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大型化、人口结构提升、流动速度加快，让传统的治理手段不管用了
居民原子化，增大了日常管理的难度，也暴露出网格化“网眼”过大的问题
利益群体及诉求多元化，意味着社区承担的服务管理职能更加丰富，对网格及时调整划分、网格员配备、制度机制保障等提出了新要求
进一步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催生社区自治发育程度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邓华宁毛海峰李金红王俊禄
本地户籍人口5.9万、外来人口25.3万，数倍于本地人的外来人口，分布在1.2万家各类生产经营单位里。这是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面临的情况。
“基层治理不只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更应是社会治理的前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社会治理精细化提出了更高要求。
记者调研东、中、西部多省市发现，当前城市社区的人员构成、面临的主要矛盾都在发生新变化，呈现出社区大型化、居民原子化、利益群体及诉求多元化、社区自我管理能力待优化等特点，给城市社区治理带来新挑战。
南京市建邺区南苑街道兴达社区的网格长范璐（左）和同事在超市
为辖区居民代购蔬菜（2020年2月17日摄）李博摄/本刊
挑战一：大型社区待织密网格
社区大型化、人口结构提升、流动速度加快，增大城市社区服务管理难度。
一方面，在一些城市，超大型楼盘、万人小区不断出现，人口密度加大。例如，江苏常州新北区的绿都万和城社区有2万户，三井街道的世贸社区有8000多户。在江苏南京，滨江板块的世贸外滩新城、恒盛金陵湾等小区均为50层住宅楼密集建设，不少小区住户数达1万户左右。
另一方面，不少城市的城郊结合处出现拆迁安置小区，城郊大型社区与拆迁农户大型集中居住区交错涌现。例如，江苏南京市江宁区的殷巷新寓、建邺区莲花新城等都是超大型社区，一个小区住户多达几万人，甚至10多万人。
此外，一些大型社区高层次人才集中，工作、求学的外籍人士增多，考验社区网格员的交流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例如，疫情期间，江苏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组建了外籍人士服务队，采集到有700名外籍人士常住在该街道。
小区规模扩大，人口基数增多，服务管理群体更加多元，让原有“了解情况靠走、登记信息靠手、交流沟通靠嘴”的传统人工服务管理方式捉襟见肘。
挑战二：原子居民唤紧密联系
“不同于过去的熟人社会，如今的社区更像‘契约’社会，服务对象是呈原子化的居民。”竹立家说，随着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单位人”成为“社会人”。
居民呈现为分散的原子状态，个体需求更多元。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一些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联系不够紧密。
受访专家说，社区与居民脱节，体现出传统行政主导的社区服务供给方式效率较低，不适应社会诉求个体化现状。一些社区工作人员下沉不足，不够了解社区情况，社区党组织吸引力凝聚力不足，基层党组织活动覆盖面有限。
“这种脱节，增大了日常管理的难度，当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暴发时，更暴露出网格化网眼过大，动态情况难掌握的问题。”浙江杭州市江干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邵雪荣说。
部分受访社区居民建议，社区可按需试行弹性工作制、错时工作制、周末轮班制；组织策划各类活动向晚上和周末倾斜，确保居民能体验、广参与。
挑战三：多元诉求需联动化解
利益群体及诉求多元化，容易导致社区矛盾多发，解决难度增加。例如，业主委员会选举、P2P集资、拆迁、违建、学区划分、新建商品房小区质量与得房率等问题，将不同利益群体连接起来，群众诉求多元。
社区承担的服务管理职能日益繁重，对网格及时调整划分、联络服务人员的配备、制度机制保障等提出了新要求。但记者调研发现，不少地区网格负责人的工作范围、职责及权限尚缺乏明确规定，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
此外，部分社区间在跨街道、跨业务协助方面表现较弱，尤其在涉及利益纠纷时，难以依据网格化管理的实际需求对其他单位及部门资源进行调度。
受访专家建议，一方面要持续完善网格化服务管理事项责任清单，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网格员在群众需求与政策落实间的上下联通作用，解决不了的事项及时上报，同时加强统筹调度能力，多渠道帮助协调解决百姓需求。
挑战四：社区自治盼组织激活
基层自治发展缓慢，居民过度依赖政府，是当前城市基层治理的又一挑战。
江苏溧阳市网格化中心的工作人员说，如果仅依靠行政命令和简单宣传，很难充分调动居民广泛参与社区自治的积极性。如何优化社区自我管理能力？在网格员组织下，类似自管小组的社会组织发挥作用，有效帮助居民熟练掌握社区治理议事规则和实务操练。
自管小组副组长赵凤霞说，这是陕西宝鸡市试点“社区院落微治理”的成功实践。自2018年6月街道办在3号楼推行“党建+微治理”项目以来，3号楼49户居民协商成立了自管小组，制定了院落居民公约，承担起小区物业管理、居民纠纷协调等事项。
“社区网格化管理在网格划分、人员配备、技术应用等方面离不开政府主导，也不能忽视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的充分参与。”竹立家说，要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等参与社会治理途径，形成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