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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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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传统语文学中，有关词语训释、词语推源、词义辨析、词（字）的形义关系及词典编纂等词汇研究工作开始得最早，秦汉时期都已蔚为大观。而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的词汇学却比语法学和语音学诞生得晚，形成于20世纪中叶，其标志是50年代问世的《汉语词汇》（孙常叙，1956）、《汉语词汇讲话》（周祖谟，1955—1957）、《词汇和词汇学》（周祖谟，1958）、《现代汉语词汇》（王勤、武占坤，1959）等。这些论著初步确定了词汇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研究领域，构建了词汇学的基础理论框架。以此为起点，经过中国学者60余年的不懈努力，词汇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知识体系不断充实，研究理念、方法和手段不断更新，多个分支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本章将以广义词汇学为考察范围，以词汇学的主要分支领域为纲，从词汇语义学、汉语词汇研究、词汇对比研究、词典学与术语研究等方面粗线条地勾勒中国当代词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以期为了解词汇学学术沿革和发展动向提供参考。
第一节词汇语义学研究
一词义研究在词汇学中居重要地位
我国传统语文学中没有与现代语言学“词”（Word）、“词汇”（Vocabulary）严格对应的概念，也没有以词和词汇为研究对象的词汇学（Lexicology），然而词义研究却在以词义解释为中心的训诂学中有悠久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词汇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复苏，又有数部影响较大的词汇学著作问世，在词义研究方面各有拓展或新见。张永言《词汇学简论》（1982）详细论述了词义和概念的关系，从历时、共时和风格学角度构建了词义的分类体系；引介并例示了“辐射”式（radiation）、“连锁”式（concatenation）两种词义发展方式。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1985）全面分析了词义的客观性、概括性、社会性、主观性、发展性、民族性等特征。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1985）对词义和构成词的语素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区分了一词多义中的词义义项和词素义义项，并据此将多义词分为4种类型；在同义词、反义词之外还讨论了上下位词；从“词源”和“现时语感”两个角度提出同音词和多义词的区分标准。从总体上看，80年代词汇学专著中有关词义研究的内容更为丰富，理论性明显增强，反映出词义研究在词汇学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二词义研究系统化与问题聚焦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汉语词义研究在词汇学领域渐成主流，一方面，有数部专著集中探讨词义问题，使汉语词义研究更加全面系统；另一方面，词汇学界围绕一些词义问题展开持续讨论，深化了词义理论研究。这一时期问世的词义研究专著有孙良明《词义和释义》（1982）、朱星《汉语词义简析》（1985）、苏新春《汉语词义学》（1992）、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1996）、罗正坚《汉语词义引申导论》（1996）等。其中贡献和影响较大的是《汉语词义学》和《词义的分析和描写》。
苏新春《汉语词义学》分为结构、人文、方法、史论四篇，“结构篇”比重最大，主要讨论汉语中词的表层义和深层义、词义的基本属性、词义与词形的关系、词义与词语结构、词义的系统结构、词义演变等问题；“人文篇”主要分析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方法篇”全面总结词的“语言结构义”和“文化意义”的分析方法；“史论篇”概述古代、现代、当代词义研究的发展历程、特点及趋势。对汉语词义进行了语言学、文化学、方法论和学术史的多角度综论，是一部具有开拓性的汉语词义学概论。
如果说《汉语词义学》主要以“全”著称，那么，符淮青《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则以“新”取胜。这部著作虽然秉承了20世纪70年代末传入我国的构成成分分析法（即义素分析法）的研究旨趣，但对构成成分分析法的局限有清醒的认识，力求“以自然语言对词义的表述为基础，加以适当的调整、限制，使其规整，结合必要的形式化，去说明、分析词义”（第71页），发明了“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法。“词义成分”指在词典释义中出现的最能显示词义特点的成分；这些词义成分按照自然语言表述规则的结合就成为“词义构成模式”（第92—93页）。这种词义分析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摒弃了依凭研究者的直觉设置或分解词义构成成分的做法，先通过分析某类词的词典释义材料归纳出参项齐备的词典释义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该类词“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的基本分析框架，因此，“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分析法的适用范围明显大于义素分析法。不过，这种分析法是以表动作行为、名物和性状的词为例提出的，分析对象都是意义较为具体的词，如果用于分析意义较为抽象的实词，比如存现动词“在、有”、抽象名词“现象”“关系”等，“词义成分—词义构成模式”恐怕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后，词汇学界还对以下一些词义问题展开重点讨论：
