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二号西汉墓发掘出土的《孙膑兵法》16篇分析，《孙膑兵法》在继承《孙子兵法》等前代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总结战国中期及其以前的战争经验，提出许多新的有价值的思想。
其一，进一步阐发了战争道义观，肯定“道”“义”为胜利的基础。
《孙子兵法》指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武还将“道”作为“五事”之首，将“主孰有道”作为预知胜负的首要条件。《孙膑兵法》则更多地讲到“道”。孙膑说：“先知胜不胜之谓道。”“求其道，国固长久。”“知其道者，兵有功，主有名。”据《见威王》篇记载，孙膑对威王说：“夫兵者，非士恒势也。此先王之傅道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能将用兵打仗当做可以永久依赖的手段。这是先王所传之道。《孙膑兵法》还讲到“义”：“义者，兵之首也。”“卒寡而兵强者，义也。”“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可见，孙膑对战争的性质及其意义已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其二，强调重视战争的必要性，同时要求慎重对待战争。《见威王》篇记载，孙膑拜见威王时，引用五帝、三王用兵战胜攻取而有天下的史例说明，当战争不可避免而必须使用武力时，应当“举兵绳之”。继而他又指出：“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还指出，“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故须“事备而后动”，绝不能“利胜”与“乐战”，轻率用兵的结果必然是遭受失败与耻辱。
其三，进一步阐发了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原则。孙膑在与齐威王和田忌的问对中，认为寡可胜众、弱能胜强，并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战法。例如“让威”，即避开敌人的锋芒，不同敌人硬拼；“避而骄之，引而劳之”；“告之不敢，示之不能”，“以骄其意，以惰其志”；“营而离之（迷惑分散敌人）,我并卒而击之”，等等。这些思想观点，无疑与孙武一脉相承。
其四，强调创造和利用“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法。孙武要求利用“形”和“势”进行战前布局，孙膑也强调“势”，并专门有《势备》篇，着重论述“势”。他指出：“凡兵之道有四：曰阵，曰势，曰权，曰变。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势者，攻无备，出不意。”由于孙膑强调和重视对“势”的运用，故《吕氏春秋●不二》称“孙膑贵势”。此外，孙膑还要求作战要“料敌计险”，善于利用地形，主张“易则多用其车，险则多用其骑，厄则多用其弩”，“进步可迎于前，退不可绝于后，左右不可陷于阻”，以便使四路畅通，使敌军陷于“四路必穷，五动必忧”的困难境地。
总之，与《孙子兵法》相比较，《孙膑兵法》反映出从春秋到战国时期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变化。此时，先进兵器广泛使用，如弩、投机、梯、钩拒等；骑兵出现，战车减少，战争规模扩大。这些新的变化，揭示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和军事的发展状况，对孙膑军事思想的形成势必产生影响。《孙膑兵法》正是立足于新军事实践的基础上，从上述诸多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思想和理论。
曹操（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汉末政治家、军事家，是今存《孙子兵法》第一个注本的作者。整个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由统一走向分裂，又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战争的胜负关系着各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命运。魏、蜀、吴三国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对兵法，尤其是《孙子兵法》都格外重视。曹操对《孙子兵法》倍加赞赏，他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略解●序》）他根据御军30年的经验，在戎马倥偬之际为《孙子兵法》作注，提出自己的体会和见解，从而使孙子兵学进入注解的新时代。据统计，历史上出现过的整理、研究、注解《孙子兵法》的著作共有几百种，这些著作莫不与“曹注”有关。曹操对《孙子兵法》的注释简明切要，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问世后备受人们的称赞推崇。其注为三卷十三篇，正与阮孝绪《七略》著录《孙子》三卷相契合。这说明曹氏乃是就太史公所云《孙子》十三篇作注，至于孙武之佚文和他人所增附的内容则阙而不论。这亦从侧面进一步证实“十三篇”才是《孙子》的主体。曹操精通兵法，并著有《兵书接要》《兵书要论》《兵书略要》等书，除注《孙子兵法》外，还校正、注释《司马法》等。
曹操是一位既取得很大成功又遭受不少失败的军事实践家，他学用结合，身体力行，至老不倦，从“名微而众寡”起步，逐渐统一北方，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教训。他对《孙子》的注解是研究《孙子兵法》的一把钥匙。所以，就更值得我们予以重视。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人称卧龙，汉末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蜀汉丞相，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后被人称为智圣。隐居隆中期间，诸葛亮博览群书，尤其熟读《孙子兵法》，故虽身在“草野”，却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其作《隆中对》时,年仅27岁。陈寿称其“乃建奇策”并不过之。
