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的英文为Library，其中文正式译名来自于日文“図書館（ライブラリー）”，应该是外来语。它最初是由梁启超在《时务报》中引入的，引进时并没有得到正式承认，1904年该词正式被采纳进政府官方文件的《奏定学堂章程》，其中说：“大学堂当附属图书馆一所。”图书馆的基本特性是保存文献资料，开放阅览。与传统藏书楼的本质区别就是，前者是私人性的，后者是社会公共性的。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中说道：“图书馆有两种：一是社会的，一是学校的。社会图书馆的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学校图书馆的对象是学生。”（载《平民教育》1919年第10号）鲁迅也积极倡导现代图书馆，并且身体力行，奔走操劳。李大钊和鲁迅对北京建立的几个大的现代图书馆贡献巨大。
从胡同里走出来的国家图书馆
李端棻（1833年—1907年）清朝末年著名政治家、教育家，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上疏请朝廷创办京师大学堂者，他于同治元年（1862年）参加顺天乡试并中举，第二年参加会试，得中进士，可以说是从京城考出来的重要官员。其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有过一个奏折，在奏折中他倡议在京城设立图书馆。遗憾的是这一首创性建议没有得到清政府的重视，过了整整十年之后，晚清著名学者罗振玉，在光绪三十二年的时候，上了《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奏折，此折开篇是这样说的：“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兹将京师创设图书馆之办法，条举如下。”
罗振玉很详细具体地提出了六条办法：第一条择地建筑。第二条请赐书以立其基。第三条开民间献书之路。第四条征取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第五条置写官。第六条采访外国图书。从后来筹办创立京师图书馆的过程资料来看，基本框架即不出罗振玉所言六条。更为可贵的是京师图书馆之名在“私议”中已经呼之欲出，只是作为奏折无法作为定名罢了。
宣统元年（1909年），9月9日，主管学部的73岁的军机大臣张之洞，以病体之身坚持上奏，请求朝廷批准建立京师图书馆。奏议当天就获准，因张年事已高且又抱病在身，学部恐怕有什么不测致使图书馆之事搁浅，于是上奏申请委派由精通目录版本的编修缪荃孙担纲监督一职，另请学部郎中杨熊祥担任提调。《张文襄公年谱》于此过程有所记载。10月5日张逝世。他为京师图书馆之事，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最初学部在设计图书馆的选址上，位置选在德胜门与净业湖，清代文人麟庆在《净业寺荷》中说，“净业湖在德胜门西,即积水潭,以北岸净业寺得名”。最初设想把图书馆建筑在一个小岛上，而书库则通过购买附近民房为主。这样的构想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北京的房屋是木结构，书又是易燃物，图书馆建在一个四面有水的环境中，相对安全系数最高。原初计划中跟胡同搭不上界，可是设想虽好，但终因成本甚巨，清末朝廷国库几乎空虚，没有那么多投资可以用来建立图书馆。
但是京师图书馆皇帝已经批准了，又不能不建，于是只好临时借用什刹海北边鸦儿胡同（31号）的广化寺之房屋作为京师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就诞生在这胡同之中。据《日下旧闻考》援引的《柳津日记》记载：“广化寺在日中坊鸡头池上。元时有僧居之，日诵佛号，每诵一声，以米一粒记数，凡二十年，积至四十八石，因以建寺。”文字生动有趣，具体建寺年份目前不详。有学者据《敕赐广化寺记》碑文中所记，推测为元天顺年间所建。边袖石《十汊海（什刹海）诗》三首中有一首为我们描绘了鸡头池迷人景色，“鸡头池涸谁能记，渌水亭荒不可寻。小立平桥一惆怅，西风凉透白鸥心。”（《健修堂集》卷十一）
京师图书馆与广化寺之缘分，也由张之洞而来。1908年的时候张就将其个人藏书的大部分储藏在寺中，所以京师图书馆选此之地也是因前缘之故。建馆开馆一应事务均由缪荃孙负责。
清宣统二年官方正式命名“京师图书馆”，见“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第三条。（载于《学部官报》第113期。）
鸦儿胡同的地理位置，在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东南头接小石碑胡同，西北头与甘露胡同相连。胡同全长800多米，元代时就有了，真正的老北京老胡同，当时叫沿儿胡同，意思指位于什刹海河边的一条胡同，清代因同音不同字叫成“鸭儿胡同”，解放后改写为“鸦儿胡同”。
鸦儿胡同的京师图书馆开馆后，因为受到一些批评，《小说月报》第3卷第8号上的《京华游览记·京师图书馆》批评说，“不设观览室，不见观览人。入门则隶役慢客，入室则官气犹浓。”
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派江翰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因上述反映出来的问题，1917年京师图书馆从广化寺鸦儿迁至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当时鲁迅恰好在教育部主管图书馆工作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任科长，正管此事。鲁迅为京师图书馆的搬迁与建设贡献巨大，同年京师图书馆开馆。此时其藏书已经丰富到13.6万册。