（一）同义词
（二）复合词的语义结构
双音节词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占优势地位，双音节词中又以复合词数量最多。在对复合词的结构类型进行分析时，陆志韦发现“一个语言片段的内部结构有种种类型。一个类型，单就它的各部分的意义上的关系来说，可以是构词法和造句法所同有的”。[※注]后来，朱德熙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汉语复合词的组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基本上是和句法结构关系一致的”[※注]。在这种观点的主导下，长期以来很多现代汉语教科书都把复合词的结构分析放在语法部分，将其视为语法学的研究内容。所归纳出的复合词结构类型通常就是并列（联合）、偏正、主谓、动宾（述宾）、动补（述补）之类。
刘叔新最早提出复合词结构的词汇属性问题，他从多个角度指出，复合词的结构具有词汇属性，与短语不同。比如，“动+名”短语一般是动词性的，但词汇中“‘活动义词素—事物义词素’序，出现在多种词类中：
与语法学对复合词的结构分类及所用术语不同，刘叔新将复合式分成7种“格”：质限格、态饰格、支配格、陈说格、重述格、表单位格、杂合格。[※注]然而，有学者认为，刘叔新“说汉语的辞的结构不是语法问题，这完全正确，但说它是词汇性的，‘是两词素的概念意义相结合而造成的词汇性的结构关系’，似乎不大确切；据此列出的词素意义的相互关系的类型（质限格、态饰格、支配格、陈说格、重述格等）也还没有摆脱偏正式、支配式、陈述式等语法概念的羁绊，因而还需要进一步推敲”。[※注]
怎样才能弄清复合词内部成分的语义关系，准确分析复合词的语义结构？王宁精辟地指出：“因为相当大量的双音词是在先秦文献中已经结合的，所以，有些双音词的结构模式仅仅从现代着手很难判定。”“必须追溯到原初构词的理据。而就原初构词的意图或缘由而言，不少双音词与典故有关，远非有限的几种模式所能涵盖。”[※注]现有的一些复合词结构分类体系尽管别树一帜，但由于“仅仅从现代着手”，加之未能对汉语复合词的结构做周遍分析，因而无法涵盖不少复杂的问题，比如，“自学”与“自信”、“显能”与“显眼”、“难熬”与“难缠”的结构是否一样？如果一样，那么“自信”按主谓结构、“显眼”按动宾结构、“难缠”按偏正（状中）结构来分析怎么无法得出现有词义？如果不一样，那么这些词的结构分别属何种类型，形成的理据或机制是什么？进而言之，构建一个怎样的复合词结构体系才能涵盖汉语词汇系统中所有复合词的结构类型？这些问题在21世纪得到多视角的、更为深入的持续讨论。（详见第二节第一部分之（二））
（三）词义演变规律
词汇学界早期对词义演变规律的研究非常宏观，通常是以词义的某种属性为着眼点，将原义与新义做二元对立的划分，旨在揭示词义衍化的大势。比如，以词义的抽象性或概括性为观察视角，发现词义演变的总趋势是“从具体到抽象”或“从个别到一般”；以义域为观察视角，发现词义引申会导致词义扩大或缩小；以义类为观察视角，发现词义引申可能导致词义转移。这种宏观研究未能涉及词义演变的机制和动因，因而有学者批评说：“这些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规律。不能用来说明过去词义为什么演变，也不能预测未来词义怎样演变。扩展和紧缩只不过是演变的逻辑可能性。如果词义的范围起变化的话，不是扩展便是紧缩。”[※注]
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词义演变规律的研究逐渐深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结合词义演变动因归纳词义引申类型。陆宗达和王宁（1981）将古代书面汉语词义引申归纳为三种类型：理性的引申、形似的引申和礼俗的引申。理性的引申分为因果的引申、时空的引申、动静的引申、施受的引申、反正的引申、虚实的引申6个次类；形似的引申分为同状的引申和同所的引申2个次类。这一全新的词义引申分类体系不仅多角度、多层次地归纳了新义与原义的关系，而且还揭示出词义演变的三大动因，理性的引申“反映的是哲学上的‘相因关系’”，即“因与果、时与空、动与静、施与受、反与正、虚与实”等；形似的引申反映的是隐喻认知方式对于词义引申的促动作用；礼俗的引申反映的是汉民族古代礼制和习俗对词义引申的促动作用。
其二，发现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对于词义演变的作用。以往研究认为，“词义从一点（本义）出发，沿着它的特点所决定的方向，按照各民族的习惯，不断产生新义或派生新词，从而构成有系统的义列”。在引申义列中，“义项因为从同一出发点出发而互有联系”[※注]。后来的研究却发现，有些词的新义和原义之间并没有合乎逻辑的联系，原因在于，这类新义不是沿着本义的特点独立发展的结果，而是源自词语的语义聚合关系或组合关系。
蒋绍愚（1981、1989）最先对一种源自语义聚合关系的词义衍生现象——“相因生义”进行了专题研究。“相因生义”是指，“A词原来只和B词的一个义位B1相通。由于类推作用，A词又取得了B词的另一个义位的意义B2，甚至取得了B这个字的假借意义B′2”[※注]。之后，又有孙雍长（1985）“词义渗透”说、许嘉璐（1987）“同步引申”说、董为光（1991）“横向联系”说、张博（1995）“相应引申”说、李宗江（1999）“聚合类推”说、江蓝生（2000）“类同引申”说等。“虽然这些提法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或强调引申过程中的主从关系、即谁影响谁，或强调引申的方向与幅度一致，或看重引申的结果而忽略过程，但究其实质，都是由于聚合关系影响和制约而发生的词义衍生，可统称为‘聚合同化’。聚合同化是指两个（或多个）词在某个义位上具有同义（或类义、反义）关系，词义运动的结果会导致它们在另外的义位上也形成同义（或类义、反义）关系。”[※注]