诸葛亮从东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走出隆中，到蜀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病逝于北伐前线，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整整活动了27年，其间担任蜀丞相13年之久。他虽然对《孙子兵法》没有专门的注解和论著，但在他留下的著作中、描绘他的文学作品中，包括对他的民间传说中，都渗透着他对孙子兵法的实际运用、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
其一，庙算思想是《孙子兵法》重要思想之一。孙武在《计篇》中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刘备所以在三顾之前东奔西走屡战屡败一无所成，原因即在于他一直没有一个经过“庙算”之后作出的好的战略规划，而诸葛亮的《隆中对》，恰恰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隆中对》中，诸葛亮运用孙武的思想，论政治，论军事，论外交，论地理，高屋建瓴，廓开大计，使刘备茅塞顿开，大有醍醐灌顶之感，所以不觉称“善”。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刘备集团只要遵循了《隆中对》的路线，事业就发展，就顺利，反之则往往遭到挫败。
其二，“兵以利动”是贯穿《孙子兵法》的一条红线，孙武主张要以全面的观点来判断战争行动的利害关系，“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孙子●作战篇》）。诸葛亮在用兵中善于趋利避害，在《隆中对》里，他明确指出：“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尖锐地挑明了与曹操抗争的利害关系，建议刘备暂避其锋芒，扩充势力，待“天下有变……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政不覃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其三，《孙子兵法》深刻阐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认为战争必须有深厚的经济基础为后盾，须具备“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等等，“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孙子●作战篇》）。反之，“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子●军争篇》）。点明了战争与经济基础相互间利害关系。诸葛亮对于三国之争的战争条件做了一番调查分析后，胸有成竹地向刘备提出：“益州险塞，沃野午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隆中对》）。诸葛亮的这番话，辩证唯物地分析了蜀国的地理、经济形势，与孙武战争与经济的理论异曲同工。
其四，孙武的治军思想突出的是严明赏罚、重视选将、重视部队训练。在这方面，诸葛亮固然有过错用马谡的失误。但在他以街亭失守之罪忍痛而斩马谡时，曾有感而发道：“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三国志●蜀书》）言下之意申明自己要效法孙武严明法制的精神，决不为一己私情而枉法。至此以后，诸葛亮对孙武的治军思想，不仅有所继承，而且有所发展。他初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致使魏三郡之地叛而响应，“关中响震”；他与司马懿对峙于渭南，“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他一旦殁于敌庭，敌竟不敢追，以至于为后世留下了“死诸葛走生仲达”的佳话（以上见本传及注引《汉晋春秋》）。诸葛亮曾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诸葛亮集●文集》卷二《兵要》）治军而能达到此种境界，可谓登峰造极，即便是孙武，恐亦不易企及……
其五，重视心战、善于谋攻是《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注引《襄阳记》载，诸葛亮征南中，马谡为他送行，他则向马谡问计，马谡说：“……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不仅采纳了马谡的建议，而且还将这一策略作为教令下发部队，一路上兵战与心战相结合，终于赢得了南方小数民族此后的长期安定。这一思想虽为马谡提出，但却是经诸葛亮运用到实践当中的，并且两人也很有可能本来就是英雄所见略同。
其六，“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是《孙子兵法》经典之处。诸葛亮在用兵作战中注重对战略全局的分析，注意调查研究，观察地形气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始料如他也”（《将苑●谨侯》）。在他“六出祁山”中，努力争取主动权，将不利形势转化为有利态势，灵活运用孙武“致人而不致于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避实击虚”，以攻为守等战略战术，在数年的对峙中，未能使魏军前进一步。甚至在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蜀军撤军时，尚能使魏军不敢追击。连他的劲敌司马懿也不得不称他为“天下奇才”（《诸葛亮传》）。