清代国子监是当时上学听课的地方，即学校，南学则是其学生读书与住宿的地方，相当于现代的学生宿舍。其大门朝南，开在方家胡同，大门悬挂匾额“钦赐学舍”。南学在国子监的南面，所以当时就有这样的说法：“在学肄业者为南学，在外肄业赴学考试者为北学。”国子监南学有藏书，虽然未见有人提及，但我也不是推测，而是有实物为证，寒舍藏有国子监南学旧藏内府刻本《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零本三册，每册首页均有“国子监南学书光绪九年二月查过准部齐全”朱文印。京师图书馆迁入此地，藏书可以说是其前缘。
在民国这段时期，还是一直沿袭使用清代定名的京师图书馆。民国十八年(1929年)一月，图书馆从方家胡同南学迁入中海居仁堂，此后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解放后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后升级为国家图书馆。
扎根胡同的普通图书馆
1912年，京师图书馆因为地处广化寺，地理位置比较偏僻，且当时交通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方便，前去阅读书籍的人很少。在京师图书馆还没有搬入方家胡同时，鲁迅就给教育部打报告说：“京师图书馆实属研究图书馆之范围，只足资学问家之便，益拟先于正阳、宣武二门适中之地，略仿欧美通俗图书馆之制”，既点出京师图书馆的特点，也暗示了它的弱点，不适于普通读者。鲁迅这话有两层意思，互相又有联系。第一层意思，京师图书馆的主要功能是供学者研究之用，读者不会多。第二层意思说因为太专业，故读者少，不利于普及知识与教育，因此建议模仿欧美国家的普通图书馆的方式，为北平的普通老百姓创办一座京师图书馆分馆。鲁迅为此事跑前跑后，到处奔走联络，最后终于在1913年6月，在租用来的民房中创建起京师图书馆的分馆，地址在宣武门前青厂武阳会馆夹道西侧。1914年6月又搬迁到宣武门外永光寺街1号，1916年3月再一次搬迁到宣武门外东茶食胡同香炉营四条。
京师图书馆分馆开馆之后，鲁迅继续发出呼吁，倡导“通俗教育以启发一般人民普通必需之知识为主，故通俗图书馆之设，实关重要，其中采集之图书，以人民所必需且易晓者为宜”。鲁迅的这一呼吁得到当时社会的积极响应，1913年10月21日京师通俗图书馆建立。鲁迅在《鲁迅日记》中对此有准确的记录，他说：“午后，通俗图书馆开馆，赴之。”可见鲁迅先生参加了通俗图书馆开馆典礼。京师通俗图书馆是我国最早实现免费为读者提供阅读书籍的公共图书馆，当时除了京师图书馆对外开放之外，就数它了。据1916年《教育公报》所载《京师通俗图书馆成立之经过》，“委任社会司科员经理于宣武门大街租房一区，计二十一间”，在前青厂胡同。
扫描老北京胡同中的图书馆
南新华街有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图书馆，它最初是清朝时的优级师范图书馆（传统意义上的藏书楼），清朝灭亡之后，还一直沿用这个老名。1917年对其进行整顿改造，建立了对外开放阅览室，增加了不少新书，于是成为正式的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
李阁老胡同第二院有北平大学法学院图书馆，这座图书馆最初本来也是藏书室，1914年经过扩充改造而成图书馆。李阁老也是北京最古老的胡同之一，明朝著名学者李东阳居住于此，胡同因此得名。现在的力学小学，原来就叫李阁老小学，我小学一二年级就是在那里上的。当时很多人依然把它叫做李阁老小学，尽管学校正规名称为力学小学。
西城端王府夹道（育幼胡同）中有北平大学第一工学院图书馆，这里在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年)，设立了一座藏书楼，清代灭亡后，民国时期这里归教育部管辖，于是更名叫做“北京工业专门学校”，藏书楼也就跟着改造成了图书馆。后再次更名升级为“北平大学第一工学院图书馆”。
东单三条胡同有协和医科大学图书馆，该图书馆创立于1919年，由此前的协和医学校改造重组而来。
西四祖家街的北平特别市公立师范学校图书馆，该馆于1912年由当时的教育部委派夏锡祺为该校校长，图书馆以接受当时的“满蒙学堂图书馆”与“京师第一师范学堂”藏书为主，1918年建立阅览室，整理归档图书，1919年组建该馆，1920年开馆。
此外还有，郎家胡同的北平公立第一中学图书馆，建于1912年；安定门大三条的崇实学校图书馆，1912年创立，由该校负责管理；崇内船板胡同的汇文学校图书馆，初创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1900年被八国联军烧毁，此后重建更名为汇文学校图书馆；崇文门内孝顺胡同的汇文神学校图书馆等等。
从我们所见的这些历史资料看，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老北京胡同是我国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孕育之地。对于胡同的此一巨大贡献，我们后人不应遗忘。（历史资料见于《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刊》《教育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