伍铁平最早论及组合关系对于词义演变的作用，他使用的概念是“组合感染”，所列举的汉语实例是，“夏屋”的“夏”感染了“屋”的意义，本身也表示“大屋”了。[※注]张博（1999）出于多种考虑，将这种词义演变现象命名为“组合同化”，并探讨了偏正、述宾、述补、并列4种结构中组合同化的方向，揭示了“组合同化”的深层原因，认为同义连用是上古汉语双音节组合中的强势组合，组合同化是语言使用者将同义组合关系投射到非同义组合而引起的词义衍生。
词义的聚合同化和组合同化理论打破了在一词多义中探寻语义关联和衍生次第的思维定式，使我们认识到，词义的发展并不总是“各行其道”的孤立运动，而有可能受到语义聚合关系或组合关系的影响。然而，一个词的某个义位究竟是源自聚合同化，还是组合同化，抑或词义引申，常常会有见仁见智的异议，还需要在判定原则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
三以义位为中心的词汇语义学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研究的重心开始由句法转向语义，语义学成为一门备受重视的新学科，国际语言学领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语义学著作，我国语言学界也出现了贾彦德《语义学导论》、伍谦光《语义学导论》、贾彦德《汉语语义学》、石安石《语义论》、束定芳《现代语义学》等重要的语义学著作。由于词语是承载语义的基本单位，因此，这些语义学著作除了讨论句子的语义结构，解释语义与句法、语境的关系等，都或多或少地论及词义、词义与句法的相互作用等问题。
随着语义学的发展，词汇语义学渐成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克鲁斯的《词汇语义学》[※注]开创了这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深化了对词汇的习语性、模糊性、同义关系、层级关系、反义关系及组合关系等问题的探讨，它所创建的描写和概括词汇关系的原则和方法广为词汇语义研究所借鉴。
20—21世纪之交，我国出现了两部专语词汇语义学著作，即黎良军《汉语词汇语义学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和王文斌《英语词汇语义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这两部著作在推进汉语和英语的词汇语义研究方面各有贡献，但理论框架不够清晰，内容略显庞杂，还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词汇语义学专著。
我国词汇语义学的开山之作当推张志毅、张庆云的《词汇语义学》。该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述语义学和词汇语义学发展简史；第二部分是全书的主体，阐述四种义位理论——义位结构论、义位定性论、义位语用论、义位演变论；第三部分讨论义位描写的原则和方法。该书与克鲁斯的《词汇语义学》同属普通词汇语义学专著，相比之下，有其鲜明的特点：第一，以义位为中心研究词汇语义，构建了以义位为中心的词汇语义学理论框架。第二，对义位的微观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比如对构成义位的义值与义域、构成义值的基义与陪义分别进行界说和分析，其中有关基义内部义素的层级结构及义素分析法多有新意和方法论价值。第三，共时与历时双向研究，特设“义位演变论”专章，介绍词义演变研究由个体、孤立、分散到系统的新趋势，对汉语不同类型的词义演变进行了抽样统计，提炼并例示了“转移”、“转类”、“缩小”、“扩大”等多种义位演变模式。
从总体上看，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对词汇语义的研究更为全面，所构建的词汇语义学理论体系更有特色，更趋完善。只是对某些问题的论述稍显简括，这与作者力求精练、不事铺排的文风有关。另外，个别术语与通用术语不太一致，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四词汇语义学的多维拓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受当代语言学前沿理论和方法的影响，面对信息化社会对词汇语义研究的现实需求，中国词汇语义学呈现出理论背景多元化、研究视角多维化、方法手段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拓展了学科的研究领域和应用范围。以下选取几个重要侧面做简要介绍。
（一）认知视角的词汇语义研究
“跟生成语言学注重形式、从形式出发相反，认知语言学注重意义、从意义出发。”[※注]因此，认知语言学与词汇语义学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21世纪初，中国外语教学界系统引介认知语言学和认知语义学的概论性著作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认知视角的词汇语义研究，例如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专章讨论了“词的概念与词汇变化”；束定芳《认知语义学》分析了词义的认知特点，并从认知的角度讨论了名词化与动词化这两种重要的词汇化现象。近年来，将认知语言学理论与词义研究相结合的成果日益增多，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多用隐喻和转喻理论探讨一词多义或词义衍生。德克·吉拉兹（D.Geeraerts）将欧美词汇语义学五大流派之一“认知语义学”梳理为五个方面的研究：典型性和凸显、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理想化认知模式和语义框架、词语用法及语义变化、基于语境的认知语义[※注]。与此相比，中国认知视角的词汇语义研究中最为盛行的是用隐喻和转喻理论探讨词义衍生或一词多义。例如，王洪君《动物、身体两义场单字及两字组转义模式比较》（2005）、王文斌《隐喻性词义的生成和演变》（2007）、张博《汉语动源职事称谓衍生的特点及认知机制》（2011）等。