其七，《孙子兵法》专设《势篇》以论势。在《将苑》中，诸葛亮也讲“势”，还提出了掌握和利用时机的方法：“其道有三：一曰事，二曰势，三曰情。事机作而不能应，非智也；势机动而不能制，非贤也；情机发而不能行，非勇也。”意思是说，掌握时机的办法有三种：一是天时地利，二是形势变化，三是人心向背。不能准确把握和恰当利用战机，即非智慧、贤能和勇敢。《诸葛亮兵法》之《治军》篇集中论述了进攻和防守问题。他认为，作战能否成功，主要在于能否掌握全局的“势”，用有利的“势”取胜。他指出，善于进攻的，能使敌不知从何处防守；善于防守的，能使敌人不知从哪里进攻。此外，对于孙武的“虚实”之法和“奇正”之法，诸葛亮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可以说都达到了十分精纯的地步。
其八，诸葛亮非常重视军事训练。他说：“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胜。”（《兵要》，载《诸葛亮集●文集》卷二,中华书局1960年8月版）又说：“夫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将苑●习练》，载《诸葛亮集●文集》卷四,中华书局1960年8月版）在重视军队训练的同时，诸葛亮还主张对老百姓进行军事训练：“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此与孙武的“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和“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在实际上是一致的。
其九，《孙子兵法》规定了将帅在战争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和所负的主要责任，要求将帅应保持最高的修养，达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孙子●地形篇》）。诸葛亮则在《将苑》篇里要求将帅“得其财帛不自实，得其子女不自使。将能如此，严号申令，二人愿斩，则兵合刃接而人乐死矣”。亦即与孙武强调将帅作用和职责有着共同思想。
《十家注孙子》最初出现在《宋志》。《宋志》录有吉天保辑《十家会注孙子》，然未说明十家姓名。日本昌平坂学问所又有《十家注孙子》，该书有注者却无辑者姓名。十家为曹操、王凌、张子尚、贾诩、李筌、杜牧、陈皞、孙镐、梅尧臣、王皙。清代孙星衍自《道藏》中抄出《孙子集注》，又以此本为底本，据《通典》、《御览》等对“十三篇”进行斟订，并据《宋志》改成《孙子十家注》。
《十一家注孙子》是宋代一部汇集《孙子兵法》注释的兵书，又称《孙子注解》《孙子集注》《校订注释孙子十三篇》等。此书最早见录于尤袤的《遂初堂书目》，约刊于南宋宁宗时代。明刻《十一家注》最早是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内府刊《道藏》13卷本，改名为《孙子注解》。自曹操开注《孙子》先河之后，至宋以前最著名的是该书所收录的11位注家：曹操、孟氏、李筌、杜佑、杜牧、陈皞（hao）、贾林、梅尧臣、王皙（xī）、何廷锡、张预。1962年，中华书局将宋刻《十一家注》本影印，才使人们见到清代和近代学者大都未曾见过的古本。此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于1978年予以排印，并附有郭化若的《代序》和今译。
《十一家注孙子》与《十家注孙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注家的名字和人数不同。二是学术成果和存在的不足不同。关于“十家”的排列顺序，清代孙星衍经过考证后进行了订正，其校解也有可取之处，但参校基础过于狭窄，既没有见过宋本，也没有采集其他明本，更没有参据《武经》各本及前人有价值的校解，免不了存有许多错误。1962年中华书局宋刊《十一家注》影印本，成就是主要的，校改了原本的一些毛病，但并不彻底。三是影响不同。宋本《十一家注》是基础版本，影响深远，但近代国内难见真本，所以实际产生的社会作用有限。孙星衍所校勘《十家注》，在近代产生较大影响，推动了此后形成的研究、校勘《孙子兵法》的高潮。
朱升，明初学者，洪武元年（1368年）进翰林学士。撰有《孙子旁注》等著作。
刘寅，明初学者，撰《武经直解》。
王训，明代学者，撰有《孙子注解》《保边政要策》。
王崇献，明代学者，撰有《孙子释疑》。
郑灵，明正统前后福建人，著有《武经节要》等著作。
李清，明代学者，撰有《重镌武经七书集注》。
童轩，明代大臣，撰有《孙子释文》。
阎禹锡，明代河南洛阳人，撰有《孙子集解》。
黄润玉，明代学者，撰有《孙子纲领》。
赵鹤，明代学者，撰有《孙武十三篇定本》等著作。
成谐，明代兴化人，撰有《孙子阵法新说》《车战篇》。
王守仁，明代理学家，浙江余姚人，撰有《武经》《兵志》《兵符节制》等。
谈恺，明代将领，校勘《孙子集注十三篇》，并作前后《平粤录》。
苏佑，明代学者，撰有《孙子吴子集解》等。
归有光，明代学者，吴郡昆山人，著有《诸子会函》等。
邵以正，明代正统年间道士，奉诏督校刻印正统《道藏》，收录《孙子注解》、魏武帝《孙子序》等。
张居正，明代政治家，湖广江陵人，主要军事著作有《增订武经直解》，后经王淇纂序重印，刊于日本，题名《鳌头七书》。
王世贞，明代文学家，官至刑部尚书，著有《批点孙子》等。
李贽，明代思想家、文学家，著有《孙子参同》《七书参同》。
汪本源，明代学者，撰有《武经七书题旨明说》，内有《孙子题旨明说》。
茅元仪，明末兵学家，著有《武备志》，内载《兵诀评●孙子十三篇》是他研究《孙子》的著作。
郑二阳，明代中州人，撰有《孙子明解》。
程道生，明代学者，撰有《武经》《射义新书》等。
朱墉，清代康熙年间江苏吴县人，撰有《武经七书汇解》，影响广泛。
孙星衍，清代著名经学家、金石学家、《孙子》注家，所校《孙子十家注》是《孙子》书最重要的传本之一。
朱怀冰，民国时期国民党高级将领，著有《孙子兵法新诠》。
吴石，民国国民党高级将领，福建人，撰有《孙子兵法简释》等。
李浴日，民国时期兵学家，著作甚丰，有《孙子新研究》《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等。
