也收藏了许多古代基督教和世俗书籍。大量的抄写工作，使得宫廷学校的学者们对古典时期比较杂乱的拉丁文进行了规范和统一，创立了一种新的字体优美的“加洛林小写字体”。新统一的拉丁文为西欧中世纪各个地区间的文字交流创造了便利条件，也为此后各地区民族语言的规范性创造了条件，直到今日在现代英语、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中都还有中世纪拉丁文的印记。后世历史学家们把这种文化现象称之为“加洛林文艺复兴”。
12世纪的西欧社会因为大拓荒运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要的就是人口的流动，而记录社会流动的登记册如婚姻登记册、死亡登记册、财产登记册之类的档案，以及各种类型的编年史、地方志和教科书等，也都存放在当地的修道院里，图书馆的藏书内容也因此更加丰富。为了方便保管和查询，修道士在抄写这些档案时分别采用不同颜色加以区分，并称之为“黑皮书”“白皮书”或者“红皮书”。文字资料的增加，扩大了对书写人才的需求，为此开办书写学校，更进一步推动了手抄本彩色装饰艺术的发展，出现新的书写方式，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书写流派。那些精心制作的手抄本的装帧图案和插图，成为留给后世的绘画艺术珍品。
在12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中世纪大学打破了基督教教会对教育的垄断，为了教学和研习的需要，大学的图书馆异军突起；经院哲学唯名论和唯实论之间关于神学问题的争论，在西欧掀起了一场翻译运动，经院哲学家们翻译了大量古典时期各个学科的著作，其中还包括阿拉伯学者和犹太教学者的著作，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馆藏。尽管此时的图书依然是手抄本，但是图书的数量大大增加了，书本的种类也增多了，这是12世纪文艺复兴最为明显的成果之一，在此之后有上千册手抄本的图书馆不在少数。15世纪三四十年代，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在德国美因茨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并且改进了印刷的墨水，大大降低了出版图书的成本，印刷图书的数量激增，这使得修道院的图书馆不再是一枝独秀，读写也不再是修道士的专利。经历了两次文艺复兴运动的西欧大众文化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宗教改革运动推动了各国民族语言的统一，初级教育得到大力推广，各种类型的公共图书馆、家族图书馆以及个人的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西欧图书馆伴随着近代社会的进程有了新的发展。
（作者：王亚平，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作者：梁跃天
自宗教改革以降，国家与社会从基督教世界中逐渐显现出独立的力量，欧洲图书馆也在这一世俗化过程中展现出其多元类型与特点：有体现民族与国家认同的国家图书馆，有培育地方文化生活的市镇图书馆和教区图书馆，有推动学术进步的大学图书馆、专业协会图书馆，有体现个人文化品位的私人图书馆和捐赠图书馆，也有促进阅读社会化的会员制收费图书馆和流通图书馆。16—19世纪中叶，欧洲图书馆的数量和类型不断增加，且因各地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生活方式、阅读习惯的差异，阅读空间相互分开。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欧洲各地先后出现公共图书馆运动，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逐渐成为主流。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诸多皇家图书馆开始搜集代表民族文化精神的书籍和手稿档案，承担起民族文化保存者与掌管人的角色。法国图书馆学者加布里埃尔·洛代在1627年写作的小册子《建立图书馆之倡议》里写道，要在民众中获得巨大声望，没有哪种方式比建藏书丰富、规模宏大的图书馆更保险的了。这正是近代早期国家图书馆兴起的缘由。法国国家图书馆肇始于14世纪查理五世的国王图书馆，该馆在17世纪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有了较大发展，1735年开始向公众开放。法国大革命之后，没收而来的贵族及教会藏书大大充实其馆藏。1753年，大英博物馆设立图书收藏部，是为大英图书馆的前身。大英图书馆最初的藏书中有一部分来自1757年乔治二世捐献的皇家图书馆，这一捐赠使得大英图书馆获得接收法定送存本的资格，其藏书规模随着英国图书出版业的繁荣而壮大。
伴随启蒙思想的涌动与世俗化进程，具有自治性质的大城市、市镇与大学也大力发展自己的图书馆，使其成为本地区知识网络的中心与枢纽，奠定了欧洲文化版图的基本格局。1578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从天主教改宗新教，原天主教教会图书资料构成了阿姆斯特丹大学图书馆的基本藏书。18世纪七八十年代，耶稣会与其他修会解散，其位于德意志地区的经院图书馆被弗莱堡大学、奥洛穆茨大学等大学图书馆兼并。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德意志地区于19世纪初进行了大规模的世俗化运动，教会领地与自由帝国城市合并，教会领地内的修道院图书馆也被城市图书馆或大学图书馆兼并。