3.英语学界和汉语学界的研究旨趣明显不同。在认知语言学理论与词汇语义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中，英语学界偏重于用词义衍生现象例示或诠释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汉语学界偏重于用认知语言学基础理论来解释词义衍生现象和规律。在后续研究中，前者需要将工作重心从理论引介向词汇语义问题研究转移；后者则应立足于汉语词汇语义的深入研究，追求从理论借鉴走向丰富或创新认知语义学理论。
（二）基于语料库的词汇语义研究
Halliday和Yallop在论及词汇学发展近况时指出，“二十世纪末，词汇学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变化，主要取决于可用于数据处理和文本研究的新技术，其中两个关键资源就是计算机和语料库”。[※注]近年来，我国语言学者运用计算机技术和各类语料库研究词汇语义问题，在多个层面取得丰硕成果，推进了词汇语义学研究。
2.词义发展与新义研究。语料库为追踪词义的发展和发现新义提供了便利，促进了词义演变类型、途径及动因的研究。例如，亢世勇等（2008）介绍了其所研发的“新词语中旧词新义新用信息库”，该库共700个词条记录，将其新义演变途径细分为38种，经过归纳，发现经由比喻引申出的新义占43%，通过借代引申出的新义占16.14%，两者合计占59.14%，表明利用修辞手段是当代汉语新义衍生的重要途径。
（三）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词汇语义研究
自然语言处理是人工智能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该学科的发展需要词汇语义学的有力支撑。20世纪末，林杏光就出版了题为《词汇语义和计算语言学》（1999）的专著，尽管该书的两个论题还相当疏离，但毕竟表现出词汇语义学服务于语言信息处理的积极态势。近一二十年来，在自然语言处理迅速发展的驱动下，词汇语义的应用研究大有拓展。
在开发面向自然语言处理的词汇语义资源和进行语料库语义标注的过程中，发现面向人的语言词典存在一些不能满足自然语言处理的普遍问题。比如，释义不能给出清晰的词语语义结构、义项之间界限不清、义项划分过粗过细或颗粒度不一等，由此引发一些新课题研究，例如，吴云芳、俞士汶（2006）探讨信息处理用词语义项区分的范围、原则和方法；袁毓林（2013）在生成词库论和论元结构理论的指导下，探讨构造汉语语义描写体系和建设相应的语义知识库的技术路线，并展示了这种多层面的语义知识在语义自动计算中的运用案例。
以上分4个阶段简要总结了60余年来我国词汇语义学的发展历程。从总体上看，我国词汇语义学是一门积淀深厚而又充满活力的学科，半个多世纪以来取得长足发展，然而，能否产生富有开创性、影响深远的主流理论和方法，还需要新一代学者的不懈努力。
第二节汉语词汇研究
一现代汉语词汇研究
（一）现代汉语词汇的构成
60余年来，词汇学界对上述类别的词汇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初稿）[※注]、《现代汉语频率词典》[※注]、《现代汉语常用词表》（草案）[※注]等常用词表是基本词汇和常用词研究向应用层面转化的产物；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温端政《歇后语》、《谚语》，马国凡《成语》，马国凡、高歌东《惯用语》等，都是特定类别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构词法/词汇结构
最早对现代汉语构词法进行大规模专题研究的是陆志韦等撰写的研究报告《汉语的构词法》（1957）。该报告提出确定词汇单位的“扩展法”，并对“三、四万条意义紧凑的，北京口语里能单说的例子”（即“词”）进行了分析归纳，在此基础上，将汉语“词”的结构分为九大类：多音的根词、并立、重叠、向心（修饰）、后补、动宾、主谓、前置成分、后置成分（第11页）。尽管该分类体系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将单纯词、复合词、派生词及其次类置于同一层面，偶或混淆构词法和构形法（如把“吃吃”、“歇歇儿”、“白白的”等归入重叠［第118页］）、混淆构词成分与构形成分（如把“着”、“了”、“过”等视为后置成分（第136—137页）），但它所开创的构词法/词汇结构体系为当时及后来的构词法/词汇结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参考框架，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
（三）词汇的共时语义关系
词语的语义关系向来是汉语词汇研究的热点，20世纪50—80年代，概论性词汇学著作通常都会设置章节讨论同义/近义、反义、上下义、多义等语义关系。这既涉及词语的共时语义关系，也涉及词语的历时语义关系。到20世纪80年代，受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刘叔新“产生了对现代汉语词汇作一全面共时描写的想法”[※注]，经过七八年的研究探索，撰写出独树一帜的词汇学名著《汉语描写词汇学》。该书完全撇开了历时维度的探讨，从共时层面全面探讨词汇的构成单位、形式和意义、词汇单位类集和词汇语义关系等词汇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其中最突出的建树在于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揭示了现代汉语词汇的11种“结构组织”：同义组、反义组、对比组、分割对象组、固定搭配组、特定搭配组、互向依赖组、单向依赖组、挨连组、级次组以及同素族，构建了一张巨细无遗的共时语义关系网络，把现代汉语全部词语都网罗在内。刘叔新的“结构组织”学说加深了人们对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内在结构的认识，开辟了语义关系研究的新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学和词汇语义学理论，对后来的词语语义关系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现代汉语词汇发展
二古代汉语词汇研究