考察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的历史渊源，不能不追溯到《孙子兵法》。在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孙子兵法》就成为他喜爱的图书。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就读期间，他曾听国文老师袁仲谦讲授过魏源的《孙子集注》，并在《讲堂录》中记下了这样的体会：“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礼，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也。”他还把“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作为名言摘录，以警人生。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据毛泽东当年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随身带有两本书，一本是《共产党宣言》，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在革命斗争最艰苦的环境中，毛泽东利用一切空闲，除研读马列之外，对《孙子兵法》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曾对吴黎平说：“我确实读过《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有重要的一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点说得很好。”
长征初期，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之战，曾被他称为平生的得意之笔。当有人问毛泽东说，四渡赤水的战法是不是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毛泽东回答说：我确实读了许多中国古时打仗的书，研究过《孙子兵法》之类的著作。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同志还直接引用过孙武的话，指挥红军与敌人周旋，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延安。
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吸收、借鉴和运用，甚至曾成为左倾机会主义攻击他军事思想的炮弹。在中央苏区，王明等人大搞军事冒险主义，企图否定毛泽东创立的游击战“十六字诀”，认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些来自《孙子兵法》的东西，“只有让我们的敌人蒋介石专有”。在遵义会议期间，左倾教条主义者凯丰公开指责毛泽东：“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这些无知的责难和批评，没有动摇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军事文化的吸收和继承。到达陕北后，为了革命斗争和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需要，毛泽东开始系统研究《孙子兵法》和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著作。
1936年9月在西安工作的同志遵照毛泽东电示，买了一部分军事书寄往延安。毛泽东看后，认为多是战术技术方面的书，遂于9月26日再次致信刘鼎：“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书，买大兵团作战、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兵法》等也买点。写信到南京国府路军学研究社，请他们代办。”同年10月22日，毛泽东又写信给叶剑英、刘鼎：“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和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文中多处直接引用孙武的话来说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一生对中国古兵法非常重视，尤其对《孙子兵法》百看不厌，直到晚年，在中南海卧室的床边还一直放着一本线装的《孙子兵法》。
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继承、运用有许多得意之笔、独到之见，其中最重要的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虑《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继承其中的战争指导法则，探索出一条“古为今用”的科学之路。毛泽东一向重视对历史文化的继承，但他反对“厚古薄今”。他曾经说过，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主张值得赞赏。他一贯提倡的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目的，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历史的优秀遗产，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而不是信而好古，迷信过去。