从修道院图书馆的狭小空间里解放出来之后，阅读不再是经院学究的特权，也不是王公贵族的奢侈消遣与学者的专属领域，阅读开始走向大众。阅读社会化过程，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以及启蒙思想从学者案头、沙龙走向民间的过程。各类经营性质的图书馆兴起并繁荣，扩大了阅读的公共空间。英国的情况尤为典型，因为英国的商业革命与工业革命，为图书馆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完整体系——印刷出版物的数量与种类逐年增加，出版物的销售网络基本成型，读者群随着识字率的提升不断扩大，但当时的图书价格不菲，很多读者选择借阅而不是购买图书，图书馆因此成为读者首选的阅读渠道。为了适应不同阅读群体的需求，出现各类不同的图书馆。
18世纪30年代，提供图书租借服务的流通图书馆出现，到18世纪后期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与会员制收费图书馆不同的是，读者只需花费略高于一本小说价格的租借费，便可以在一年内平均阅读30本左右的图书。依据现存的书目清单可知，简·奥斯丁写作的那类讲述人情世故的小说和充满奇幻色彩的哥特式传奇故事，特别受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的欢迎。提供小说之类消遣性读物的借阅服务，成为流通图书馆受到诟病的原因之一，批评者认为这类图书馆降低了阅读的格调。然而，流通图书馆为小说作者和图书销售商提供了市场，为女性读者提供了闲暇阅读的渠道，因此这类图书馆迅速获得商业上的成功。
工人阶级也组织了会费低廉的收费图书馆。英国最早的工人收费图书馆出现在苏格兰利德希尔斯的铅矿矿工之中，工人们希望通过有组织的知识活动，提升工作伙伴之间的知识水平和互助精神。起初，工人们以阅读历史与宗教类作品为主，如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的简写本等。18世纪90年代，随着工人政治意识的觉醒，工人图书馆中开始订购政治性与时事类小册子，如托马斯·潘恩的《人权》等。工人激进主义改革团体组织了很多小型图书馆，为工人提供借阅服务，激发他们参与改革运动的热情。反对工人组织阅读的声音随之而起，其理由认为阅读有损劳动者的勤勉精神和服从的态度，图书馆是有害的温床。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工人阶级的图书馆会员以男性技术工人为主，直到1872年左右，女性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才拥有会员资格。
上述各类图书馆不乏冠以“公共”之名，实质上却是一种服务特定“公众”的、排他性阅读空间。如今我们对公共图书馆的理解，一般包含两个要素：由地方或国家财政提供支持；应该免费对所有公民开放所有类型的馆藏。图书馆的这种现代公共性观念，源自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公共图书馆运动，这一运动与国家干预社会生活的观念有关。
工业革命使得英国经济突飞猛进之时，长期施行的自由放任政策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逐渐凸显，贫困、酗酒、犯罪等社会问题与日俱增。人们开始接受这样的观念：国家和政府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要改变业已存在的社会问题，也要采取有效手段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在这一观念的推动下，一系列社会改革立法得以推行，如公共卫生法、工厂法、基础教育法等，公共图书馆法也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当时代表性观点认为，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社会治理的工具以及国家教育体系的支柱。道德改良与提升教育水平，是公共图书馆的两大功能。
1850年，欧洲第一部公共图书馆法案在英国诞生。该法规定，经地方纳税人投票同意可以使用地方税设立公共图书馆，然而其后40多年，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并不理想。1893年，英国议会对该法案做出修正，允许地方政府有权决定设立公共图书馆。此后，公共图书馆得以稳步发展，并逐步消除了图书馆历史上对性别、阶层、经济状况、身份、年龄的诸多限制，实现阅读空间真正的公共性。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其公共图书馆运动得到发展，1924年成立德国公共图书馆协会，拥有450家图书馆会员。在社会和政治相对稳定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1882年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欧仁·莫雷尔发起公共图书馆运动，1906年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法国图书管理员协会，公共图书馆在法国顺利发展。总体来说，到20世纪初，欧洲已经普遍建立起公共图书馆体系，这与政府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职能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