（一）汉语词汇史与汉语历史词汇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前，有关汉语词汇发展规律的理论探讨散见于一些兼涉古今的词汇学概论或单篇论文中。1980年以来，何九盈、蒋绍愚《古汉语词汇讲话》（1980）、赵克勤《古汉语词汇概要》（1987）和《古代汉语词汇学》（1994）、周光庆《古汉语词汇学简论》（1989）、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1989）等相继问世，形成了开创汉语历史词汇学理论体系的合力。其中最受学界推崇的是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该书总结并继承了传统训诂学的重要成就，创造性地将现代语义学“义位”“义位变体”和“义素”等概念、义素分析法和语义场等理论方法引入汉语历史词汇学，对词义发展方式、词汇和语法的关系、汉语的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等问题的独到分析令人耳目一新。
（二）汉语词汇分期/断代/专书研究
王力曾经指出，古人对词汇的研究“只注意上古，不大注意中古以后的发展”[※注]。这种厚古薄今的传统在当代词汇学时期、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得到有力纠矫。
（三）古汉语词汇专题/专域研究
复音词研究。汉语词汇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大趋势，不同历史时期或专书中复音词的数量分布、结构类型、增长趋势以及复音化的深层原因等问题引发了持续不断的研究。马真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发表长篇论文《先秦复音词初探》（连载）（1980—1981），深入探讨划定先秦复音词的标准、先秦复音词的构造方式、先秦词汇复音化的原因和途径、复音词在先秦词汇及至整个汉语词汇发展中的地位等问题，为汉语词汇发展史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在古汉语复音词研究方面用力最勤、影响最大的是程湘清，程先生对《尚书》、《诗经》、《论语》、《韩非子》、《论衡》、《世说新语》及敦煌变文的复音词都做过深入细致的描写分析，并提出专书复音词的4种研究方法。[※注]
同义词研究。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理论探讨主要围绕同义词的界定、判定方法、类型、成因、专书同义词研究方法、同义词辨析等问题展开，在理论探讨方面最有建树的是黄金贵、池昌海、徐正考等。近20年来，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研究成果很多，冯蒸《〈说文〉同义词研究》（1995）、池昌海《〈史记〉同义词研究》（2002）、徐正考《〈论衡〉同义词研究》（2004）等都是描写精细且注重理论方法探讨的专书同义词研究重要成果。
常用词研究。受训诂学传统的影响，中古汉语词汇研究长期以疑难词语为主要对象。1995年，张永言、汪维辉指出，“词汇史有别于训诂学，二者不应混为一谈；中古词汇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兴趣和力量集中于疑难词语考释的现状亟待改变；常用词语演变的研究应当引起重视并放在词汇史研究的中心位置”。[※注]在其倡导下，古汉语常用词研究迅速成为汉语史研究新领域，有关汉语常用词历时更替的描写研究以及常用词演变更替的类型、规律、原因、研究方法的理论探讨日益受到重视，该领域的代表性成果是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1999）和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研究》（2000）。
由上观之，半个多世纪的古汉语词汇研究成绩斐然，但是也应当看到，很多论著只是在研究范围或语料上有所变换，而研究视角、思路、层面、方法、程序、观点等则多有因循，因此，需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深化理论探讨。
三汉语词源学研究
“汉语词源学是一门以探求汉语词的原初造词理据和音义状态为目的的学科。”[※注]在我国，词源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两千多年间先后产生过东汉刘熙《释名》声训法、宋代王圣美等人的“右文说”、清儒的“音近义通”说、章太炎《文始》语根沿流法、沈兼士的新右文体系、杨树达的语源考索法、高本汉《汉语词类》声母韵尾框范法等重要的理论方法[※注]，而作为一门学科，汉语词源学的产生当始于20世纪80年代，目前已形成立足于汉语类型特征、以单语素词孳衍规律为研究重心的特色，并呈现出研究视角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一）王力《同源字典》
王力同源字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从声音和意义两个方面对同源字严加限制，反复强调只有声音和意义都相同相近的字才算是同源字。这种音义双重限制法对于力矫传统同源词系联无限牵合的弊端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出追求同源词系联的可操作性和可信度的科学理想。然而，在认识同源词音义关系和源流关系上存在着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后来多有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
（二）刘又辛的汉语词族研究
刘又辛有关汉语词族的理论研究主要反映在《“右文说”说》（1982）、《汉语词族研究的沿革、方法和意义》（1993）、《谈谈汉语词源研究》（2001）等十余篇论文和专著《训诂学新论》（1989）中。这些论著从学术史的角度审视汉语词族研究的演进和局限，探讨汉语词族研究的基本理论和科学方法，揭示汉语词族衍生的特点和规律。
刘又辛对汉语词源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1）确立词族研究“以词为纲”的基本原则；（2）丰富了“右文说”的理论内涵；（3）倡导推测与验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注]另外，刘又辛发表了《释“籧篨”》（1984）等约十篇以“释×”为题的系列论文，进行词族系联及词语探源。资料详赡，考辨精严，践履了其所提炼发明的词族研究方法论，为推进词族系联和词语探源方法的科学化起到了示范作用。