1956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简洁明快地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指示，通俗地揭示了“古为今用”的本质内容，深化并奠定了《孙子兵法》研究的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现代最先进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他们共同创立毛泽东军事思想科学体系的过程中，由于受《孙子兵法》及中国传统兵法的影响，使毛泽东军事思想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不能不令研究过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外国人感慨万分。美国退役准将格里菲思，在西方堪称“毛泽东军事思想通”，他说：“对读过《孙子兵法》的人来说，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法国将军鲍威尔也认为：“事实上，尽管毛泽东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素养，但他毕竟是一个继承了古典文化传统的中国人，同克劳塞维茨相比，他受孙子的影响更大些。”
在传承和弘扬孙子兵学文化上，我军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树立了“古为今用”的光辉典范。
在解放战争中，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取得一系列重大战果。这些战果的取得，都与华野领导人自觉运用《孙子兵法》指导战争有着直接关系。仅以莱芜战役为例，这是人民解放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的内线作战时期，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进行的一次规模浩大、战果辉煌的歼灭战。此役，华野以伤亡80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7.6万人，生俘、击毙国民党将官23名，收复县城13座，使鲁中、胶东、渤海解放区连成一片，掌握了战场主动权。1947年1月，蒋介石、陈诚发动“鲁南会战”，调集31万余人的兵力，采取南北对进的战术，企图将华野主力消灭于沂蒙山区。华野“避实而击虚”“示形动敌”，佯装势必保卫临沂城之状，主力却悄然北上；又佯作临沂失利，向西佯度黄河；继而敌变我变，遵循“兵因敌而制胜”“我专而敌分”的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在莱芜完成对敌军李仙洲部的合围。经过三天激战，歼灭李仙洲集团5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鲁南会战的计划。抗战胜利后，陈、粟大军不断取得苏中、鲁南、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淞沪等重大战役，而且每战都有独到之处，都能借鉴孙武的兵法思想，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战法的成果。
被陈毅称为“论兵新孙武”的刘伯承，对《孙子兵法》称得上烂熟于心，并且结合革命战争的实际，运用得出神入化，巧妙奇绝。他的许多战法，如“围城打援”、“围三缺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等等，都是出于古而不泥古，给传统的兵法思想注入了时代的活力，为创建和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1950年冬，刘伯承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主持培养我军高级指挥人员的工作。他遵照毛泽东制定的办院方针，把《孙子兵法》列为学员的必读教材，并亲临讲台，以形象生动的事例，深入浅出地讲解《孙子兵法》。
刘伯承对《孙子兵法》有着独特的理解和研究视角。他把《孙子兵法》十三篇概括为六大军事原则：一谋略，二兵势，三正兵和奇兵，四虚和实，五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六用间；并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进行提炼、浓缩，既吸收孙武思想的精华，又结合现代战争实际，增加了自己所特有的内容，把《孙子兵法》与现代战争结合起来。这六大军事原则为借鉴《孙子兵法》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树起了一座时代丰碑。
1958年，为了适应我军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加强军事理论研究，军委决定成立军事科学院，由叶剑英担任第一任院长并兼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上任伊始，叶剑英即组织力量编纂《中国军事史》，并亲自主持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为了满足干部学习《孙子兵法》的需要，推动研究工作深入发展，首先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的宋本《十一家注孙子》翻印，并组织力量从浩如烟海的古代兵法史料中，摘其精粹，进行分类，编著成《中国古代兵法选辑》，下发全军，对指导全军的军事理论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叶剑英运用孙子的思想指导现代军事工作，不拘一格，显示了他对《孙子兵法》研究的深厚功力。20世纪80年代，在第三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上，他针对一部分人存在的和平麻痹思想，直接引用《孙子●军争篇》中“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话，统一全党全军人防工作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