（三）王宁的汉语词源学理论建树
（四）多元视角的汉语词源研究
近三十多年来，在汉语词源研究领域还有一些视角不同、各有特色的研究。
张永言（1981）将词的“内部形式”界定为词的词源结构或词的理据，在简述各类词语的内部形式及特点后，利用同族词或同根词的比勘和亲属语言中同源词的参较对汉语中有关动物、植物、矿物的几个古老名称的得名之由进行考索。另外，还谈到“民间词源”现象。该文是新时期最早对汉语词源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视野开阔，方法新颖，对汉语词源研究和汉藏语同源词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任继昉和殷继明在汉语语源学理论体系建设和语源研究史方面用力较多。任继昉《汉语语源学》（1992）是第一部概论汉语语源学的专著，主要讨论了语源和语源学、语源学原理、词族的结构关系和语源的研究方法，该书的特点是具有历史比较语言学视野，注重概念术语体系的设计和方法的探讨。殷寄明20世纪末先后出版《汉语语源义初探》（1998）和《语源学概论》（2000）。前者重点讨论语源义与汉字模式、汉语词汇、训诂实践及古代文化的关系，该书利用形声字推求语源义的例证极为丰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后者从语源学本体论、源流论、中心论、方法论、功能论、新课题等方面进行讨论，在构筑汉语语源学理论体系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利用声调的转换构造意义有联系的新词是汉语中较为能产的构词方式，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2000）是首部专门研究这种构词方式的著作。该书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对100组变调构词的考释，另一部分是理论探讨，涉及汉语变调构词的性质、字形表现、与其他构词现象的关系，原始词与滋生词的关系，变调构词的分类原则及变调构词的起源等问题。
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2001）和黄易青《上古汉语同源词意义系统研究》（2007）是在王宁指导下分别从语音和意义两个侧面对汉语同源词进行深入研究的姊妹篇。孟著基于从《说文》中系联的800组同源词，对同源词的声转关系和韵转关系进行全面分析，揭示了同源词语音关系的复杂性和规律性，为同源词的判定与系联提供了可靠依据及语音关系分析方法。黄著探讨的核心问题可归结为词源意义、意义运动规律和同源意义系统。该书篇幅很大，所发掘的同源词和义通关系极为丰富，不过读者对其方法论原则和操作手段较难把握。
张博《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2003）首次提出“汉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汉语同族词的验证方法”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论题，认为上古汉语词汇单语素—单音节的类型特征限制了汉语以复合或派生的方式构造新词，迫使新词主要通过原词单语素—单音节格局的内部变异而衍生，因此，同族词是上古汉语构词法的产物。该书一方面从本体的角度揭示义衍、音转两类同族词的孳生规律，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构建汉语内部材料平行互证、亲属语言旁证和民族文化辅证相结合的三维验证模式，“是一部对汉语词源学和普通词源理论有重要推进的论著”[※注]。
张绍麒《汉语流俗词源研究》（2000）是第一部汉语流俗词源理论探讨和考释相结合的专著，张希峰《汉语词族丛考》（1999）、《汉语词族续考》（2000）和《汉语词族三考》（2004）是大规模汉语词族考释丛书，丁邦新、孙宏开主编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系列[※注]是基于120多种语言和方言对汉藏语系同源词进行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些成果对于从事汉语词源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汉语词汇化研究
2002年以后，董秀芳又发表《“X说”的词汇化》（2003）等多篇有关词汇化的论文，并于2011出版《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修订本），使原著的研究主旨更加凸显，有些概念界说和理论阐释更加充分清晰，例证分析也更为妥帖。
第三节词汇对比研究
对不同语言/方言的词汇进行比较或对比有两个学术支派，一是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comparativelinguistics）对不同语言间基本词汇的比较，旨在发现不同语言间的同源词及其语音对应规律，以探寻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或不同语言词汇发展变化的轨迹及其原因；二是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linguistics）对不同语言/方言词汇进行的共时对比研究，主要是描写分析不同语言/方言词汇的异同，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类型学研究和语言教学。在我国，历史比较语言学视角的同源词研究主要归属于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领域，词汇学界所做的词汇对比主要属于对比语言学范畴。但是，由于词汇对比常常需要从共时和历时两个向度上来进行，加之我国语言学界（尤其是汉语学界）对“比较”和“对比”并未严加区分，因此，本节所用的词汇对比是一个以共时为主兼涉历时的广义的概念。
一汉外词汇对比研究
汉外词汇对比是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领域，不过早期的汉外对比研究侧重于语法和语音比较[※注]，20世纪末出版了多部汉英语法对比专著，词汇对比专著不仅没有，甚至在一些概论性汉英对比语言学著作中，都没有词汇对比的一席之地，如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共12章，没有一个有关词汇对比的章节。不过，可喜的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对比语言学一般理论和方法的专著——许余龙《对比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设专章较为系统地讨论了词汇对比，包括词汇对比的方法、词汇形态学对比和词汇语义学对比，有关词汇形态学对比主要讨论了词汇系统的形态特征对比和构词法对比，有关词汇语义学对比主要讨论了词汇的理据性对比、词化程度对比、语义场对比、词的搭配对比等理论问题。开拓了汉外词汇对比的理论视野，并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指导。
21世纪以来，汉外词汇对比有了新的进展，表现在：（1）出现了汉外词汇对比专著。蔡基刚《英汉词汇对比研究》（2008）讨论了一些英汉词汇对比的基本问题，但更多的是对字词关系、词汇表达力、词化能力、搭配能力、借词能力、词汇量大小、词语单位信息量等学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索，其中不乏独到见解。不过该书层次不够分明，内容略显庞杂。（2）词汇对比研究视角多元化。除了语言学视角的词汇对比之外，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对比隐喻转喻对词义发展的影响、从文化语言学视角对比汉外词语的文化内涵（如性别歧视等）、从类型学视角对比汉外词化模式或词义引申路径（详见后文）等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英语学界在引进新理论、新视角进行汉外词汇对比方面一直走在前列。
二普方词汇对比研究
近年来，李宇明主编的《全球华语词典》（2010）和正在主编的《全球华语大词典》进一步将普方词汇对比研究范围拓展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澳洲和美洲等地的华语词汇，这必定会引发大量普通话词汇与海外华语词汇对比研究的新课题。
三类型学视角的词汇对比研究
近年来，我国语言学界受欧美类型学研究的影响，出现了一些类型学视角的词汇对比研究，其中一个特别凸显的热点就是对运动事件（motionevent）词化模式的汉外对比研究。参与这方面讨论的主要是英语研究者，如严辰松《运动事件的词汇化模式》等。汉语学界也开始见到类型学视角的词汇对比研究成果，如张赪（2009）对汉泰语量词语义系统的对比。
第四节词典学与术语研究
词典学和术语与词汇学的关系至为密切，一方面，词典的收词释义、术语的定名界说及规范等都需要词汇学的支撑，另一方面，词典编纂和术语研究又会不断地给词汇学带来新课题，促进词汇学的发展。因此，本节侧重于从广义词汇学的角度对当代词典学与术语研究的发展概况做简要述评。
一词典学理论研究
词典学（lexicography）也称辞书学，是研究词典收词、释义、编排体例及功能等问题的学科，属于应用词汇学的分支学科。我国词典编纂的历史很长，在汉代就已经有了《尔雅》、《说文解字》和《释名》等较为成熟的辞书。不过，古代有关词典编纂的专题探讨则十分零散，新中国成立以来，词典的理论研究才日益受到重视。
胡明扬等编著的《词典学概论》（1982）是我国第一部词典学研究的理论著作。该书在概述词典的功用、类型及词典编纂史等宏观问题后，重点论述了单语语文词典的资料处理、选词立目、注音、释义等，其中对释义方式两大类、六小类的概括尤为清晰，即：对释式（同义词对释、词语交叉对释、反义对释、限制词同义对释）和定义式（逻辑定义释义、说明定义对释），对后来的释义研究与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该书还对双语语文词典的资料和蓝本、词条的组织以及词典的体例、编排法等进行了讨论，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原则和方法。这部著作创建了汉语单语和汉外双语词典研究的理论框架，标志着我国词典学学科的诞生。
外语学界先后出现了两位词典学理论研究的领军专家。一位是黄建华，他1987年出版的《词典论》注重区分词典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前者指词典中按一定方式编排的词目总体（也称总体结构），后者指条目中经过系统安排的全部信息（也称词条结构），并主要以“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为纲对词典学问题进行论述，最后一章简要论及双语词典。后来，黄建华和陈楚祥合著《双语词典学导论》（1997），对双语词典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外语学界另一位著名词典学家是章宜华，他是词典学领域理论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先后出版《语义学与词典释义》（2002）、《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2004）、《当代词典学》（2007）、《语义·认知·释义》（2009）、《基于用户认知视角的对外汉语词典释义研究》（2011）等多部专著，这些著作各有研究侧重和理论创新，在词典学界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和引领作用。
对语文辞书编纂中的疑难问题和编纂经验进行探讨总结，也是词典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侧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的几代学者对于推动词典学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结合贡献殊巨。程荣《字·词·词典》（2001）、韩敬体《〈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学术论文集》（2004）、晁继周《语文词典论集》（2005）、刘庆隆《辞书编纂工艺导论》（2008）及谭景春、李志江、王楠等发表的系列论文皆是此类研究的代表。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创办辞书学专业期刊《辞书研究》，至今已刊载数千篇本领域研究论文；中国辞书学会于1992年成立，该学会又先后发展出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辞书理论和辞书史专业委员会、辞书编纂现代化专业委员会等，这些学术组织及其主办的学术会议在促进词典学/辞书学理论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语文辞书的发展
语文辞书是着眼于所收词语的领域分布来命名的一类词典，它以收录语文词汇为主，是与百科词典相对而言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语文辞书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造出《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语文辞书品牌
半个多世纪中，我国出版了不少精品语文辞书，其中最负盛誉的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首版于1953年面世，是我国第一部以白话释义举例的小型字典。50余年来累计发行达4亿册，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图书发行量之最。《现代汉语词典》首版于1978年面世，是以记录普通话语汇为主的中型词典。迄今发行近5000万册，印量之大，在中国辞书史上亦属罕见。这两部辞书何以会赢得众多使用者的喜爱，产生无与伦比的品牌效应？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编纂者不懈地加以修订，追求自我完善，求新求精。江蓝生主持修订的《新华》第11版和《现汉》第6版在修订理念和工作机制等多个方面多有创新。《新华》第11版新增字头2800多个，删除和增补复音词数百条，对第10版体例、注音、释义、例证、字形、人名姓氏地名用字、检字表、附录等做了全面修订，是《新华字典》历次修订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新华》和《现汉》就是这样不断地以其新理念、新范式、新视角、新方法、新知识、新内容推动着我国语文辞书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编纂出版大型语文辞书《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
《汉语大词典》（1986—1994）是一部大型汉语词典，也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语文辞书。古今词语兼收，源流并重，共收词目约37万条，5000余万字。《汉语大字典》（1986—1990）全书约2000万字，共收楷书单字56000多个，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收集汉字单字最多、释义最全的一部汉语字典。这两部大型语文辞书都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周恩来、邓小平同志批准立项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分别由多省市学者通力合作完成，这标志着我国语文辞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辞书编纂走向规范化和多元化
在《现汉》编纂之初，吕叔湘亲自制定了《〈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1958）[※注]，该《细则》有8个部分：总则，语汇，条目，字形、词形，注音，释义，举例，标志、标点、其他格式，8部分共含细则180条，涉及词典编写的方方面面，使编写人员遇到各类问题都有据可依。这样精细明晰的编写细则在我国辞书史上实属首创，不仅为《现汉》的编写提供了规范和标准，对其他语文辞书编纂也产生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随着辞书建设的发展，辞书编纂规范和标准建设逐渐由典内走向行业。在业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我国先后颁布并修订了多项辞书编纂的国家标准，包括《辞书编纂符号》、《辞书编纂基本术语》、《辞书编纂常用汉语缩略语》、《辞书编纂的一般原则与方法》等，为辞书编纂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抵制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等炮制伪劣辞书的不法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术语研究
科技术语规范工作是建立在扎实的术语研究基础之上的，需要科技工作者和语言学者的通力合作。几十年来，我国不少语言学者在术语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郑述谱在引介国外术语学、尤其是俄国术语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俄罗斯当代术语学》（2005）；《辞海》是兼有语文辞典和百科辞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科学技术类条目约占全典四分之一，周明鉴（1999）对新版《辞海》科技条目的增删和修改进行了全面总结；李志江撰写多篇论文对《现代汉语词典》科技/百科条目的分布、收录标准、释义及各修订版的增删情况进行分析研究。这些都是术语研究的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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